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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两架波音飞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事件说明，有了仇恨，为和平服务的装备也能变成武器。美国人可以责怪联邦调查局失职，国防部无能，但什么样的雷达能够侦听出内心的仇恨，什么样的武器能够阻挡复仇的火焰呢？据说这是穆斯林极端组织所为。如果真是如此，难道它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两大势力上千年的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圣战的延续吗
？只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让我们自豪的“现代”却不能中止这野蛮的冤冤相报呢？在为美国死难者哀悼的同时，让我们想一想，人类有没有能力制止下一次？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次恐怖事件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新时代。它证明，第一，少数恐怖分子也可以酿成一场真正的战争，它使恐怖活动具有战略意义；第二，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可以出现武器升级，这种升级可以把民用设施变成炸弹；第三，由于涉及到平民和民用设施，制止这类战争的发生在技术上已经变得不可行。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和上万人的丧生，使尚在鼓吹中的战略导弹防御体系变成了今日的马奇诺防线；若要完全避免民用飞机撞击楼房，或者要在城市周围建立防备民航飞机的保护体系，或者闭关锁国及建立加倍严格的检查制度，这要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成本和无法估量的机会损失；更重要的是，人们永远无法预料，恐怖分子将会有什么样的杀人“创新”，当防范此种恐怖行动的措施趋向完备时，恐怖分子又会采取另一种。也许有一天，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用生化武器杀死成千上万的人。核恐怖主义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将防不胜防。
痛定思痛，我们还要承认，这次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历史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1546年，当一个基督徒(塔塔格里亚)怀疑制造火炮是否道德时，对穆斯林的仇恨使他解脱了罪恶感(J. D.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第246~248页)；1892年，诺贝尔期待着毁灭性武器能够使交战各方因畏惧而解散军队，从而为他制造高爆炸药借得一点良心慰藉(刘戟锋，《武器与战争》，国际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第195页)；到了二十世纪，核武器又成了实现恐怖和平的“功臣”。在这些道德托词后面，实际上是对武器优势的追求。加上社会分工更为细密，每个人更少和更间接地与最后的杀人有关，从而对武器的改进完全没有道德和宗教的约束。在好莱坞的电影中，充斥着杀人技巧的肆无忌惮的天才想象；美国政府近来也在极力摆脱国际条约对发展军事技术的束缚：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解禁核试验，以及秘密研究生化武器。在这种将杀人道德化和技术化的趋势下，把波音飞机当炸弹难道是意料之外的吗？
尽管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不应伤及平民，然而在事实上，现代战争的性质越来越模糊军人与平民，军用与民用的界限。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将君王间的战争变成了民族间的战争；需要大量分工与协作才能生产出来的现代军事装备的问世，标志着国民经济的大量部门可以划归“军用”；核武器的出现本身就无法区别对待军人和平民。更何况，当两军对垒，它们往往把对方后面的民众看作是敌军的经济基础。当年美国北军将领谢尔曼曾说，“我们不仅在同敌对的军队作战，而且要同敌对的人民作战”，因而他的军队把烧杀抢掠平民看作是震慑敌人心理的手段(詹姆斯·M. 麦克弗森，《火的考验》，商务印书馆，1994，第188~193页)；不用说二战时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在欧洲和亚洲滥杀无辜，盟军也用无区别的地毯式轰炸和原子弹来结束战争；在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时，我们更领教了什么是“军事设施”。当战争发生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时，对方的平民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就他们是平民而言，他们是无辜的，从而任何替他们的复仇都有正义的感召。也许在撞向世贸中心的一刹那，恐怖分子眼前闪过的，是冤死的阿拉伯兄弟的身影。然而他们的复仇又使成千上万的平民成为无辜者。这次恐怖事件难道孤立于冤冤相报的链环吗？
当我们谴责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时，我们同时是说这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但是，什么是“合法的”战争呢？是联合国这个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政府”的组织认可的战争，如维和部队。然而，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就是正义的吗？从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核俱乐部五成员的现实来看，它的基础仍是军事实力。尽管我们承认，暴力是这个世界组织还能发挥点作用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也清楚，有暴力优势的国家未必兼备道义。更何况，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经常甩开联合国我行我素，更难从程序上证明它的合法性。没有道义基础的战争无论是公开宣战还是不宣而战，都不能证明是合法的；它的“谁有武力优势谁就赢”的规则，也没有公平可言。在这样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某一部分人群就可能认为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也没有优势公开宣战，恐怖主义就成了他们的战争手段。当一种秩序被怀疑其公正性时，它就更有可能遭到破坏。当小布什斥责“懦夫”时，他是指躲在暗处的敌人；当这个词出自萨达姆·候赛因之口时，他的意思是说，躲在远程导弹后面的敌人。
尽管中国与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我们没有理由幸灾乐祸，也没有理由乘人之危。因为这不仅是一场真正的人类灾难，更揭示了地球面临的深刻危机。在人类灾难和全球危机中损失最大的，一定是人口最多的中国。近代以来，由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社会几近崩溃，在二战后才勉强建立起了核恐怖均衡。苏联瓦解后虽然与美国不再势均力敌，但仍不足以全面破坏战略均势。这种升级的恐怖活动打破了这种战略均势，因为隐蔽在暗处的恐怖分子很难受制于核报复的威胁，同时又可以制造具有战略意义的破坏。一旦均势被打破，地球就会更加动荡不安。更进一步地，任何在军事技术上的领先，都最终会对准领先者自身。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因而在理论上，西方国家曾经享有的、并梦想继续维持的在军事优势威慑下的和平，再也无法实现。在人类实现真正的和平，即没有武力威胁的和平之前，我们可能要忍受探索的痛苦。
人类在面临考验。这考验首先摆在美国人面前。他们必须格外地理智和冷静。他们必须谨慎而准确地惩罚罪有应得之徒，同时避免伤及无辜的他人；他们在哀悼亲人时，要防止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从大量报道来看，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美国人难以做到的，也许是对美国国际战略和国际政治定位的根本调整。既然新发明出来的更有效率的杀人武器最终要对准美国人，小布什政府就应放弃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新的核试验、生化武器和太空军事化方面的努力；既然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消灭敌人的肉体，而不能消灭、只能制造“仇恨”这个敌人，一国的安全就不能完全凭借军事技术和国防开支来实现；既然用武力在全球保护的美国利益还会受到恐怖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削弱，美国就不应当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真正的武器，是能够消灭“仇恨”的武器，那就是国际社会的公正。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将它的利益与全球的利益协调一致时，才能保证它永久昌盛。因而，该到了我们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的时候了。在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要邀请那些军事实力较小、但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南美、南亚、中东、非洲)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任何国家，无论有多强的实力，也不应在国际事务中摆脱联合国自行其事；国家间的冲突，要听任安理会以至联合国大会的裁决。更重要的，是各文明之间的文化融合 ……
人类往往在经受了巨大灾难后才想到要调整自己，但愿纽约的这场灾难是最后的和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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