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的故事

　　盛洪

　　1.假若长生不死

　　人不可能长生不死，但我们不妨作一下这样的假设，一旦如此，我们的行为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第一件事是我们不用再寻找自己的墓地，也就是说，我们不打算退出这个世界；第二件事是，我们会放慢作一切事情的节奏，因为我们突然拥有了无限的时间，作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日方长。对于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会有了不同以前的看法。显然，一小时、一分钟，对于一个只有80年寿命的人，和对于一个长生不死的人是有着不同的价值的。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其中的不同，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寿命有限的人和一个寿命无限的人之间交换物品时，对同一物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不同看法？

　　有趣的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的想象力早已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大量的关于神仙和凡人、仙界和凡间交往的故事。在中国，仙界的时间总是比人间的时间过得慢，所谓“洞中方三日，世上已千年”；神仙的日子总是潇洒飘逸、悠然自得的。在西方，多情的希腊众神往往不满足于仙界中的爱情，经常与凡人之间发生罗漫蒂克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太阳神阿波罗与凡人伊达斯争夺少女玛尔珀萨。在争执不下时，众神之王朱庇特裁决说：“让她来做抉择吧。”结果少女选择了凡人伊达斯。她知道，尽管仙界乐趣无穷，神仙们长生不老、永葆青春，但自己终会人老珠黄，不如和凡人一起白头偕老。在她看来，正是因为神仙拥有无限的时间，所以他们的爱情是贬值的。这个故事寓意深刻，它反映了早期人类对时间价值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对于同一单位时间，人与神的评价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神是不死的，而人是要死的；换句话说，神是拥有无限时间的，而人是拥有有限时间的。

　　时间的有限性正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价值”概念的根源。要说人生来就会价值计算，是因为人生来就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存在。每花费一小时，他(或她)就要在他(或她)的时间总资源中扣掉一小时，无论他在这一小时中是大汗淋漓，绞尽脑汁，还是在焦急地等待，或者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消谴。因此，价值的本质是时间的有限性，或者按照经济学的说法，是作为一种最根本的资源的时间的稀缺性。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就把时间作为价值的度量。到马克思那里，就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具有更深含义的概念来作为价值的同义语。他解释说，如果1头羊能换3把斧子，那意味着生产一头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3把斧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虽然是经济学中的概念，但其实质内容我们并不陌生。我国北方老百姓经常用“工夫”一词形容时间，又不仅仅指时间。说做某件事“花工夫”或“不费什么工夫”，既是说要费时间，又是指在这一时间框架下做的所有事情。他们用工夫的大小来判断该不该做某事，就是在作合理分配自己最稀缺的资源---时间的努力。

　　2.为什么一个日本可以换两个半美国

　　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问的是，有一种物品，是大的值钱呢，还是小的值钱？答案似乎很显然，是大的值钱。一张饼，大饼要比小饼卖得贵些；一架彩电，20寸的比14寸的标价要高。但这个结论并不是处处适用。比如，日本的国土面积是美国的约1／25，但有人作过统计，如果用购买日本全部房地产的钱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可以买下两个半美国。这是为什么呢？

　　人类是要在一定的空间下生活的，现实地说，人类的全部空间就是地球。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人类大规模移民到其它星球的可能性。因此，空间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是有限的，或者说是稀缺的，这成为土地价值的根源。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空间的稀缺程度和人口的多少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空间的稀缺程度越高，土地的价值也越高。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争夺既定的空间资源。我们知道，在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越大，价格越高。在这个世界中，人口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不同的国家，人口密度是不同的。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国家格局，是有大量的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国与国之间是不能自由移民的。即使土地空旷、人烟稀少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移民也是严格控制的。因此有的国家人口密度很高，而有的国家则很低。例如，日本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10人，而美国仅为24人(1980年)。相差大约13倍。无怪乎，日本的房地产的单位价值要比美国高得多。

　　这种土地面积越小、人口密度越大，地价越高的市场规则，看来十分荒诞。在一定空间中的人越多，这一空间越拥挤，而对每个人来说，越是拥挤意味着生活质量越差，但同时每个人却要为这拥挤的空间、较差的生活质量付更多的钱。相反，人越少，越不拥挤，地价反而便宜。这显然与人们愿意为较好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付更多的钱的习惯想法相反。因此，在日本的房地产价值较高的背后，是日本人有着比美国人更差的居住和旅行条件这一事实。日本的名义人均收入即使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人也可以不无讽刺地说，日本人不过是一群住在鸽子笼里的工作疯子。

　　然而，荒诞后面包含着理性。人口密度越大，空间越是稀缺，越要求人们更为节约地利用空间。这道理其实和人们要节约地利用时间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空间的节约呢？舆论宣传和政府命令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措施。如果土地越是稀缺，人们对土地的估价越高，使用土地的成本越高，人们自然会注意节约和更为有效地利用土地。随着土地稀缺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土地价格，恰恰满足了这个条件。50年代后期，日本东京的地价飞涨，这显然是当时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的土地稀缺程度迅速提高的反映。城市地价的高涨促使人们更为有效地利用土地。人们很难想象有人会在寸土寸金的银座盖一幢住宅楼。高层建筑则是有效利用土地的形式之一。如果拿日本和美国相比，到过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会发现，几乎所有日本的东西都比美国小一号。从房间、汽车到食品。这固然和日本人就小一号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日本的空间更为稀缺。也许，日本人是全世界节约空间的模范。前几年，日本人纷纷在夏威夷、美国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以购买房地产的形式“登陆”，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士的惊呼。直观地看，这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比日本更为便宜的自然结果；在这背后，是日本人更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房地产的自信心。

　　3.稀缺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放在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框架中的。我们已经知道，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稀缺的资源，所以在这一框架中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稀缺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稀缺的世界。

　　正因为稀缺，我们才有了“满足”和“需要”的意识。如果不是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高山缺氧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需要”空气呢？正因为稀缺，不是所有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幻想的社会是一个不稀缺的、应有尽有的社会。有人幻想天上掉馅饼，有人幻想有吃不完的红烧肉。究竟一个不稀缺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不会有经济学家。他们的用武之地是稀缺世界。

