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变量与微观气象

　　盛洪

　　一、 为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祈祷

　　尽管在中美、中日之间多有磨擦，我们还要为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祈祷。因为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我国经济已经和全球经济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一项研究指 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率就会降低七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证实了这一点。1至6月我国出口额增长率为8.8%，比去年同期的增长率降低了29.5个百分点。而在美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3%，比起去年同期的5.3%的增长率低了4个百分点。而日本，这个国家十年来一直在衰退中挣扎。它在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0.3%，比去年同期的2.4%也降低不少。这两个国家，算上经香港的转口，几乎构成了我国外贸市场的半壁江山。

　　通常认为外贸中对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意义的，是净出口，即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一般称之为"顺差"。它与消费和投资一起，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顺差的变动，会对GDP的增长率产生正的或负的作用。有时即使有顺差，如果比去年同期少了，比如今年1至6月份我国外贸顺差为81亿美元，但比去年同期的124亿美元减少了43亿美元，也会拉低经济增长率。但也有人对只用净出口的概念解释外贸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提出质疑。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比起净出口，进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更高。当然无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否认，对外贸依存度高达40%的我国经济的增长来说，外贸是重要的。

　　除了为本国产品开拓外国市场，外贸还有一个重要但隐秘的功能，就是影响货币供给。这被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所发现。重商主义者主张贸易保护，后来被讥讽为只认金银为财富的人。但是在一些经济学名家那里，他们的这种主张得到了一定的理解。例如凯恩斯就认为，在重商主义时代，国际贸易以贵金属为货币，贸易盈余就等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当一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需要货币供给的相应增加。因而一些研究指出，重商主义对欧洲国家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因此，如果将早期重商主义者的金银等于财富的公式扩展为：金银=货币=经济增长=财富，就恰当多了。到了现代，尽管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已采取纸币形式，这个法则依然没有过时，即在国内货币政策一定的情况下，外贸差额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当我们看到贸易顺差减小时，我们应当知道，这减小了我们货币供给的增长。如果说通货紧缩意味着对潜在生产能力的压抑的话，货币供给的减少加剧的通货紧缩会减少我们本应得到的财富。

　　当然，世界是复杂的，我们不可对美日经济的衰退过于悲观。因为还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历史证明，经济衰退时并不是所有产业的需求都减少。据说甚至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电影业的生意还是蛮好作的。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工作只能看电影打发时间。台湾的一些学者也曾指出，在七十年代美国经济衰退时，台湾的对美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当时台湾的产品多是低档产品。当人们收入减少时，就更愿意买便宜货。现在这样的故事又发生在大陆。今年前5个月，在广东省的出口增长率下降为0.7%的同时，浙江省的出口增长了23.7%。因为广东省的出口产品多为IT业产品，而浙江省则多为传统产业产品。 如果说上面的因素还有不确定性，美日衰退和中国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对资本流动的积极影响就可能相当确定。我们都说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它当然要流出经济增长率低的国家，而流向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比如增长率为8%的中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今年以来，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迅猛增长。1至6月份，合同外资金额比去年同期猛增38.2%，去年是24.6%；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也增长了20.5%，去年是-7.5%。其中大量投资来自美国和日本。在今年前四个月中，日本对华投资的合同金额狂涨117%，实际利用金额也猛增49%；而美国在第一季度的相应数字为47%，36%。短期资本的净流入也在增加。不消说，外国投资能增大我国的生产能力，外资的流入也等价于增大货币供给。即使外商以设备的形式投资，理论上，由于可以抵押贷款，仍可以引起货币乘数的作用，即由货币在银行体系中周转所引起的货币量的放大。尤其是直接投资，由于其长期性和无需偿还的特点，在缓解我国通货紧缩的同时，将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产生稳定作用。

　　无论好坏，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前景值得我们重视。那个传奇般的金融老人格林斯潘，今年以来已经六次降低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而小布什上台以后，就进行了典型的共和党式的减税，两者的功能都相当于我们现在常说?quot;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我国相比，堪称大刀阔斧。到5月份，似乎出现了一些令人乐观的迹象。如占美国经济活动三分之二的个人消费开始上升，工厂订货回升了2.5%，大企业联合会公布的经济先行指数也上跳了0.6%。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发出乐观的预言：明年头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将会增长3%。而日本就没这样乐观了。由于利率已经降低到几乎为零，国债负担沉重，几乎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施展空间了。它要做的，是对慢性病作大手术。

