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岂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

　　《经济观察报》：陈聪 记者 张雷生 记者

　　他是一个勤于耕笔的经济学家。自1992-1999年间，出版了《分工与交易》、《盛洪集》、《经济学精神》和《为万世开太平》等四本论著，共约102万字；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国经济学1995》、《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和《最新中国企业并购经典案例集》等四部书，共约92万字。

　　寻求成本最小的改革道路，告别暴力是他的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是他的信仰。他尊重传统、尊重不同学科的规范，不断寻求自身突破。

　　走出象牙塔，与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们开办了民间的经济研究机构。运用自身经济学的优势和对市场经济的信仰推出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他们的声音开始有了回应。

　　一位喜欢思维不断被撞击的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地，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他，试图将中华文化融入经济学中，从而使经济学更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性。他在经济学这门显学上选择了继承绝学的道路。这条道路注定是孤独的，思想家总是寂寞的。而他的价值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他的关怀。

　　因高呼中华文明是拯救世界未来的药方之一，被某些西方人评论为民族主义者的他，在欣喜地为我们揭开中华传统的美丽面纱同时，为我们述说了抛弃“唯我独尊”的包容的天下主义情怀。

　　记者带你去了解他—盛洪。

　　盛洪，1954年出生于北京，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在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中国产业政策研究均颇有建树。他长期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关注于文化与道德问题，游离于中外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思考中。

　　采访过程中，他向记者讲述了《吕氏春秋》中《慎大》篇，一位将军在连续攻破几座城池后，担心自己的道德赶不上武功的故事。当《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忧成为现实时，他是沉重的。试问人的道德是否达到可以驾驭核武器的境地了？他对人类前景并不乐观。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是中国较早开始过渡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您主编的《中国过渡经济学》代表了这一领域的较高成就。您能否就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盛洪：首先过渡经济学问题很有价值。中国正面临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道格拉斯.诺斯开创的制度变迁理论在特定领域下并不丰富和完备。判断学术领域的价值多在于其提出问题的价值。中国20多年改革过程中，巧妙的制度变迁安排(包括有意识的或歪打正着的)给予我们激发理论研究的素材；改革相对成功背后的具体改革步骤和政治智慧都是我们可以继承的理论积累。一般认为，制度变迁会导致利益冲突，而马克思式暴力革命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而过渡经济学的核心是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成本最低的发展道路，暴力是改革不成功的表现。变革中损害的人数越多，损害程度越大，社会动荡越剧烈，改革成本也越大。我们试图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找出财富再分配最小的方案。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制度结构决定的既得利益，但新增的财富要按照新的财富分配规则产生。当然在改革之后要按新的规则分配增量收益。我们的结论是经过相当长的探索，可以找到一条接近于不损害任何人利益而实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解决方案的逻辑框架是首先改变产权界定的规则。在对现有产权界定不做变更的前提下，对新增产权运用新的产权界定规则。其次新增产权规则形成的新的市场价格对存量产权带来参照，判定存量产权价格有了可能，进而可以形成相应权利的价值体系。我将计划经济下拥有的权利定义为计划权利。通过允许权利的交易，计划权利和计划价格体系将逐步消亡。原有产权和新增产权在统一市场上交易，最终实现产权制度的变迁。

　　记者：这就是您所说的“交易先于产权”的论断。

　　盛洪：对，因为产权本身是谈判的结果。产权不适用于鲁宾逊的一人经济模型。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从广义上讲，交易在产权之前，交易过程本身可以创造产权。产权不仅是一种物理状态，更是一种权利的划分和边界。在中国，产权制度是交易使之变革。推动产权交易必然带来产权制度的变革。强调交易，就是强调不要静态地看待产权，不要忽视产权产生的条件。

　　记者：您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其间您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进行过相当广泛的交流。您能否谈一下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在您的著作中还多次提到哈耶克等大家，您认为自己在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上受谁的影响大一些。