　　稀缺世界中的规则，是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要按稀缺程度来排队。某一物品的稀缺程度既与需求有关，又与供给有关。对某一物品的需求不仅有一个需求量的问题，还有一个需求强度问题，即经济学家常说的“需求弹性”问题。有些东西，人们非要不可，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比如，人不能不吃饭，但可以不看电视。人们总是先需要住宅，然后才会考虑旅游问题。按照需求强度，人们可以拉一个清单，从粮食开始，然后是衣服、住宅、家具、家用电器、汽车、 …… 登月旅游 ……。在这一清单中前一个项目没有满足时，人们一般不会考虑下一个项目。

　　对于每一种物品，人们会随着获得这一物品的多少，而改变对其稀缺程度的看法。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人吃馒头，当他吃第三个的时候饱了。于是他说，我要知道吃第三个就饱了，我就不吃前两个了。当一个人饱了的时候，馒头对他就不是稀缺之物了。但达到“饱”的状态是通过“吃”的过程。随着吃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馒头，一个人的饥饿程度在下降，满足程度在上升，相应地，馒头对他的稀缺程度在下降。人们对任何东西的态度都是如此。也就是说，随着满足程度在上升，稀缺程度在下降。

　　由于人们对同一物品的效用评价是不一样的，同一物品对不同的人的稀缺程度也是不同的。对于一天抽两盒烟的老烟鬼，普通的烟民、偶尔抽抽烟的人和不抽烟的人来说，香烟的稀缺价值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家用电器，对于同一种家用电器的不同的规格、型号和商标，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今天服装个性化的趋势中，对同一套服装的评价的差异就更大了。最能够直观地看到人们对同一物品有关不同的评价的场合是在拍卖行。一种拍卖方式叫做英格兰式拍卖。人们从低向高叫价。出价最高者获得该物品，可能是一幅名画，也可能是一件日常用品。无论如何，这一叫价过程反映了不同的人对同一物品的不同评价，即这一物品对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稀缺程度。

　　最后，从整个社会看，任何物品的稀缺程度总是在变化的。这其中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如南美银矿的开发，使得18世纪的银元大幅度贬值；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如由于收入较快的增长引致的对家用电器的需求，使得这些产品成为我国80年代稀缺的抢手货。同样，不同物品之间的相对稀缺程度也是在变化的。美国有一位叫做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家曾认为，美国国会中势力最大的政治家集团，是由那些掌握了最稀缺资源的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是那些农场主，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是工业企业家。这是因为，在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时，最稀缺的资源是土地；当美国变为一个工业国时，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和企业家能力。从这一点看，稀缺是我们解释历史时不可或缺的角色。当然，这是稀缺世界的历史。

　　4.无往不在差异中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到，“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也许道出了整部书的立意，揭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或文明)之间的深刻关系。看过这部书的人到后来可能会忘掉大部分内容，但很难忘掉这句话。这就够了。

　　有一句类似的话，也是颇为发人深省的。这就是，人生而平等，但无往不在差异之中。这就是说，每一个来到世间的人都有同等的权利。他们同样有权利追求生存、自由和幸福，有权利爱和被爱。尽管你长得像史太龙，或者有周璇一样的金嗓子，或者出身于豪门贵族，都不会使你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但权利的平等并不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搞错。他们经常把相同误认为是平等。这种看法，在短篇小说“表面的公正”中被戏剧性地推向了极端。在那个绝对平等的世界中，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都被视为不平等，任何比别人优越的地方都要用某种措施抵消。漂亮的姑娘要遮盖住脸；肌肉发达的人要绑上沙袋；头脑聪明的人要戴上思维干扰器；…… 显而易见，这样的“平等”简直是一场灾难。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是人类社会之幸运。唯有千差万别，人类社会才会丰富多彩。如果只有一种颜色的花，不可能构成万紫千红。有了差异，我们才有了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灿烂文化；我们才既可以欣赏莫扎特和贝多芬，也可以欣赏梅兰芳和程砚秋；我们既可以读李白、杜甫，又可以读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等。有幸的是，消除差异的疯狂念头在实际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并且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如同世界万物一样，人无往不在差异之中。如果真的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每个人的天赋、秉性、爱好和志趣生来与别人就有差别，他拥有的自然环境和别人也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别构成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个性，也决定了他更适宜生产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更喜欢消费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每个人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各有不同。缺乏耐心的人钓不到鱼，不善于奔跑的人捕不到野兽，住在北方摘不到柑桔，没有河流沙滩掏不到金子。善长逻辑思维，最好去作工程师和理论家；有艺术气质，最好去画画和拍电影；爱交际，最好去公关公司；喜欢冒险，则去干干企业家。其实，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才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交换的基础。通过分工和交换，人类社会才会就今天这个样子。没有耐心但善于奔跑的人，可以用捕获的野兽和别人交换鱼；善长逻辑思维、但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工程师，仍然可以欣赏上乘的乐曲。由于存在差异，通过分工和交换可以使人们享受到比没有差异、从而没有分工和交换时更多和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有耐心但不善于奔跑的人，用捕来的鱼去交换野兽，比自己去打野兽划算得多；如果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天才平分给每个人，恐怕我们只能达到哼个小曲的水平，而永远享受不到优美哀伤的“安魂曲”和恢宏壮丽的“欢乐颂”了。

　　颇有人将视相同为平等的观念归罪于我国传统文化。其实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不了解。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于这句话有各种解释。究竟谁对且不要管它。我以为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正人君子之间各有不同，却能够和谐相处，精诚合作；小人之间尽管没有差异，却经常要发生冲突。所谓“和”，就是和谐、合作和达成一致；所谓“同”，就是相同。这句话真是精辟至极，使得“现代的”经济学家实在无法超越。它同时道出了“同”与“和”之间的某种必然关系。没有差异的人之间无须合作，因此就“不和”；各不相同的人之间才需要合作，合作就需要减少冲突，就需要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要“和”。由此可以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是一个每个人都相同的世界，而是每个人与他人的不同点，即他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世界，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又是保证差异存在并充分发挥的首要条件。试想，如果今天美国还实行黑奴制，我们还会知道马丁.路德.金、威廉.罗伯特、阿里和刘易斯的名字吗？