　　二、 不同人的不同的WTO

　　中国人说，尾大不掉。像美日这样的世界经济中的庞然大物，调整起来并非易事。所以我们宁可持较谨慎的态度。根据历史的经验，每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如果某国采取了针对它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一般会遭到它国的报复。当贸易战开始以后，各国竞相诉诸贸易保护政策，结果只能使各国的经济更加萧条。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立，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它通过一国对其它成员的受约束的承诺，保证所有成员国互相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应该说，在世界经济出现衰退时加入WTO，对我们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即使我们进入了WTO，贸易保护主义仍有借助的形式。比如4月10日日本政府单方面对我国对日出口的大葱、香菇和灯芯草实施配额，对超配额部分征收高额关税，据称是依据WTO的《保障措施协议》。这一协议是说，如果国内生产者受到进口产品急剧增加的"严重损害"，政府就可采取配额或关税等措施进行保护。在WTO框架下 更为普遍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是反倾销诉讼(依据WTO的"反倾销协议")。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产品在世界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迄今为止全球对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总数已达430多起，且逞上升之势，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可以预见，当世界经济进一步放慢脚步时，这种情况会愈加严重。

　　我国加入WTO的核心意义，是贸易政策从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纵观历史，近代以来先后崛起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实行过重商主义即贸易保护主义。但在过长时间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有负面作用，这就是国内通货膨胀、劳动成本上升和资本过剩。日本今天的问题和过度的重商主义不无关系。关键在于，要在恰当的时候变贸易保护政策为自由贸易政策。我国大致处在这样一个转折关头。只要时机恰当，加入WTO就是件好事。然而国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产业竞争力也不相同，面对外国竞争者的结果也会很不相同。对于我国大多数产业来说，WTO并不那么可怕。这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实际地面对了国际竞争。尽管我国的名义关税率较高，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合作研究，早在1993年，我国的名义平均关税率约为36%，而实际关税率(实际进口关税收入除以进口总额)仅为3.9%，如果不算加工贸易，也只有5%，相当于WTO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我国有很多减免进口商品关税的特殊政策。更有大量的走私活动构成了实际的外国产品输入。而由于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许多本国的企业反而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据国家税务总局的副局长许善达主编的《中国税收负担研究》的资料估计，外资企业在所得税、增殖税及计税工资方面都享受优于国内企业的待遇，优惠的总和相当于销售额的5%。但是就是在国际竞争和不甚公平的环境下，一批优秀的国内企业成长了起来。最为显著的是家电行业。中国企业不仅主导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参预了国外市场的竞争。一旦我们加入WTO，名义关税率就会下降，但这对实际关税率影响不大，只是取消了大量的特殊的减免税，同时还会因降低了走私的回报而大幅度减少走私商品。反过来，我国企业却可利用WTO提供的自由贸易环境，更便利地进入外国市场。

　　当然，对某些产业来说，WTO确有实际的压力。人们比较容易想到是汽车制造业。但若要问到底是"因为弱所以保护"，还是"因为保护所以弱"，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这个"幼稚工业"已经四十多岁了。就是这几年，几大汽车生产厂家的设备开动率只有40%左右，汽车价格仍处在缺乏吸引力的高度上。实际上，受到WTO冲击最大的，应是农业。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它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租水平。比起相对地广人稀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人多地少的中国自然会有较高的土地稀缺程度。稀缺程度高，地租就高。尽管WTO的农业条款中仍有对进口粮食的限额，据说约为中国粮食总产量的5%，市场流通量的12%，在限额内征收很低的(如1~3%)的关税，而超出配额则加征高关税，但由于粮食的另一个经济特性，配额内的进口粮食就足以影响中国粮食市场的价格。这个特性就是对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即价格的高低不太影响对粮食的需求，同时对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却没这么低。这个特性导致的结果就是，粮食供给量的一个较小的变化，会引起粮食价格的较大波动。由于美国等国因地租水平较低而粮食价格水平较低，一旦按这一水平向我国出口粮食，即使在配额范围内，也必然会引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的下降，这无异对我国收入已经很少的种粮农户的雪上加霜。当然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农业人口终将转移到其它产业，但这一过程应是渐进的。正如我国渐进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一样，开放也应是渐进的。 三、 没有农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就缺底气

　　农村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多数城里人都能找出一两个农村亲戚。但从经济上看，农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这几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所以见效不大，是和所谓的"投资乘数"太低有关。一项政府投资的效果，应是投资金额与投资乘数之积。而投资乘数之所以太低的原因，据说又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每新增一元钱的收入，用其中多少钱进行消费)下降有关。自1996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一路下滑，从26%降到2000年的1.9%。又由于没有各种社会保险，农民紧缩了开支，消费额绝对地下降了。这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为负，经与城市的同一指标加权平均，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也被拉低了。1998年，作为投资乘数的一个变量，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使投资乘数仅为1.11，即政府投资一元钱，仅能带动企业约一角钱的投资。

