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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尽管中国不乏成功的生意人和企业，却少有成功的公司。据一些经济学史学家(我记得其中有千家驹先生)考证，中国的商业传统源远流长。今天的“商人”一词原指商族人，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商业已开始在中国兴起。近年来美国《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排行榜中，也多有华人入选。然而，毋庸讳言，许多个人的成功不见得能说明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
成功。今天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就是一个明证。关键在于，企业并不等同于公司，公司只是企业的一种形式。与其它企业形式，如个人业主制，合伙制，或家族制企业不同，公司的重要特点是，它能将并非亲朋好友、甚至个性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为盈利的目的携手努力。应当承认，互相熟识和友善、同心同德，是互相信任和同舟共济的基础，从而是一个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又是非常稀缺的，以致一个社会中居民之间的许多潜在的合作因此不能实现，失去了不少创造财富的机会。公司形式就是在亲情和友善稀缺条件下的一种企业形式，从而挖掘了在其它企业形式下不可能实现的生产潜力。这也许是美国成功的一个原因。
在西方的公司制度传入之前，中国也有原生的公司制企业，如四川的盐井。顺便说一句，科斯教授曾对《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有关四川盐井的报道非常感兴趣，因为在19世纪，依赖于前现代的技术，盐井的钻井深度仍领先于西方，为世界之最。然而盐井的另一特点，也许会使这位新制度经济学之父更感兴趣。这就是盐井多采用类似于公司制度的形式。这种形式被四川的两位经济史学家彭久松和陈然称为“契约股份制”。它既有“有限责任”的概念，也有类似于法人的“井”概念。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超越了家族界限，将更多的人的资源聚集起来，使风险较大的盐井钻探成为可能，也成就了上面所说的技术奇迹。然而，这种形式终究没有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形式。这也许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据说张光直先生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国式的，一种是西方式的。他认为中国式的是一种普世的形式，而西方式的则是特例。我没有具体钻研过张光直先生的著作，依我猜测，所谓中国式的，是以家族制为基础的，而西方式的，则是以民主制为基础。家族制传统的诞生和演进是自然生发的，而民主制的出现则是偶然的。在传统中国，家族制几乎主导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精神层面有祖先崇拜，道德教化则靠宗族祠堂，经济活动以家族企业为主，政治上则是“家天下”。“桃园三结义”和“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没有血缘关系时，模拟家族也能成就事业。民主制的出现注定是更艰难的。西方早期民主制的产生也许与家族制的不够成功有关。频繁的战争和海外贸易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希腊人不能形成稳定且持久的家族体系。然而，希腊的覆灭，罗马帝国从共和走向专制，也证明了早期民主制的失败。但西方的家族制从来没有达到像中国这样成熟。专制的罗马帝国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家族世袭制。尽管如同曼瑟·奥尔森所说，西方的现代民主制是在偶然情况下产生的，但西方舍此没有其它成功之路。现代民主制一旦出现，就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制度就是民主制在企业中的应用。股东就是选民，董事会就是企业中的议会，CEO对应着行政领导人，监事会则是司法机构的缩影。公司制度成熟于西方世界，显然应归因于其民主制传统。企业民主制和政府民主制的同构说明，公司制度的产生分享了有关民主制传统的知识积累。在现代政治民主制诞生之前，西方人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这种探索到今天还没有完结。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理论仍在致力于发现民主制的内在弊端，并试图提出改进的方案。由于缺少亲情与友善的资源，政府民主制和企业民主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1)如何将众多个人的意志转换为一个集体的意志，从而使这些人能够在集体中联合行动；以及(2)如何为了决策效率和行使强制性权力而建立权威，同时又约束他不滥用权力。民主制的基本技巧就是权利界定、程序主义加互相制衡。正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大于有血缘关系的人，前者之间的合作也要难于后者之间的合作，所以公司制度是在互相怀疑的基础上锤炼出来的。尽管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小集团内的文化仍是民主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总体而言，民主制是一种互相防范的合作制度。甚至与民主制相匹配的文化也持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把这一制度包含的怀疑视为当然，就像今天人们经过机场安全检查通道时，没有人认为这种将每个人视为潜在劫机犯的制度是对自己的侮辱。事实证明，现代民主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当然，一旦将民主制注入企业，它就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企业与政府的不同，使它的民主制既更为艰难，又更为幸运。