　　5.你犹豫什么？

　　你也许是一个果断和爽快的人，但我想你也一定有过举棋不定的时候。这时的心理状态就叫犹豫。人为什么会犹豫呢，是因为性格软弱，还是因为缺乏经验？

　　勇武善战、性格坚强如拿破仑，也有犹豫的时候。君不见，每次征战之前，他总是冥思苦想地设计作战方案。这就是在犹豫：是诱敌深入、埋伏奇兵好呢，还是迂回包抄、断敌后路好呢？经验丰富如聂卫平，我们见到他犹豫的时候就更多了。每次与他人对弈，他也不是不假思考，信手点子。一步棋有时也思考长达几十分钟。他也在犹豫：是弃子取势好呢，还是先捞取实地。

　　我们每个普通人虽然不是将军、棋圣，却每天也在面临着类似于战场和博弈一样的抉择。我们的抉择虽然并不关系到战争和棋赛的胜败，却和我们自己利害相关；我们的抉择虽然不会引起千百万人的关注，却和将军、棋圣的抉择没有本质区别。其实，生活就是一场博奕。我有买一套服装的预算，但同时看中了两套各具特色的衣服；我攒了一笔钱，准备添置新的家俱，是买一套组合柜呢，还是买一台录象机；我大学快毕业了，是继续攻读研究生呢，还是到公司去工作；我有一笔资金，是投向计算机软件业呢，还是投向音像出版业；等等。这些问题都等着我们去作决策。只不过决策的内容有大有小。

　　人是趋利避害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追求更小的成本和追求更大的收益。决策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看哪个方案最能满足我们的最大利益。在这个目标下，各种不同方案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如果我买了这套衣服，而不是那套衣服，我没买那套衣服的遗憾，会因我买了这套衣服而得到补尝；如果我毕业后到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而没有继续深造，虽然博士学位很诱人，但现在“穷不过博士”，手里有钱更踏实。经济学家们把选择了此方案而没有选择彼方案、因而带来的遗憾或损失称为“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很形象。在改革以前，我们大多数人很少选择余地，很少为自己决策，因而也很少犹豫，这是因为政府几乎把一切都包了。买衣服时，我们不需要挑，只要选好尺寸就行了。快毕业了，我们不需要选择职业，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没有选择余地，就没有机会；没有别的机会，我们就没有顾此失彼的遗憾。因此改革前人们也就很少有机会成本的概念。直到前几年，人们还愿意为每斤便宜两分钱的储存大白菜，排上几天几夜的队。其实拼上了这些时间只节约了几元钱。这说明人们对机会成本的意识还没有觉醒。有机会，才会有机会成本；机会多了，才会形成机会成本的概念。这一点说明，我们今天或许有比以前更多的遗憾，但这是有幸的遗憾，因为这反映了我们的选择余地的增加。你错过了一场好电影，是因为你在卡拉OK里小试歌喉；你拒绝了可观的薪水，是因为你更喜欢书卷气。

　　如果几种选择之间优劣分明，作决策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比如，有两家公司，其它情况都相同，一个答应付你每月1000元，另一个答应付你1200元，应该去哪家公司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都愿付你1200元工资，你就很难判断去哪一家更好。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完全一样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更多的是它们优劣相近，难分伯仲。这时我们就要费心权衡，这其实就是犹豫。在经济学中，我们把一个新的选择，或改变决策所引起的成本叫做“边际成本”，所引起的收益叫做“边际收益”，如果边际收益不大于边际成本，这个选择就不能给我们带来新增的利益，因而也就没有意义。在甲、乙两公司均愿意每月付给你1200元工资的例子中，如果你接受了甲公司的工作，从而得到每月1200元工资的同时，你就会失掉乙公司每月付你1200元的机会，因此你获得1200元收益的机会成本也是1200元，我们也可以说，你的这个决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当两个选择方案的净收益相等或相近时，或一个决策的边际收益等于或接近边际(机会)成本时，都会使人们在决策时犹豫不决。如果我们想用一句经济学术语来表达我们这时的情境，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边际上。

　　当然，“处在边际上”的人们的表现各有不同。这时就用得上果断和经验。因为决策本身也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为区区小事犹豫，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爱犹豫、犯嘀咕的人，并不比果断的人更能改善自己的利益。相反，减少犹豫、节约决策时间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如果拿不定生意报考哪个大学，可以找有经验的家长、老师提供帮助；如果去卡拉OK歌厅和去电影院对你同样有吸引力，不妨掷硬币决定去哪。当然，如果是重大决策，还是多犹豫一些为好。如果选择爱人，可不能用掷硬币的方法。果断而不轻率，慎重而不优柔寡断，是决策时的适当态度。决策能否正确，则依赖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保证我们不犯决策错误。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决策失败的体验。但失败给我们的不都是损失，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也许从成功中不能获得的经验。多作一些决策，多经一些失败，也许是更快地走向成功的途径。记得一位已经获得成功的企业家说过，我射了许多支箭，恰有一支正中红心。

　　5.青苹果和熟苹果

　　亚当.斯密认为，人与其它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有交换倾向。他在《国富论》中说到，“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它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显然，交换的前提是占有。我用此物向你交换彼物，就意味着，我承认，在交换之前，彼物是你的，而此物是我的。

　　分清彼此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个三、四岁的儿童也知道哪些玩具是他的，哪些不是。父母购买和亲友赠送都是自己对玩具的所有权的合法来源。人类很早就通行劳动原则和占先原则。前者比如谁打的野兽归谁，后者比如先迁移到某地的部落拥有对该地的所有权。但人类并不总是能很好地解决产权归属问题的。比如，若干个人如何分配他们共同捕猎的野兽，相邻的部落如何划分它们之间的“领土”。如果不能分清彼此，后果是什么呢？

