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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有一个方面的质量是不够稳定的。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卫生。我们小区后面的通惠河，最干净的时候清澈照人。记得那是今年二月份，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稍差一些的时候，河水浑沌污浊，却还有人在河边钓鱼。最差的时候河里满是垃圾，十数天无人过问。这也许不只是我个人的经验。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享受的最
好的环境卫生质量，是大扫除刚完的时候。而大扫除的理由是“上面”有人来检查。在两次检查之间的空当，就没有什么保证了。古语云，女为悦己者容。她不会因为有人检查才梳妆打扮。我们同样喜欢生活在清洁美丽的小区，周围是草地、绿树和碧水蓝天，并非有人检查才想如此。为什么我们对环境卫生的内在要求却要通过外在的卫生检查制度来实现？更糟的是，由于周期性的卫生检查，许多人的观念已经颠倒了：大扫除只是为了应付“上面”，卫生只是给别人看的，与自己已经无关了。
有人将我国环境卫生水平的低下，归因于收入水平低，消费层次还没有提高到对环境的需求。然而这种看法有点似是而非。我猜想，如果对我国居民的户内卫生和户外卫生做一个调查，也许就会发现，户内的水平会明显高于户外。记得台湾学者柏杨先生曾对台湾人将臭鞋放在门外，而屋内却窗明几净的现象大加抨击。我想大陆中国人也不会差得太远吧。如果上述判断成立，就足以说明环境卫生差并非收入低之过。那么为什么屋内屋外差距如此之大呢？有人会说，屋内为私有空间，一天生活起居多在于此；户外是公共空间，只是散步健身匆匆而过。所以重屋内而轻户外。然而仔细想来，这样的解释也有问题。即使每个人只将用于屋内卫生的资源的十分之一投入到环境卫生，社区和周围环境也会有很大改进。因为人多。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环境卫生质量低下，并非大多数居民的意愿。问题又出在所谓“公共物品”上了。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享受花园般的环境，但他们都没有动力单独去清扫和维护社区和周边环境的卫生。因为不仅他付出的成本会与他获得的享受不成比例，而且从心理上，他也不愿意别人免费搭车。一般出现了这种情况，人们就会说，应该由政府来管。
政府的通常作法，就是向老百姓征税，然后雇人来清扫环境。但一来政府税收所要开支的地方很多，用于环境卫生的资源毕竟有限；二来环境卫生不仅要有专人维护，还要居民们珍惜；更有时政府本身就低估了环境的价值。政府经常只雇用较少的清洁工人负责城市主要街道，同时将社区和周边地区的卫生责任推给了居民和各个单位。由于上述“公共物品”性质的原因，居民与各个单位都没有动力清扫卫生，于是就有了“卫生大检查”制度。因此在批评这一制度的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它虽然效率不高却仍继续存在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制度。
面对卫生检查制度的低效率，这些年也有不少探索。比如有些城市就比其它城市更为清洁。这并非这个城市的居民通过投票增大了对环境卫生的投入，更可能是由于偶然原因，市长更爱清洁。在不少城市，还有所谓的“门前三包”，即临街单位负责门前的一段街道的清洁。但这一制度的施行，还要依赖于检查制度。比较可行的，是利用市场规则，将小区卫生与居住的房屋作为一个整体卖给消费者。这就是科斯和德姆赛兹等制度经济学家提出过的“扩张的企业”和“联合销售”的模式。即将交易成本较高的产品或服务(这里是环境卫生)与交易成本较低的产品或服务(这里是住宅)打包出售。实际上，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将更大的范围囊括进来。因为对于任何一部分区域的环境卫生，市场都可以作出评价。比如一条河清洁与否，直接影响到沿河房地产的价值。如果将某一段河道治理与清洁维护的义务和周边土地的开发权捆绑在一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也许会收到“卫生大检查”永远达不到的功效。
当然“联合销售”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自己建房的农村和单位分配公房的小区，这套办法就不好实行。我们不得不仍然面对提供社区公共物品的问题。实际上，这件事并非很难。关键在于现有的社区组织，如居委会，并没有真正用于解决公共物品的难题。它不被看作是真正的自治组织，只是作为执行政府政策的政府派出机构。我们在商业性住宅小区中已经看到，业主委员会已经就业主的共同事务发挥了作用。公房小区中的居民完全可以在居委会的组织下，或成立另外的什么组织，显示居民对环境卫生的真实评价，从而就公共卫生事宜进行决策。考虑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比社区范围更大的“民主”也是可行的。在我看来，“市场”和“民主”完全可以替代“卫生大检查”制度。它们不仅可以解决后者的低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会将“女为查己者容”的观念再颠倒过来，让我们由衷地欣赏用我们自己的资源美化出来的赏心悦目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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