　　如果按照国际贸易的理论，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两个国家，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贸易很不平衡。生产农产品的"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业品，而生产工业品的"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却只能缓慢增长。这导致"农村"对"城市"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大，市场缩小、货币供给减少，使"农村"更为萧条。一个经济上一蹶不振的"贸易伙伴"反过来也会约束"城市"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村"买不起它的产品，减少了它的"出口"。这样的道理也有相反的事实来证明。我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农村经济增长推动的。一次是包产到户引发的，一次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不仅能够为"城市"提供价廉物美的农产品，更能吸纳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增长，如果没有农村经济增长作为基础，就缺少底气。

　　农村这几年收入的急剧下降，有其政策原因。其一是粮食和棉花流通又重新由国有供销部门垄断，其二是关闭了对农村金融有着重要作用的合作基金。国有部门的垄断和管制不仅通过压级压价打白条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更破坏了农村的市场制度。而粮食市场无异是各种市场中最为基础的市场。缺少市场制度，不仅农业生产没有效率，而且很难形成专业化和新的产业，更会给寻租的官员制造空间。据曹锦清教授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描述，在市场制度不发达的地区人们就很贫穷；在贫穷地区人们更愿意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去获得财富，从而进一步破坏市场制度。如此恶性循环。尽管合作基金有各种问题，其严重性并不高于几大国有银行；但其为农村地区提供的金融服务，却没有一家国有银行能够替代。原存款额高达数千亿的农村合作基金的关闭，使农民更少获得贷款的渠道，存入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资金却源源不断地流?quot;城市"，对"农村"来说这无异于"资本外逃"，加剧了农村地区的通货紧缩。

　　通常，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办法之一，就是"移民"。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移民，就是城镇化。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城镇化要依赖于市场化。因为近代城市是靠贸易发展起来的；农民的非农化也与市场带来的信息有关。因而城镇化问题也和所有的农村问题一样，也要借助于市场化的力量。而这，要看政府政策的变化。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农村政策又开始向市场化的方向回归，允许东南沿海六省放开粮食价格和市场。这已经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反响。一季度，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了5.9%，高于以往三年的增长率。如果这一政策稳健地向全国推广，可望带来农村地区较高的增长率，因为那些被垄断压抑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并且还会显著地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事实上，中国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巨大的增长空间就在农村的城镇化之中。因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所说，城镇化会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当持久的需求和动力。 四、 制度变迁的力量

　　中国人不难理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即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因为二十年的经济奇迹，直观地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而不同企业制度的横向对比，也会显示出制度的优劣来。比如在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普遍高达30%左右时，浙江省台州市的两个民营信用社的同一指标却在1%左右。一些学者认为，这与它们的产权制度有关。尽管国有银行实力强、管理经验丰富，但或者受政府的干预过多，发放一些没有希望收回的政策性贷款，或者缺乏约束，贷款员为了高额回扣滥发贷款。既然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是产权制度问题，即国有产权可明确界定却不可有效行使，国有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金融资产的特点与银行体系的庞大只能使国有企业的弊端更为显著。作为货币的国有资产比作为机器设备的国有资产更容易被侵夺，更多的管理层次更会削弱委托人的约束。 旨在减少银行坏账率的债转股方案似乎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据说将债转成股以后，银行的坏账率并没降低。这是因为，如果银行的产权制度不变，它还会产生出新的坏账。这些坏账实际上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巨大隐患。尽管中央政府发行货币的能力是对付任何金融危机的最后防线，但坏账率高的银行在金融冲击面前是脆弱的，银行信用的崩溃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因此银行体系的改革不仅可以改进个别金融企业的效率，更对整个社会的金融安全有深远影响。目前这方面有两个思路，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化。这已经得到政府高层的认可。戴相龙在5月9日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也肯定了这一点。但它面临着具体问题，即四大国有银行因坏账过多而净资产过小，甚至是负数。不解决这一问题，它们甚至没有上市的资格。另一个思路就是民营化。受台州两家信用社的启发，由海外中国学者发起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在致力于有关的研究，并提出了民营化的试点方案。但这些学术义勇军的努力要变为现实，还需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通力合作。事实上，这两个思路是相辅相成的。正如非国有工业的发展给国有工业带来了改革的压力一样，民营银行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认真考虑一下产权制度的改革。 关于外部压力导致改革，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电信业的故事。当初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基本业务时，中国电信就向它的职工强调要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感"。如今中国移 动(去年从中国电信中分出)已成为拥有8000多万用户的巨大公司，在新公布的"财富500家"中榜上有名。这个故事说明，在一个垄断行业出现一个竞争者，有可能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垄断意味着通过减少产量抬高价格，引进竞争则在降低价格的同时扩大需求，进而增加了产量。正因如此，加上电信业的榜样，"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字样出现在今年的政府总理的工作报告上。两会过后，各大垄断部门，如电力，铁路，城市公用设施，等等，都纷纷制订引进竞争的方案。那些虽非垄断、但仍受到各种管制的部门，或者减少进入管制(如教育)，或者消除垄断因素(如医疗)，或者减少价格管制(如民航)。如同电信业经历过的一样，在这些打破垄断、改进管制的部门同样会出现一个企业进入机会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消费者获益，最后整个产业获得高速增长的局面。不同于单个产业，这些举足轻重的产业一旦一起走向竞争，将会带来具有宏观意义的经济增长。