　　在一个假设的情境中，有一棵无主的苹果树，在这棵树旁住着两个人。问题是，如果这两个人都想从这棵苹果树上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结果将会怎样。答案是，他们俩谁也吃不到熟苹果了。因为这棵树没有产权归属，所以谁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谁就要尽可能地摘更多的苹果；但对方也是一个“经济人”，他也会这样做。若要在摘苹果的竞赛中超过对方，就要更早地去摘苹果，但对方也会这样做。结果，摘苹果的时间会越来越早，以致苹果还未成熟就被摘掉了。谁要想等到苹果熟了再摘，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在产权没有划分清楚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只能吃到青苹果。

　　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人类从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过程。在狩猎社会中，野兽和野果是没有产权归属的。谁先捕猎或采摘到就归谁。谁的打猎技术好、工具先进，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野兽。这样就刺激了打猎技术和工具的发展。但这样一来，随着打猎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全社会中可打的野兽就会越来越少。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部落，野兽又是没有产权归属的，在成年的大野兽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人们就开始去打未成年的小野兽。因为如果某部落的人遇到未成年野兽不打，待到它成年后，未必就会成为自己的盘中餐。这样下去，野兽就会全部绝种，因为没到生殖期的小野兽如果被消灭了，就不会有新的小野兽了。与此同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社会也会崩溃掉。农耕社会和畜牧社会的出现，使人类避免了灭绝的命运。驯化野生植物，于是出现了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于是出现了家畜。农作物和家畜的优点不仅是它们比野生动、植物更易生长，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排他地拥有的动、植物。没有其它部落捕猎和采摘的威胁，人们不仅可以从容地等到这些驯化了的动、植物成熟，更愿意投入劳动精心照看。由此看来，农耕社会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实现了部落之间排他的产权划分；它通过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毫不夸张，道格拉斯.诺斯称之为“第一次经济革命”。我们的祖先也从未低估过这次革命。在中国，人们把发明了农耕技术的人称为神农氏。他在当时，是部落的首领，在后来，是神。这说明，人们从未仅仅把他当作技术创新者，而且视他为社会领袖。

　　小则吃不上熟苹果，大则毁灭社会，看来在产权上分清彼此实在是太重要了。不仅如此，产权不清还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冲突。我们也许还记得电影《老井》中的一个场面：两个村子的人为了争夺一口井而大动干戈。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为了一块矿产，为了一条河，为了一片林子，两个村、两个地区之间可以刀枪相见。如果这样的情况放到国与国之间，就更糟糕了。海湾战争的起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油田在地下是相连的，并且向科威特倾斜。伊拉克认为它吃亏了，但又没有提出可行的划分产权的办法。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伊拉克竟诉诸武力。这场战争，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假如我们找到了划分产权的方法，假如我们消除了产权上的纠纷，人类将会比现在幸福多了。熟苹果毕竟比青苹果好吃。

　　6.兼相爱，交相利

　　在今天这个专业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不可能自给自足。如果我们要获得我们所需的消费品，主要通过交换或购买。这种方式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殊不知，交换行为并不是我们人类从来就有的。在人类早期，交换方式的形成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听说直到本世纪上半叶，我国的苦聪族人仍然是躲在树林里和别人交换。他们把兽皮挂在树上，等待外来的商人放下少量盐巴，拿走兽皮以后，才出来收取换来的东西。这个交换过程还是那样地充满风险。

　　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交换方式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方式之前，人们若想从别人那里获得东西，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交换，也可以抢，可以偷，可以骗。这后三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道德的，并且是违法的。但是，要知道，道德和法律的形成是文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所以可以设想，抢、偷、骗行为在文明形成之前是既不受道德谴责，也不受法律惩罚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这些行为比交换行为更有利。因为交换总是意味着用自己的产品交换他人的产品，而抢、偷、骗则是无本万利。这样看来，每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人都会选择后三种方式，整个社会也会变成由这三种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成为一个强盗、小偷和骗子横行的社会。我们今天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交换的社会，似乎真是一个万幸。其实这是必然的。抢、偷、骗行为对个人似乎是有利的，对整个社会则是灾难。因为如果抢、偷、骗可以轻易地获得财富，人们就不会去进行生产活动。但产品只能是生产出来的，如果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减少，不创造财富的抢、偷、骗行为增加，社会只能不断衰落下去。在和其它有效地抑制了抢、偷、骗行为的社会的竞争中，这种社会终究会被淘汰。即使对个人来说，这些不劳而获的行为也不是长久之计。被抢、被偷、被骗的人当然不会坐视自己遭受损失，他们会想尽办法保卫自己的财产，并对强盗、窃贼和骗子加以惩罚。既然人们有防范抢、偷、骗行为的需求，社会就逐渐发展起了治安系统。这样，抢、偷、骗行为就变得越来越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这类行为还会遭到公众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抵制。一个骗子可能会有一次得手，但他的坏名声却会使他永远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美国平民总统林肯曾说过，“一个人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一个人可以行骗一时，但不能永远行骗。所以，抢、偷、骗从别人那里获得产品的方式，最终会被淘汰的。

　　排除了抢、偷、骗方案，交换方式也不是一下子成熟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想象最初的、偶然的交换发生在原始部落之间的边缘上。约翰.希克斯则猜测，定期贸易是由宗教集会发展起来的。“带来的商品最初可能是节日期间个人消费或作为礼物献给上帝的，但如果参加者携带的物品不完全一样，他们会试着用带来的货物互相交换。”还有一种与我国苦聪族人交换方式类似的“沉默的交易”。交换双方都在一个空地旁边隐蔽起来，将自己拿来交换的东西放在空地上，直到对方在空地上放上自己满意数量的物品，才出来拿走换来的物品，否则就不出来，以示交易还未公平。用这样的方法，伊图里森林中的姆布蒂人用肉换取图班族农民的香蕉，斯里兰卡的维达人用蜂蜜换取僧迦罗人的铁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交换方式才发展成为我们今天采用的样子。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专门为交换(买卖)而设立的市场和商店，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烧香祭神，只是为了购买物品；我们也不用担心付钱后售货员不给货。

　　交换方式成为今天人与人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反面说明，它一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只对一方有利，它迟早会像抢、偷、骗行为一样，受到被损害者的抵制，从而被排除掉。我国春秋时代的哲学家墨子说过，“兼相爱，交相利”。如果明白了交换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的巨大恩惠，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仅是一句道德说教。

