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交融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盛洪

　　庄乾志：去年，我拜读了您的《什么是文明》，今年又读了您的《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您对经济学、人类文明的发展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请问您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何看法？

　　盛洪：要想对未来发表看法，首先要往回看。从大的文化背景来思考问题，人类社会这几百年走过的路对还是不对？后"冷战"时代，中国迅速崛起，西方的记者、传媒对此表示担扰。我们反思、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中国做错了什么，还是世界这几百年走的路存在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别的原因？

　　西方人对这几百年有他们的解释。很多很漂亮，很堂而皇之。如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这些解释没有错，但还有比这些原因更根本的。有两个规则，西方人不太说，但却高于前述规则的。冷战后涌现出来的一些"理论"说明，一旦自由、民主、人权与这两个规则相悖，西方宁肯不遵守它们。而这两个规则，并不会给全人类带来幸福，因而是"不文明的"。所谓"文明的"规则或制度，我曾给过一个简单的判别标准，即当只有一些国家遵循某一规则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而所有国家实行这一规则就会导致对全人类的损害，则这一规则就不是"文明的"规则。只有当全人类都遵循这一规则仍能带来福利的改善时，这一规则才能被称为是"文明的"。

　　问：这两个规则是什么？

　　盛：第一个规则是战争规则。简单地说，谁拥有更好的军队，谁就有优势，谁就过得比别人好。这一规则实际上主导了这几百年的近代史，直到今天。这个规则首先是在欧洲通行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到了20世纪仍有一些国家遵循，如德国、日本，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接受这个规则是被强加的。同时中国接受这一规则也是有限度的。要富国强兵，主要是为了保卫自己。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人为了贩卖鸦片的"自由"，凭借在欧洲练就的坚船利炮侵入中国，中国深深体会到富国强兵对保卫自己的意义。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是一种合理的反应，一种起码的要求。当然，中国在军事上的防御能力，放到另一个国家有可能会进行对外侵略。目前这个规则已经很"深入人心"。 不仅西方国家在用，非西方国家也在用。如印度，圣雄甘地曾倡导非暴力不合作，但现在印度却能顶住联大压力发展核武器。

　　问：中国是不是也在遵循这个规则？

　　盛：我已经说过，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是为了防御。但中国的崛起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令西方人畏惧。中国太大了，一想到世界上四个人或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就很可怕。中国发展起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发展起来，而是意味着一个世界发展起来。民族国家发展起来是什么样子？按西方近代人的逻辑，不是扩张，就是全球争霸。所以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想中国，担心中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又是很自然的。 　　西方现代化进程靠的就是"大棒"，以军事力量占领土地，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关系，英国、法国，甚至美国都是如此。所谓"自由贸易"，实际上是要由坚船利炮开路的。"贸易随着国旗走"。所谓"国旗"，说穿了，就是一国的军事实力。军事有优势，贸易也就占有优势。西方国家利用这种优势对付中国和其它非西方国家，侵略、掠夺中国近一个世纪之久。我们可以这样想，世界上大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这么做，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西方人似乎在告诉其他人，按照他们的规则做，会给全世界带来幸福。但实际上，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是什么？按照他们的规则，自然是暴力和军事。实际上是这种现代化规则存在问题。如果中国遵循同样的规则，当中国富强起来，中国的人均GNP、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与美国同样的比例用于军事会如何？

　　所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西方知识分子，如果愿意认真讨论问题的话，应该想一想，到底是中国错了呢，还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规则错了？这其实并不难想明白。关键看你愿不愿意想。很多西方人不会这么认为。这个规则是以小国、以一部分国家为背景，中国是一个大国，甚至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当中国采用这一规则时，就把问题推向了极端。