　　如果将政府视为一种特殊的企业，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政府部门其实也是一种自然垄断部门。如果"打破垄断"作为一种价值观获得了我们社会的共识的话，它必然引致政府自身的改革。被传媒披露的郑州"馒头办"的荒诞故事提醒人们，政府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将权力滥用到何等程度。事实上，对于在本地处于垄断地位的地方政府，还是存在着外在的压力，这就是地区间的竞争。那些地处东南沿海的城市更为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压力。于1999年率先对滥设审批制度开刀的，是深圳市。接着的还有广州市、连云港市、辽宁省和甘肃省等等。然而越是落后的地区越倾向于利用审批制度阻碍竞争和攫取财富。因而这一改革还应有外在强制性。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通盘考虑取消不合理的审批制度，有关部门甚至已经与学者们共同开会探讨此事。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改革应确立这样一个宪法原则，即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无权自我授权；审批制度原则上应由执行机关之上的立法机构设立。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主，加上政府负责人财产申报制度改革和政府财政透明化，一个更为廉洁、低价、高效的政府，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增益将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五、 西部和虚拟西部

　　"西部"一词，很长时间以来就不仅指地理方位。它还意味着"新机会"，"新边疆"，"新大陆"，或"新的发展空间"。应该说，这些扩展含义是从美国借用的。对比一下美国的西部和中国的西部，就会发现，中文的"西部"一词远没有英文的同义词那样含有那么多的乐观成份。美国的西部濒临太平洋，对岸就是正在崛起的亚洲；而中国的西部与中亚和中东陆路相接，那里的经济还没有出现强劲增长之势。除了海洋湿润的空气比内陆干燥气候更宜于农业以外，海路运输仍比陆路运输更有优势。而近代以来，一个地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贸易有关。有货物过境或集散，就有对贸易服务，金融，以致产业的需求，就会吸引资金、聚集人才，地区就会发展。因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开发西部的雄心，会因缺少海岸线和富裕的邻居而受到制约，而会受益于更为快捷的陆路通道和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 因此从商业角度看，至少在中期，西部不会出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速成长。加上西部在市场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的滞后，都会要求在西部开发的初期，政府比企业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仅从国内发展、而且从国际战略角度出发，中央政府直接主导的跨省的、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据称投资4000亿)，将会在较少商业盈利的同时，给西部带来长期有益的影响；而地方政府除了要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硬件，更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以减少东西部的制度落差。由于制度落差和贸易规模的限制，在政府资金流向西部的同时，许多民间资金又从银行体系流向东部。如果认识到西部陆路贸易对西部崛起的战略意义，中央政府应更为重视跨越国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quot;上海合作组织"、《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第二条欧亚大陆桥显然会对西部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在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配套上，在资源开发上，在同周边国家的贸易上，在开发中西部本地市场上，在已经形成经济中心的西安、重庆、成都和乌鲁木齐等地，在旅游和环境等产业中，发现新的商机，同时为享?quot;新丝绸之路" 的崛起远景作好准备。