　　7. 市场中第一个竞争者

　　我有一次到上海出差，下火车以后向一位老者打听到密云路怎么走。这位老者说他愿意带我去。正当我心中升起一片感激之情时，这位老者又说，“不过，适当地给点小费就行了。”我问多少钱，他告诉我要5元钱。听了以后我扭身就走，那老者还在后面还价，“要不便宜一点，4元行不行？”这时我已走到一个书亭旁边，花了8毛钱买了一张上海地图。这张图绘制得十分精巧。在上面仿照经纬线的方式，将整个上海置于用纵、横座标线构成的网络之下。要想找任何一条街道，只要找到相应的坐标就行了。用起来十分方便。很容易，我就到了密云路。

　　我不想非议那个想要小费的老者。如果他把他的行为看作是提供一种服务，他有权收取报酬。不过他要注意收费的上限。即使他垄断了全部上海站的业务，他的“垄断价格”也不能高于他的服务对象自己提供这种服务所需的费用。比如买一张地图花8毛钱，然后再花2分钟找到我要去的地方。一共也不会高于1元钱。如果考虑到地图以后还可以用，这次寻路的成本就更低。相比之下，5元的开价是太“黑”了。我想大多数路人都不会接受这个价格。不知道这位老者按照这个价格做成过多少次“生意”，我想他不会是完全失败的，也许会有一、二次成功。但我断定这项“业务”总的来讲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在非常专业化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听说有专门给人带路的职业。这是由于大多数人自己寻路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城市中，问路都是免费的。如果叫一辆出租车，司机就会捎带提供这种服务。在不少城市中，市政当局还免费向旅游者提供城市地图和介绍。这不仅表现了一城市对外来者的善意，其实对该城市自己也有利。无论是旅游者还是客人，行动方便一些总会给东道主带来更多的福利，或者是增加了旅游收入，或是增加了快乐。

　　在很早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无所谓“生产者”、“消费者”，“供给者”、“需求者”，或“买者”、“卖者”。人总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自己需求，自己供给。他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身。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想卖掉他的产品，他的价格必须低于别人生产该产品的成本。反过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买他人的产品，是因为自己生产同样产品的成本高于别人的开价。当这样的条件满足时，世界上第一个生产者就出现了，第一个消费者也出现了。他们之间既是买卖关系，又是竞争关系。因为如果“生产者”的开价高于“消费者”生产同一产品的成本时，“消费者”就会自己生产，这时他就变成了“生产者”的竞争者。所以我们说，生产者的第一个竞争者就是他的第一个消费者。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壁垒分明，人们往往淡忘了两者之间相通的地方。但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在独家垄断的市场中，垄断者也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垄断，它的第一个竞争者就是它的客户。因在信息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方面有所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勒教授，曾经揭示过这种现象。他说，如果一个专业化的垄断者将价格定得太高，以至超过了客户自己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客户就会自己生产。

　　但是斯蒂格勒教授的话似乎多余，难道每一个“经济人”自己不会对比吗。确实。不过也有例外。我曾在一张经济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封读者来信。这位先生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他的小女儿想吃馄饨，为此他起五更去排队买馄饨皮，但因为排队的人(或代表他们的砖头)很多没有买到，这使他既生气又伤心，他的小女儿因此大哭一场。我不知道他要的是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馄饨皮，或者自己做馄饨皮困难异常。我想如果他起六更自己动手，也许他女儿会如愿以尝。看来，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往往并不是满口深奥道理，说一些被人遗忘的大实话，也许更有益于世人。

　　8.李嘉图的妙算

　　理论家们似乎经常讨论一些常人看来无需讨论的问题。例如，人为什么要交换。亚当.斯密说，人有交换倾向。墨子则回答，交换对人们有利(交相利)。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为什么花3000元买一台彩电，是因为“值得”；为什么要买5元钱一斤的鲤鱼，是因为“划得来”。“值得”和“划得来”的意思就是有利。在货币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之间是以物易物。如果一个人用10个小时生产一把斧子，用40个小时生产一头羊；而另一个人用14小时生产一把斧子，用30小时生产一头羊；用一头羊换3把斧子就会对双方都有利。通过交换，前者每获得一头羊，就节约了10小时的劳动；后者每获得3把斧子就节约了12小时的劳动。如此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例外：一个人比其他人都笨，他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成本都高于其他人。这样，岂不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换了吗？

　　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国家之间的交换就是国际贸易。近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使经济学家们对之倾注了大量精力。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互通有无。最初的国际贸易恐怕是这样的。张谦和班固通西域，一个重要的成果是通商。汉朝人用丝绸交换自己没有的香料和宝马。但现在的国际贸易早已不仅是互通有无了。一种产品，在甲国生产比在乙国生产便宜；另一种产品，乙国比甲国成本低。显然，甲国用第一种产品换乙国的第二种产品，对两国都有利。在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时，经济学家们很爱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用美国的农产品换欧洲的工业品。他们解释说，因为美国地广人稀，农产品的成本就低；而欧洲的工业发达，所以工业品的成本就低。国与国之间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差异，如天赋资源，地理位置，人民习性，技术水平和文化特征，等等。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还不足以引人注目的话，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谁也不能忽视。然而，经济学家们仍然不满意这样的解释。假如有一个国家生产各种产品的成本都比都比别的国家低怎么办？是否就不需要国际贸易了。李嘉图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即使实际中会有这样一个国家，它也需要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他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如有两个国家，它们生产食品和衣服的成本如下：

　　食品 衣服

　　国家甲的成本 1美元 3美元

　　国家乙的成本 2美元 4美元

　　李嘉图的论证是，尽管国家乙生产食品和衣服的成本都比国家甲高，但它用衣服交换国家甲的食品是值得的。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食品与衣服的相对比率是不同的。在国家甲中，一单位衣服可以换3单位的食品，而在国家乙中，一单位衣服仅可以换2单位食品。国家乙中的人即使以3美元的价格，在国家甲中出售成本为4美元的衣服，但在尔后却可以1美元的价格在国家甲购买粮食，这样，一单位衣服就可以换回3单位的粮食，比在国内多换回了一单位粮食。反过来，这项交易对国家甲的人也是有好处的。在这里就不细讲了。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论证。这就是著名的相对优势理论，它所揭示的道理真是妙不可言。它排除了对自由贸易的最后一丝的怀疑。一百多年来，多少经济理论受到怀疑、批评和攻击，但这个理论却是岿然不动，以致一位现代经济学家，美国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的撰写者，保罗.萨缪尔逊说到，“它是无懈可击的”。