　　盛洪：在芝加哥大学时，我的思想并没有新的跳跃。当时我的情绪很低沉，因为科斯本人没有新的理论刺激我。但科斯本人的谦恭和气以及英国绅士式的文雅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他坚持每周亲自来我的办公室与我探讨问题。当然我在芝加哥学到的更多地是他的学术风格和哲学理念。在上大学之前，我做过工人，经历了文革期间思考的苦闷。在人大的四年是我打开思想闸门，广泛接触各种理论的阶段。其间我印象较深的有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与经济学手稿》和萨特的哲学。在研究生阶段，我进一步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影响较大的当然是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认识到了市场的边界。后来更大的跃进当然是接触到了制度经济学。不同于哈耶克的思辨，科斯对自由主义的支持更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式的严密逻辑和经验积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强调市场的缺陷和民主的缺陷。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本身也是对民主缺陷的分析。他们共同之处在于认为可以用市场来弥补政府的缺陷。经济自由主义的倾向是“自由先于民主”。

　　记者：读您的作品，感觉您是一位不断自我思考和勤于普及的学者。经济学家中有的尝试参政、有的努力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那么您给自己选择的是怎样的定位呢？

　　盛洪：写文章冲动来自我发现有趣的东西，并希望与人分享，特别是与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的读者。这是经济学家的社会义务。与这一倾向相反的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文章越来越晦涩难懂。现在涉及数学模型的经济学文章中95%是很糟糕的，数学模型与经济现象对应程度很低。当然这与我对自身角色定位有关。我认为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者，以履行自己对社会的忠诚。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时表示这本书应能让商人读懂。其实没有对经济学术语的深刻理解，通俗的文章也不容易写。当然追求形式化的潮流并非一无是处。数学严格且少有歧义，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概念争论。 相对于大众语言，数学形式可以代代相传，可以穷尽一些情况，有益于理论的体系化。弊端在于数学抛弃丰富的现实内容。为了数学而数学，为了严格作了过多的假设，只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忘却了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本身。

　　记者：从1901年严复翻译《国富论》至今，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百年，在这百年的记录中经济学有没有形成一个所谓中国学派。中国在经济学方面研究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盛洪：中国传统哲学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秩序哲学。研究证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孔孟哲学，通过可以证实的途径传到西方(马弗里克：《中国—欧洲的楷模》)。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受中国哲学影响也是有案可查的。重农学派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基础。近代的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劣势。在接受重视人为作用的信仰同时，也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哲学。进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将这种信仰又延伸至创立人造社会。哈耶克正是从批判“唯理主义”入手批判计划经济的。传统是社会成员长期互动形成的，而这必然内含理性。但并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而认为理性的不存在从而加以批判。49年后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以后，自然秩序原则就彻底被抛弃了，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精神。当然经济学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起的作用并不大。英美经济学发展了，是因为他们富裕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仍面临物质资源的束缚，仍存在研究人员不足，分工不细的现象。同时中国改革为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提供了千古未有的变迁素材。作为具有自觉认识能力的经济学家群体，能身临其境地经历这一过程，并不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所能奢望的。

　　记者：您除在经济学研究中有突出成就外，还广泛涉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并以经济学家视野提出一系列关于历史、文化、文明的新观点。这是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您如何看待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现象？

　　盛洪：涉猎多个领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我的个人兴趣。我认为我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关注是不需要有专业界限，只要问题对社会是重要的。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愿意不断地思考。我承认经济帝国主义的存在。但是我认为也不应将学术人为地划分成不同“地盘”。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的思考不是为了自己，学术是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另外，经济学扩张性可能源于相对成熟的经济学方法。但是经济学家应放弃固有的傲慢，学会与别的学科对话。在芝加哥大学，相对于只注重模型的经济学系，案例式教学，重视现实的法学院给我很深的感触。科斯那篇《社会成本问题》(引用诉讼案例,带有法学家风格的论文)多少受到了法学院的影响。这两年中国社会学的成就在于对社会变化的迅速反应。这一点经济学家做不到，也不屑于做。经济学家不只在描述现象，还要下结论。而结论的步伐永远赶不上事实的变化。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沟通时，保持谦和的心态，尊重彼此不同的学术规范也很重要。在长期沟通中我们会逐步发现其中更多类似的内涵。