　　第二个规则就是利用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发展经济。当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工业化国家时，工业化自然导致工业化国家的幸福。即使他们本国不拥有个种自然资源，他们也能比较容易地获得；但是如果世界上大小国家都工业化就成问题了。当然技术进步，科技发展可以发现新的替代品，但无论如何，在既定的时点，资源都是稀缺的，人类的发展也是有极限的。

　　问：中国进行工业化，也应该遵循这个规则，不是吗？

　　盛：是的，目前的工业化必须利用不可再生资源、以及生产可再生资源的资源，如土地。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得走这条路。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会如何？很显然会极大地加剧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土地也会变得更为稀缺。这个问题，西方学者都很敏感，他们不认为是规则错了，而是中国错了。如布朗说，谁来养活中国。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如果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拥有汽车，大气层都得着火。但中国何错之有？中国不过遵循了西方人一直倡导的规则，并且还没有采取西方人实际采用的暴力手段。中国人均耗能是多少？到现在还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国确实在走工业化道路，但中国没有采用暴力手段，没有遵循西方的战争规则。

　　只许自己工业化，不许别人工业化，这与西方表面倡导的逻辑相悖，但却符合西方人心里的逻辑。布朗说中国的工业化会导致非洲饥民的增加，同样逻辑不是可以说，现在非洲的贫穷是西方工业化的结果？但布朗为什么不先检讨一下西方的过错呢？现在，我对西方知识界有一种失望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原来我们认为西方知识界是比较公正的，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西方知识界文化种族主义强烈，他们把文化种族主义放在优先位置，令人很失望。

　　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以前的西方知识分子是否也对他国抱有强烈的偏见呢？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内的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歪曲报道，他们的宣传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加剧民族间仇恨、国家间紧张的作用。西方传媒不少都是这个调子，这极大地损害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影响到中西方的交流。这种不友好的气氛可以通过西方国家民主制反映出来。在美国国会中，骂中国能得到喝彩，与中国合作者只能压低调子，怕受到攻击。这种结果可能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导致对中国的怀疑，不信任，甚至仇视。如果任其发展与蔓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政策，引起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涉及人类前途，涉及到21世纪是什么样子。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西方传媒，美国国会议员的言论传到中国，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中国可以说不》就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中国民族情绪上升，结果是什么？极有可能是民族冲突，民族间不信任，甚至国家间的战争。

　　这种文化、逻辑在全球蔓延，毒害非浅，显然潜伏着很深的危机。

　　中国人要做什么，中国采取什么态度，这很重要。

　　问：你认为， 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

　　盛：我们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是针锋相对；二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针锋相对，就?quot;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一报还一报"，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骂我，我也骂你；你用大炮，我也用大炮；你用坦克，我也用坦克；你用原子弹，我也用原子弹。最终结果是什么？肯定就是一场核大战，代价是非常大的。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很少汲取战争教训，只有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现在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才懂得和平、互相宽容的意义，是不是人类还要经历一次核大战才能从中汲取核大战的教训呢？当然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

　　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与西方人的规则相反，用爱来代替恨，用合作来代替冲突，用和平代替战争，用天下主义来代替民族主义。这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态度，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合作。 　　问：中国采取这种态度，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盛：有这种可能。在一个崇尚武力的世界中，只讲道德是不行的。所以在一定阶段，发展自己的实力，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也是必需的。原来中国只讲道德，结果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没有实力是不行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先辈流血、流汗。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十几年改革，中国也有了一定经济实力，这个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实力，中国人低估了它，西方人高估了它。 一个国家要对世界发挥作用，还必须同时能有对世界的爱与关怀。也就是说，必须一要有实力，二要有道德，中国慢慢具备了这个条件。