　　对国家如此，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即使我们笨到做什么都不如别人的地步，或者聪明得比谁都能干，我们也会在交换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萨缪尔逊讲过一个最佳律师兼最佳打字员的例子。他的结论是，尽管这个律师的打字技术比别人都好，他还是雇一个秘书为好。这样他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用于效率更高的律师工作。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选择职业或工作，并不见得要用自己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和别人比，最重要的是和自己比。在自己诸种能力中，一种具有相对优势的能力，或许就是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使自己能在社会上立足的资本。

　　9.满意即最佳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人民生活在一个一种产品只有一种价格的社会中。这使许多人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每一种产品只存在一个唯一合理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两种以上不同的价格，必定有一个或多个价格是不合理的。又有许多人认为，政府规定的价格是唯一合理的价格。而一些理论家则看到了政府规定的价格也有其不合理性(如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决心用计算机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在他们心目中，合理的价格仍是唯一的。

　　改革以后，人们逐渐对一种产品、多种价格习以为常。人们再也不会大惊小怪，一种家用电器在一个城市的不同的商店中，何以有不同的标价。《北京晚报》甚至隔两三天就要报一次家用电器的“本市最低价”。如果我们到可以讨价还价的自由市场中去，我们更无法确定，同一款式的服装到底会卖出什么价。农贸市场中的菜价随着时间、季节波动，已为市民们所接受。人们慢慢地不再探究，什么是唯一合理的价格这一问题。那么，是否还存在“唯一合理的价格”呢？如果存在，我们今天接受的与之不同的许多价格，岂不是“不合理的”吗？

　　经济学家们通常被视为最会计算的人，人们猜想，通过计算，也许能找到一种产品的最“科学”、最“真实”的价格。一些经济学家也确实以此为己任。如果说，今天还没有什么成果的话，那是因为计算能力不够。然而，如果经济学家所掌握的计算能力比今天有了大幅度提高，比如说，经济学家有了586、686或786计算机，是否就能算出“科学”的价格呢？答案是否定的。

　　假如有一种产品，甲生产它需花费10元成本，乙则需要20元成本。乙很需要这种产品，如果在外面买不到，他就要自己生产。很显然，乙向甲购买这种产品是很划算的。从社会角度看，乙每向甲购买一单位这种产品，就会节约10元钱。但是，这个交易将以什么价格成交呢。对于甲来说，只要价格高于10元就是有利的；对于乙来说，只要价格低于20元，就会有好处。因此，可能成交的价格在10元和20元之间。然而，具体的价格在这之间的什么地方呢？有人可能认为，应该按产品的成本10元定价。可是，这是不公平的。这次交易使甲、乙两人一共节约了10元钱(20元-10元)，为什么要让购买者(乙)独得这份好处呢。因此我们说，合理的价格是落在10元与20元之间的区间内，究竟在哪一点，视具体情况而定。或者是，两人中有一人更会讨价还价，或者是乙更急需这种产品，或者是甲的竞争者很多，等等。这些因素不是不可以纳入计算的，不过且不说这些因素都个别地发生的，其复杂性早已使计算本身变得不“经济”了。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一项交易是按合理的价格成交的，并且不仅对交易双方、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呢？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看这项交易是否双方同意的，双方是否对交易的结果感到满意。当然在这里，经济学给了“同意”和“满意”这两个词以更宽泛的内容。“同意”的意思是，你对按某一价格成交，能够行使否决权而没有行使。所以，成交的价格是你与个体摊贩讨价还价的结果，还是国营商店早已标好的价格，都是你同意的价格。“满意”的意思就更宽了。谁会真正满意一项交易呢，卖者恨不得价格再高点，买者恨不得价格再低点。在这里，“满意”的意思是，你做成一项交易后不后悔，不感到你还不如不作这项交易的好。所以，当你一边对个体摊贩说“真要价”，一边咬咬牙为你的情人买下一身称心如意的套裙时，你是“满意”的。经济学家假设每个消费者都有一个“效用函数”，并把它堂而皇之地画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效用函数”是什么样的。当消费者按照某种价格与生产者成交时，他才向经济学家泄露了有关他的“效用函数”的难得信息；如果交易双方皆大欢喜，就实在是藏在黑箱里的“效用曲线”和“成本曲线”的大曝光。对于一直靠假说度日的经济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满意成交这个事实更有把握的事情吗？反过来说，是否能计算出一种“科学”的价格，这种价格起码有一方不愿接受或不满意呢？所以，满意成交的价格就是最好的价格。经济学家们把这个规则总结为：满意即最佳。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价格的看法就会轻松多了。我们就不会苦心探究，合理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值，而是关心，什么样的价格能使我们满意，同时也使对方满意。这颇像法学中的程序主义。程序主义并不关心，具体通过的法案是什么，只关心，这个法案是否按照正当程序通过的。这种对价格的态度，或许会改变我们某些习惯。当我们谈生意时，我们就不会徒劳地猜测对方的底价究竟是多少，而是考虑对方的出价是否对自己有利。对同一产品价格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巨大差异，也会保持充分的理解。当你走在纽约街头，你就会感到满街“疯狂大甩卖”的广告，和柜台后面坚挺的价格，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它们都游荡在生产者的底价和消费者的底价之间。