没有政府那样的自然垄断地位，公司制企业处于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没有政府那样的暴力资源，公司也不能借助于经济领域之外的手段。然而竞争对单个企业也许是件坏事，但对企业制度却是件好事。因为多个竞争企业的并存，恰好进行企业制度的多样化探索；竞争压力也会带来改进企业制度的动力。事实上，公司制度不是一套静止的框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演进。它总是存在问题，也经常遇到挑战。一种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制度的持久性；一种挑战来自规模，考验制度的“容量”。从规模角度看，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当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时候，有资格投票的人只有数十万，如今它已成为一个两亿多人的国家。这足以证明，美国的政治民主制具有很大的“制度容量”。这样的政治规模，也自然是巨大经济规模的摇篮。现代大型企业多以公司形式存在，反映了公司制度的制度容量；而巨大的经济规模又迫使公司制度演化自身。
在现代大型公司在美国引人注目的成功背后，是一连串的多样化的制度试错过程。这个过程为我们理解公司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它的研究，培育了多种有关企业组织制度的学说。在靠近经验的一端，有钱德勒的有关企业理论的历史学派；它注重通过对大型公司的有关事实的把握，理解大型公司的组织特点及原因。在靠近理论的一端，有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它试图在经验的基础上，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辨析企业制度规则的利弊得失。这些研究的存在反过来也说明公司制度的演进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过程，它们将会为演进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案，从而成为制度试错过程中的一环。同时这些研究也成为别的社会理解和学习较为成熟的公司制度的便捷通道。
从各种指标来看，中国都是传统世界中最成功的文明。长期政治统一的局面，给人们带来了和平的生活环境；据麦迪森估计，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还高达28.7%。我们不能不惊叹家族制传统的生命力。几千年来，它一再突破自己的局限，驾驭了越来越大的政治规模和经济规模，并显示了它的持久力。然而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学习民主制传统。这是因为，尽管家族制在今天仍是一种成功的企业形式，但公司制度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空间；经过人为的破坏和工业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家族制的资源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我们越来越需要懂得与原来陌生的人共建企业；更何况，公司制度已经显示出了应对风险和规模上的优越。因计划经济时期割断了公司制度的延续，可以说，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刚刚落脚了十几年。它主要是由政府的法律推进的。这些法律不少是搬来的现成条文，而缺少中国的经验基础。以致今天大量的中国公司都是徒具形式的。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化改造，民营企业刚刚达到委托职业经理的规模，公司制度特有的问题才刚刚显露。我们不时听到企业的“高层地震”或“政变”，老板与经理的冲突也走上报端，更有大股东设下圈套坑害中小股东的“黑幕”频频曝光。这都说明，仅凭一纸法律条文无法建立公司制度，真正中国式的公司制度的形成还要依赖于在冲突的多次博弈中探索制度的均衡。在这时，不是外在地模仿，而是理解其内在机理，可以缩短这一探索过程；这样，翻译、介绍和阅读来自美国及其它具有企业民主制传统的国家的文献，就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如果注意到中国曾自发地产生过公司制度，我们就能断定有家族制传统的中国文明也可以包容企业民主制。实际上，家族制在扩展中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族间的广泛结盟；而这早已超出了血缘和地缘划定的范围。宋代复兴的儒学，既开拓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空间，又进行了形而上的超越。这使得对宗族组织和祖宗崇拜的超越成为可能。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更是一种相对成功的官僚体制，甚至可以为今天的大型公司借鉴。如果我们再能透彻理解起源于西方的公司制度，对其奉行“拿来主义”，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构成，也许就是中国制度结构的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在外来的知识积累和本土的实践经验的互动中，中国的公司制度将会走向成熟。西方文献中已经和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正在和将要碰到的问题。只有结合中国的制度资源，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仅有成功的企业，还会使我们的文明再度成为最为成功的文明。
2002年5月13日于北京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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