　　道德，是一种对全球关怀的自觉，这方面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孔孟之道，重视礼，讲求仁，用之于国际关系，则是天下主义文化，不强调国，强调的是天下，特别是到了汉代完成文化统一，这种天下主义更是发展到极致。这种中国古典哲学的伦理基础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一般是通过文化扩展、而不是军事扩张施加影响；中国人不强迫别人信仰他们的东西，中国信奉的是天下主义、和平主义、文化主义，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民族国家的观念非常淡。中国人信奉天下主义，强调国与国之间也要讲道德，而西方就不是这个样子，如英国人向来主张，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最近我看到梅杰首相说，英国的利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第一位的，我方信确实如此。只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损害别的国家也是可以的。显然，在西方文化中，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不讲道德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担负着在?quot;冷战"的条件下，走出一条文化间的整合、沟通的路子的历史使命，这个任务非常重大。 　　问：在文化融合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要完成历史使命，应做些什么呢？

　　盛：我认为，有几件事情要去推进。第一件事，是探寻文化间平等交往的规则。西方人提不出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他们的态度是用西方文化代替非西方文化，他们并不关注、尊重其他文化，顶多只是对其他文化做一点博物学意义上的研究。中国则不同，特别是近一二百年，中国人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不是唯一的最优越的文化，世界文化各有其优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一两百年的挫折又是一件好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平等，探寻文化交融与整合的规则。 　　第二件事，促进文化间的融合和整合。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不完整的，他们了解的多是希腊传统，但对基督教传统、希伯莱传统则了解甚少；中国人推崇西方的科学、民主，但只有这些远远不够；宗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对基督教了解得少，对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的了解更少。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是了解其它文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现文化间的互补性、一致性， 这于文化的全球整合是有意义的。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兼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民族、文明间的冲突。

　　经济学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西学，但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传统视为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它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接近的。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早就说过，"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孔子也讲过，"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学是一个理性化的思想体系，但从一开始，它就给理性划了一条界线。它只在这条界线之内讨论问题。对于这一世界之外的事情则退避三舍："敬神鬼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但清楚人为努力的边界，所以有"一半人为，一半天命"之说。由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倾向，它一贯倡导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是自由主义的；政府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无为而无不为"。因而从经济学出发，中、西方文化有着相通的地方。

　　问：您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与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相似的原因何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偶然的巧合？

　　盛：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传统的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源流关系。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欧洲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由欧洲在中国传教士介绍回去的中国古典哲学，对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及经济学的先驱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这本书的第八章，魁奈精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而这一章的题目就叫?quot;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的比较。"这说明，即使中国古典哲学不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唯一源泉，起码也提供了倡导这一传统的精神楷模。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魁奈的"自然秩序哲学"，再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中间有着有案可稽的思想线索。斯密不仅与魁奈过往甚密，而且作为欧洲启蒙时代后期的一个学者，无疑也直接从有关中国的文献中获得儒家思想的养分。与欧洲相比，自然秩序哲学在中国有着更为系统的和更为深厚的根基。以至到中国的"五四"时代，无论哪一派的思想家，都认定"中国重自然，西方重人为。"

　　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为根基的；现代经济学本身就是中西交融的结果，是文化间整合与融合的典范，只不过大多数西方人不承认罢了。

　　我们倡导，必须好好回顾历史，想想曾经出现过的情况。

　　在文化的融合与整合中，中国经济学家是有优势的。经济学是融贯中西的， 中国经济学家有很好的背景，很好的基础，中国经济学家既面临继续发展经济学，又面临继续发展、整合中西文化的任务。经济学主要在西方发展起来，在理性表达上显得更精致一些。更准确地说，现代经济学是对"自然秩序哲?quot;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理性表达。由于这种表达方式很接近科学的表达方式，所以自然秩序哲学才在一个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一个过分夸大理性作用的时代被人们接受，而包含着同样的哲学的中国古典文化却因为表达方式的"落伍"甚至被本民族的人抛弃。我们进行文化的融合与整合，必须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精神。经济学的要义是"合作会给合作各方都带来好处"，在国家间，这就表现为天下主义。