　　10.同室亦操弋

　　康罗.洛伦兹是一位奥地利的动物学家。他在对动物行为的观察中创立了现代行为科学，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工作可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那样枯燥。在一次实验中，他买了许多不同颜色和种类的珊瑚鱼，然后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大鱼缸中。鱼与鱼之间开始互相攻击。洛伦兹和他的助手惊奇地发现，鱼类战争主要是在同类鱼之间进行的。战争的结果，是在每一类鱼中只有一个胜利者，失败者一般都被咬死。而不同种类的鱼之间却可以相安无事。这真是赤裸裸的“同类相斥”。不仅如此，更富有进攻性的鱼在击败了同类的对手后，就转而进攻在颜色和形状与自己相近的其它种类的鱼，直到这个大鱼缸中只剩下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异族。为什么鱼要攻击自己的同类，同类之间为什么没有一点“民族主义”？洛伦兹和他的助手后来终于弄明白了，这是由于同类之间的生存竞争。因为鱼与鱼之间的种类越是相同或相近，它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越是相同或相近。在食物数量既定情况下，同类的鱼就是同类食物的竞争者。由于竞争者的存在，自己就不得不享有较少的资源，如果打败和消灭竞争者，就可以享有更多的生存资源。相反，如果另外一条鱼和自己的颜色、形状均不相同，不啻是给自己一个信息：这条鱼不会与自己争夺生存资源，所以可以相安无事。这使洛伦兹想起了人类社会。如果一个医生想过得好一些，最好离另一个医生远一些。但一个村里的医生不会影响村里木匠的生意。

　　当然，用消灭竞争者生命的方法取胜，是最原始、最残酷的方法。在今天人类社会中，竞争的手段已经“文明”多了。一种竞争手段就是价格竞争。在销售的竞争中，如果有一个生产者出价比别人低，他就会在竞争中获胜；在购买的竞争中，如果有一个消费者出价比别人高，他也会赢得胜利。但这种胜利是有代价的，它是以对自己更不利的价格获得的。然而，竞争对竞争者的这种残酷性，对交易的另一方却是福音。试想，在你家附近的菜市场中，如果每一种菜只有一个人卖，价格会比每一种菜有几个人卖更便宜吗？对于你来说，你的交易对手的竞争者越多，对你越有利，你越能讨到更好的价格。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你的交易对手的竞争者越多，你越可以不买对方的货物相要胁，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的开价，你还可以去找他的竞争者。相反，如果你自己的竞争者越多，对方的竞争者越少，你越要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不利地位。道理是同样的。我们已经知道，在买者和卖者所能接受的价格之间，有很大一个空间。买者价格的上限，是买者对某一物品的最高评价；卖者价格的下限则是卖者的成本。实际成交的价格会在这两者之间的什么地方，还要看双方在讨价还价时的力量对比。在这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买卖双方的竞争者人数的对比。

　　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大多数人并不十分清楚。比如，人们往往恨那些在市场中抬高价的人，认为这些人需要用法律加以取蒂或制裁；而往往忘了这些人之所以能抬高价，并不是他们的道德败坏，而是他们具备抬高价的客观条件---缺少竞争者。如果取蒂这些人，只能使竞争者更少。我曾在北京的一家大报上看到一封农民的来信，这封信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看法。这个农民说，由于政府收购猪肉的部门停止了收购，乡间的猪肉贩子乘机压低价格收购。他最后说，我真是恨死这些猪肉贩子了。这其实是很奇怪的逻辑。第一，他为什么不抱怨政府收购部门，正是因为它们停止了收购，猪肉贩子才有了压低价格的条件；第二，如果真的把这些猪肉贩子也取缔了，在他卖不出猪肉的时候，在他眼中，猪肉贩子就不那么可恨了。当然，这种态度不仅在中国有。英国经济学家欧文.坎南曾经描述过这种情况：“当一种东西的价格上升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抱怨、辱骂，他们并不辱骂那些拼命抢购的人和那些本来可以生产这种东西而实际上却没有生产的人，而抱怨那些正在设法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从而会降低价格的人们。…… 毫无疑问，当人们指责种植小麦的那些农民(因为其它农民没有种植小麦才导致了高价格)的时候，或者，当人们指责少数向伦敦运煤的船主(同样是因为其他船主很少这样做才提高了煤的价格)的时候，正好提供了众所周知的忘恩负义、以德报怨的绝好例子”。

　　如果我们知道了价格的变动和竞争程度的变动有关，我们就会在价格变得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保持明智的冷静。如果我们想借助于公众舆论和政府力量使情况变得好一些，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加抬高价(或压低价)的人的竞争者，而不是限制价格或取缔这些人。因为限制价格的结果只能是有价无市，这种情况在北京的农贸市场中出现过。当政府为了限制菜价而规定了价格上限时，许多菜农就退出了交易。对于消费者来说，有钱买不到东西，并不比东西贵点更好。取缔或限制抬高价(或压低价)的人，只能使竞争者的人数更少，在政府控制不到的黑市中，价格必定更高(低)。其实，在价格体系起作用的时候，我们无需借助于政府和舆论。因为较有利的价格会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这一领域。当较低的收购价格使得猪肉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那个时候，那个农民会发现，这些猪肉贩子越来越可爱。

　　11.流行价格

　　有句话叫做“货比三家”，其实今天大多数人的购货经验是“价比三家”。在商品种类很少、复杂程度很低的古代社会，货比三家也许是现实的。但是在今天，谁有把握比较松下彩电和日立彩电的优劣呢。要作到这一点，除了要有大学电子专业的文凭外，还要有在电视机厂工作过几年的阅历。这实在非一般人之所及。人们作购买决策，往往是根据价格。但是，价格就那么可靠吗？贵一点的彩电的质量一定会比便宜一点的彩电质量好一点吗？