　　使用"西部"的扩展含义，互联网所展示的"新的发展空间"就是一个"虚拟西部"。去年以来新经济所遇到的挫折和网站所面临的冬天表明，这个虚拟的西部很类似于现实的西部，即它必定有一个令人憧憬的未来，但我们必须忍受初期投资没有盈利的痛苦；它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但个别企业可能是它的受益者，也有可能是它的牺牲者。经济学家们根据18世纪工业革命的经验而对新经济作出的判断似乎没有错，即互联网导致的交易费用的下降最终会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成为人类历史的又一个战略性的转折。但蜂拥而至的企业会因过度投资而承受亏损，最后出现"新经济公司死了，新经济万岁"的局面，即这些因过度竞争而倒闭的企业却为社会今后的新经济的发展留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那些幸存者，是超越简单模仿、更具原创精神的企业。我们今天就可以在普遍亏损的互联网公司中发现盈利的绿洲。提供网上旅游服务的携程网，进行版权交易的榕树下，销售额飞速增长的海尔电子商务网，主导网上游戏的联众网，都在可望盈利的前景背后宣示着考虑中国具体环境的独创的商业模式。这给人以信心：互联网的冬天也许不会过于漫长。

　　从整个信息技术产业来看，我们似乎更可乐观。我国的移 动电话用户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90%的增长率，到今年3月底已超过1亿。据国家计委权威人士估计，整个信息技术产业过去十年平均递增32.2%的基础上，今后还可望以20%的速度递增。这使得中国IT业在亚洲四小龙因美国新经济的挫折而陷入萧条的同时，享受着巨大内需的好处。但整个IT业的发展是有地域和产业结构的。虽然信息技术的革命可以为偏远地区提供便宜的信息手段，但信息产业仍会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找到最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北京这样的信息中心又会在网络时代再领风骚。 六、 直到2008年

　　北京是幸运的。奥运会也许是最古老的"眼球经济"，为了2008年世界人民的眼球，中国政府宣布将投资1800亿元，用于北京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中国因"奥运经济"将会加速增长0.3~0.4%。这一估计又得到了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支持。但我们切莫过于乐观，因为1800亿并不是政府新增投资的概念。实际上，北京在"九五"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已达1382亿元，1800亿元是"十五"期间同类投资的计划数额。刘淇市长曾经表示，不管申奥是否成功，这个数字是不变的。即使这句话有折扣，因申奥成功而带来的政府投资增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再用5除之，每年的增量会更少。比较而言，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比北京还大，仅今年就达487亿元。我们要考虑的，是政府投资的增量和奥运经济的前景会引起多少民间的投资。

　　由于特殊原因而发生的政府投资的增量，会通过支付变成工人工资和企业的利润。这些工人和企业又通过购买将货币支付给其它工人或企业。如此无限循环。最后会形成数倍于最初投资的需求。这个倍数被称为前边提到过的"投资乘数"。政府投资增量的效果等于投资增量乘以投资乘数。如果我们假定因申奥成功而实际引起的政府投资增量为300亿元，且如果其中的1/5被外国公司承揽，实际上只有240亿元支付给国内企业。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回升，他们的消费也在增长，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结果是投资乘数变大。据上半年的数据计算，我国的投资乘数约为2.3。.用240亿乘之，约为552亿元，即奥运因素影响的政府投资增量所直接引致的全部需求，约为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6%，平摊到5年之中，约为0.12%。

　　如果把奥运看成是一项盈利事业，它的收入是很有限的。按北京奥申委副主席蒋效愚的预计，收入仅为16.25亿美元。我们要考虑的，是奥运会带来的外部效果，如北京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所引起的旅游和房地产收入的增量，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改善刺激起来的房地产及相关投资的增长。据《经济观察报》，高盛亚洲公司估计奥运会能为中国带来的全部收益可达1.38万亿。此数字不是计算有误，就是过于夸张。我们不应把到2008年以前的所有增长主要归功于奥林匹克，而应正确估价奥运因素所引起的增长增量。换句话说，没有奥运，我国经济也会增长。然而这个增量具体是多少，现在无法估计。如果按国家统计局的0.3%计算，以一年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计，7年的增量也不过是2100亿人民币。奥运是件好事，但也不能被吹成泡沫。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提醒说?quot;在高兴的同时要头脑冷静"。

　　事实上，由于经济系统过于复杂，以及在认识论上，未来与现在之间的巨大鸿沟，经济学家几乎从来没有做出过精确的预言。他们只能在趋势层次上把握未来。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湘财证券公司于7月22日发布的半年宏观经济报告指出，奥运申办成功更重要的影响是带来了举国一致的乐观预期，其作用之大应超过近年来所有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学者也指出，7年后的奥运将为政治家提出一个具体的长期目标，有利于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台湾支持"一国两制"的民意的上升，将制约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倾向；大陆也会选择更为积极和慎重的政治手段。两岸更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长期稳定的预期是长期投资、从而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天则和湘财报告的结论说?quot;预期稳定好运作"。

　　前面我们讨论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各种宏观变量，它们大致正负相抵，以致天则经济研究所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仍与去年基本相同：8%。还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变量不会变了。这就是奥林匹克，直到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