　　问：是不是说，西方人没有天下主义，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一些民族或文化偏见？

　　盛：当然不能说没有天下主义，但其主流文化确实缺少天下主义关怀。西方经济学研究也不可避免渗透着西方偏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已获得了某种"科学"的声誉，却不能完全摆脱其对西方文化的"辩护性"。现试举三例：第一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强调自由贸易，但反对自由移民。自由移民能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派都反对自由移民，这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相悖的。不仅如此，在一些教科书中，还有着颇为荒诞的结论：移民对移出国不利。我猜想，这也许和今天英语民族占有着世界上最大量的土地有关。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暴力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哈耶克是伟大的，但他将世界看成是一个自发扩展的秩序，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尤其当我们在多国条件下讨论经济问题时，暴力因素即军事力量就是极为重要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包括日本在内，坚船利炮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利用先进的武器获取利益，这符合战争规则，战争能获得土地，有战争赔款、战争利润，签定不平等的贸易条约；支撑战争的重工业体系在本国不打仗时，可将武器销售给其他国家，甚至是敌对国，目的是用别国的钱来维持本国的军事工业，本国只要保留最先进武器即可。甲午战争后给日本赔款，相当于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两年的GDP。有的日本学者承认，实际上的数字更大，作用是决定性的。这就相当于全体国民一点工作都不干，还能得到相当于原先两倍的收入。当然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英国进行鸦片战争获得的赔款，以及鸦片贸易自由化使英国从中获得了多少财富。然而，现代经济学不仅缺少在多国条件下对暴力因素的研究，而且经常给人以错觉，以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依赖?quot;自由放任"、"自发的演进"， 这种理论大概是有意无意地想让人们"忘却"西方的坚船利炮在其兴起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经常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经济中的竞争会导致效率的提高，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解释合作生产和发展。然而在大多数有关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中，作者们出人意料的"不严谨""漏掉"了这些条件。在今天这个"恶意竞争"和"不合作升级"的现象(如军备竞赛)比比皆是的世界上，这样的不严谨只能用文化偏见来解释，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一个西方人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强加给这个世界的"辩护性"理论。

　　如果换一个文化背景，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中国对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补充和延伸西方经济学的已有理论，而且可以通过对其挑战来实现，在挑战中促进经济学的发展。通过挑战，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将会发现，他们面对的，将不是被人耕过几遍的、地力衰竭的农田，而是广阔的处女地。

　　从这个思路出发，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是问题导向的。即从中国的角度提问题，可以提出西方人因其文化偏见所提不出来的问题。这不仅从新角度推进经济学的一般化，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由于其天下主义的关怀，将使经济学更像经济学了。

　　问：为实现天下主义的关怀，中国、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盛：前面我讲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取决于中国的实力，为增强实力，中国必须发展经济。中国的发展，没有靠卖鸦片，没有靠贩卖黑奴，也没有靠战争赔款。反过来，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坚持天下主义也能够发展起来。当然中国的发展也有惨痛的地方，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也还是个问号。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她很大，而不在于其辉煌成就，中国还远没有到该骄傲的时候。

　　技术上，中国人还只是模仿别人，没有多少创新，如果这种模仿到了头，就不可能往前走，发展的潜能就要耗尽了。我们要倡导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人们就没有动力去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在这方面中国没有美国搞得好。

　　现在的企业还没有创造出独特的企业组织制度，如美国的福特、通用，日本的丰田这样的大企业的组织制度，中国还没有，或者说仍在探索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把很多人团结在一起，创造中国的巨型企业。制度经济学家应该与企业合作，共同探索。家庭式企业有很多优点，但仍妨碍着我们建立更大型的企业，其他组织形式我们仍没有太多进展。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有一套比较好的组织技术，可惜用于计划经济，有些生硬的地方，我们可继承其好的方面。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创造一些新的制度。组织制度上有突破了，才可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了一个里程碑。

　　　　　

　　原载《21世纪中国大预测》，改革出版社，1996年；刊载的版本未经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