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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生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复杂，目前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尤其复杂、生动。一系列情况表明，这一轮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显现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有其特殊性。在这种特殊性的背后，重要的一点在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周期与反周期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而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出现了许多以往所没有的利益格
局上的冲突。
第一种变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下，对于经济调控的政策目标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利益上、责任上，还是在权力上、约束条件上，都只能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贯彻者，但当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和责任约束，在相当大程度上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因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成为中央政策调控的主要对象；二是在我国非国有化改造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尤其是对增长的冲动，实际上是与民营经济相互一致的，因此，地方政府不再是执行宏观调控的主体，而是与民营经济一道，共同成为淡化宏观调控的周期性力量；三是在联接机制上发生了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是行政联接，由行政权力和责任机制约束，而地方政府与企业，特别是与民营企业是市场联接，所以，当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紧缩措施，要求退出时，采取的手段可以是行政的，支付的代价也可以是行政成本，并由财政承担或在政府间转移，但地方政府要求当地经济紧缩，要求企业退出或放弃地方政府已经允诺的配套条件，所要支付的却是市场代价，因为地方政府进入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进入的市场成本已经发生了，若要退出，这种市场成本只能分摊给相应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是同步的，现在至少是不同步的，地方政府从宏观调控的执行者、推动者，转变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成为一种相对于中央宏观调控周期而言的反周期力量。
第二种变化，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民营企业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民营或者广义地说，非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紧缩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中后期的宏观紧缩为第一阶段，那时以乡镇企业为主要代表的非国有经济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总体上还只能依附于国有经济，通过非正规的渠道，从与国有经济的联系中获得所需要的人、财、物。因此，以国有经济为主要代表的国民经济热，非国有经济也就同步热，政府财政紧缩或对国有企业进行收缩性调控，非国有经济便同步收缩，不存在不同步，更不存在反周期问题。90年代中后期的“软着陆”是第二个阶段，在当时“软着陆”中，非国有经济已开始成为显著的淡化周期的力量，当时的目标是实现经济高增长，同时保持低通胀，在这个目标实现过程中，非国有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高增长而言，当时经济增长中近70%是由非国有经济贡献的；就低通胀而言，形成通货膨胀的两大直接原因，一是财政赤字，这与民营经济基本无关，民营经济不会直接获得财政支持，而是信贷过量，当时年信贷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占用的不到20%。从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看，在90年代初期，国有经济投资增幅非常高以至于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时，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很小，但当国有企业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大幅下降时，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开始提高。因而，无论是实现“软着陆”，还是从固定资产投资上看，民营经济在90年代“软着陆”中成为非常重要的淡化周期的力量。目前这轮宏观调控可以视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紧缩性调控中，民营经济不仅是一般的淡化周期的力量，而且事实上成为重要的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反周期力量，因而成为重要的被调控对象。自1998年下半年，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但直到2002年上半年，经济并无明显的恢复，重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并无启动，并没有对政府的刺激政策产生相应的反应，之所以2003年后经济增长明显加速，重要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市场信心的提升。也就是说，政府说要扩大投资、提高速度时，民营企业并不这样认为，而当政府说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过热时，民营企业则正进入高涨期。因此，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深入，伴随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伴随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和退出，政府与企业的调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政府主要面对国有企业，转变为不能不主要面对非国有企业，如果说，国有企业的行为在制度上必须与政府行为一致，那么，非国有企业则天然具有反政府调控的行为倾向。所以，在变化的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当越来越明确为淡化周期或反周期，关键在于把握好反周期的时机和力度，在经济增长的周期中，政府不要跟着企业，不要跟着市场的力量吆喝。
第三个变化，是宏观调控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地位及作用发生了变化。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提升，因此，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周期以及传导机制和实施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显著，以至于人们甚至提出，刺激经济主要靠财政政策，紧缩则主要靠货币政策。事实上，财政或货币政策本身就无这种属性，只是在这一轮调控中我们运用政策过程中表现出来一系列差异，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直到2002年物价总水平并无反应，原因的关键在于货币供给的稳健，而2003年以后出现显著活跃，包括价格水平开始提升，关键也在于信贷自2002年下半年后加速供给，因此对经济进行紧缩，也只能首先运用紧缩银根的手段。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的央行有其特殊性，一是在目标上，既要稳定货币同时又要刺激增长；二是在责任上，既要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又要直接防范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这就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处于矛盾中：在稳定货币时，又要考虑如何承担减缓经济增长的责任；在刺激增长时，又要考虑如何防范商业银行风险。这样，就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实施中产生种种矛盾及效应抵消。
上述变化，都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学会新的调控方式，否则，简单地回到过去的行政调控，将是极愚蠢，也是无效的，而且我们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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