　　记者： 您高举为万世开太平的旗帜，充分体现您作为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不少人将9.11事件归结为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最终将被武力优先的丛林原则所解决。历史上战争成为刺激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战争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段来实现天下主义的理想，似乎也不符合逻辑规律。文明能否解决过去靠武力解决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盛洪：这不仅仅是人文关怀，更是现实问题、最重要的经济问题。避免一场战争比GDP增长5%对老百姓福利更有意义。对经济学而言，人死就是成本无限大。现在世界面临危险的境地。50多年前核武器诞生带来的信号是我们已经拥有摧毁自己的武器。在人类肆无忌惮地将新技术运用到武器研制上时，似乎也忽视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自律精神来确保驾驭这些可怕的武器。在美国、俄国的战略家眼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只不过是战略中一个数字概念。美国为开发新的武器，甩掉冷战时期签订的各种条约，退出反导条约，显然是短视行为。在技术或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是赢家。将战争作为刺激生产力进步的因素，是一种近乎无耻的提法。社会的目的不是科学进步，而是人类自身生活得更好。战争带来悲伤和死亡。如果上帝问人类，在技术进步与一部分人要死亡之间做出选择，人们为了技术进步将让哪一部分人死亡呢？我想认为战争会带来好处的肯定是活着的人，而且出自在战争中获得某种不可告人好处的那个群体。死人是没有机会反驳他的。因为承担成本与享受收益不是同一群体。我认为9.11事件是怨怨相报的结果。亨廷顿在他的答记者问中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冲突早在千年之前就存在。其间曾发生多次战争，其中包括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只是近代基督教世界的军事技术发展与伊斯兰教的相对劣势与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记者：您是先学经济学，后学国学的。但是可以看出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偏爱。您认为中华文明似乎要扮演拯救世界未来的角色。这是否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呢？

　　盛洪：民族主义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认为本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他国；另外凡是批判西方的均被西方定义为民族主义，这是非学理的、霸权式的定义。其实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特别是在西方民族国家崛起以后。西方国家至今仍在奉行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扩张的民族主义。我的主张是批判西方民族主义，主张天下主义，追求公正。我会在各种文化资源中挖掘天下主义的宝藏。但我确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这种资源。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后，汉朝模式成为了解决战国问题的政治模式和文化形式，而不像罗马帝国靠不断扩张来维持。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中国人，我承认对中华文明的偏爱。因为偏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偏爱包容的心态，所以不能让我过于偏爱国学，而是更为宽容地对待各种文化。天下主义的资源可以帮助解决世界问题。但文化不是抽象概念，它必须附着于具体实体。只有中国自身的发展，才能使天下主义文化扩展和传播。中国入世就是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也给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悖论是中华民族要在战国林立的世界立足，必须要有民族主义的文化。从抽象层次看，民族主义是件坏事。但是民族主义也不能无条件地反对。在受到外来侵略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来反对另一种民族主义，也是合理的。我们应该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而天下主义是终极目标。

　　记者：评价美国的宏观调控能力。人类是否掌握了避免经济衰退和萧条的能力。

　　盛洪：上个世纪29-33大萧条后，宏观政策逐步走向成熟。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纸币体系。金本位制在信用收缩进而导致通货收缩的情况下无能为力。在纸币体系下，理论上政府通过提供更多的货币可以极大减缓萧条。美国宏观调控已经相当成熟，不会再出现大29-33年的大萧条，但也会出现轻度的衰退。

　　记者：如果您能获得一大笔资助，并不限制您的研究内容，您会选择什么课题。

　　盛洪：我会继续研究我在《为万世开太平》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具体内容可能已不太一样。我正在着手写一篇《将战争考虑在内的经济学—以英国崛起为例》，试图对世界近代史进行颠覆性阐述。英美主流的欧洲中心论企图将血腥的历史美化成自由贸易与工业革命下自由经济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了棉布成本的迅速下降，从而战胜了印度和中国的纺织业。实际上斯塔布尼亚诺斯的《全球通史》记载了英国打败印度棉纺织业是因为英国占领了印度。当时英国殖民当局规定印度出口棉布的关税是70-80%，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关税是5%。在这之前，印度棉纺织业曾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事实上英国是最早比较成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而不是自诩的所谓靠自由贸易起家的。说靠自由贸易起家是弥天大谎。美国抛弃反导条约，不顾生化条约、太空条约，令人担忧。美国没有自身的历史底蕴，它所继承的西方文化中虽然有希腊文明，但更多的是近代的历史资源。这段历史告诉他们的只是“武器先进者胜”原则。制度是一个变迁过程。世界正面临形成稳定制度之前的充满冲突的状态。解决方案就是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为万世开太平》所开课题的一部分，我试图从历史根源处探求现代世界危局的药方。这实际上与前面说的过渡经济学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