　　假如你从不知道一架彩电卖多少钱，更不知道厂家生产一架彩电的成本，做出要花多少钱买一架彩电的决策也许非常困难，尽管你可能是一个精于计算的人。这说明，你对价格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出于你的计算。你之所以认为某一商店的标价“过高”或“还可以接受”，是受了你的邻居、同事和报纸的影响。你的邻居以某某价格买了一台牡丹彩电感觉良好；你的同事以3000元钱买了一台某某牌彩电，经常出毛病；当你决定买一台彩电时，一定很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栏：各公司和商店一般都会在报纸广告中打出家用电器的价格。你其实并不知道一架彩电“值”多少，你是根据已知的价格进行判断和比较的。不仅如此，当人们买了一件商品以后，经常愿意打听别人买同样的商品花了多少钱。梁实秋先生曾在他的杂文“讲价”中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形。如果别人买得比自己便宜，“亏了”二字就会脱口而出；如果比自己贵，则会暗自得意。女同胞们更是喜欢注意商店中自己买过的东西的标价。如果自己用400元钱买的套装，在另一个商店中标价为800元，她的满意程度会比自己真的多了400元钱还高。如果情况相反，她就会后悔不迭。1991年的时候，我曾在一个家用电器商店中，听到一对夫妇这样的对话：“＊＊牌录相机只有1900元一台了”，“得，亏了2000元”。他们的录相机一定是在1988年抢购风时买的。人们购买后的情绪，又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购买态度和他们的邻居和同事。

　　人类对大多数事物其实并不是直接进行计算的。他们总是参照或凭借某些间接的事物进行判断的。比如，你每天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并不是根据你家或单位在地球上的绝对位置(经纬度)去找到它们的，而是根据你家和单位之间的相对位置。如果你在国际大厦上班，而家在西城，你会先从你家到长安街，然后再从长安街向东行，过了社科院大楼，就到了那座“巧克力”大厦。人们之所以要参照相对位置，是因为这样做比计算绝对位置简单得多。假如人们每天都拿着罗盘和经度仪去上班，那就太滑稽了。地理位置如此，正义的位置也是如此。英美等国的法律体系被称为判例法。其基本特征是，对每一案件的判决，都要以以前发生过的类似案件为参照。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以前的判例作为参照，仅凭法理进行讨论，案件的审理会变得非常复杂，并且最后的判决也未必恰当。以前的判例作为正义的相对坐标，起着简化审判过程的作用。

　　价格的形成其实也是如此。已经成交的价格对于正在进行的讨价还价有着重要影响。人们会想，为什么已经成交的交易比方会按照如此这般的价格成交，其中必有道理。因为他们都不会是傻子，不会作损害自己的事情。人们成交后的感觉，又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使他们在未来的交易中对价格做出某些修正。成交的次数越多，其中包含的修正越多，价格中包含的信息量越多，已经成交的价格对正在进行的讨价还价的参考价值越大。当市场中的人相当多时，形成的价格就会变得相当权威，人们甚至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因为这时的价格已经包含了市场中大多数人的流行看法。在它形成之前，人们进行了多少盘算和权衡，经历了多少得意和后悔，所有这一切，都包容在你眼前这个数字中了。它虽简单，但却可以使你不用再盘算和权衡，得意或后悔了。

　　12.摊区卡特尔

　　我们大陆的中国人一般是从两个地方知道“卡特尔”这个词的。一是从书本上，一是从国际新闻里。自从70年代以来，人们就经常听到“欧佩克”这个名字，即石油输出国组织。加入其中的各个石油生产国，通过共同减少它们的石油产量，来达到提高价格的目的。物以稀为贵，人为制造的“稀”也可以。它也许是迄今最著名的国际卡特尔了。如果没有它，现代的历史也许要重写。1971年和1979年，它曾两次给西方带来石油恐慌。它在短短的时间里，使阿拉伯酋长们成为世界首富。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部分地也起因于欧佩克的内部矛盾。由于欧佩克只是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缺少有效手段惩罚那些日产量超过产量配额的国家，它的价格垄断经常被自己打破。欧佩克国家总是同床异梦。科威特倾向于偷偷地增加产量，而刚刚结束两伊战争、负债累累的伊拉克，却希望限制产量维持高价。但这个目的需要欧佩克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过到。如果有一个成员总是不能自觉遵守协议，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把它兼并掉。当然在政治上，这就意味着消灭一个主权国家。

　　如果我们明白了卡特尔不过是一个通过限制供给量以提高价格的东西，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讲就并不遥远。我曾在北京的一条繁华的专卖时装的街上看到过卡特尔。在相邻的十几家商店卖着一种相同的时装鞋，标价都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80元。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在相隔一段距离之外，又有几家新开业的同类商店。它们卖这种鞋的标价就各有不同，并且平均比80元低10元左右。很显然，那些价格相同的十几家商店之间存在着某种价格卡特尔。具体这个卡特尔怎样形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一种可能是，这十几家商店的人在这里经营日久，彼此相互熟识，在日常闲谈中就达成了一致。也许是其中很有威望的一家首先标出了价格，其它人既不想吃亏(标更高的价)，也不想得罪他(出更低的价)，所以就跟随了他的价格。当然，卡特尔的形成也不都是很文明的。据说有一个初出茅芦、刚刚加入个体户摊区的女孩子，由于卖香蕉的价格总是低于附近的摊主，结果受到了威胁，最后不得不将价格调得和其他人一样高。当然，我并不是说，个体户摊区一定存在卡特尔。因为维持一个卡特尔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欧佩克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摊区卖同类商品的摊主相当多，如西单的百花市场和劝业场，天桥的服装摊区，红桥农贸市场中卖羊肉片的人，卡特尔很难形成。因为人越多，越难达成一致协议，也越难监督和惩罚违反协议的人。

　　所以，要想控制价格，卡特尔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卡特尔会由于进入市场的竞争者人数越来越多而崩溃，要更有效地维持高价，就要限制竞争者的人数。在美国有一种形式被称为“lobbying”，意思是“院外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企业界利用政府的力量排斥自己的竞争者。具体说来，就是一些企业界人士到国会去游说甚至行贿，促使国会通过一些限制本产业的竞争者人数的法案。当然公开的名义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提高某种或某些产品的进口关税或设置配额，以减少国外的竞争者，名义上却说是保护本国产业；对于某些技术性职业(如医生、记者)的资格考试增加不必要的难度，以减少进入该职业的竞争者，却可以美其名曰提高职业服务水平。我国和美国的政府制度不同，也不存在什么院外活动。但实质相同的事情并不是没有，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普遍。所不同的是，这类事情似乎并不是千夫所指，在很大程度还是很有合法性的。听说有一个摊区的摊主们合伙收买了当地的工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他不要再给别人批发营业执照了，这样这个摊区就不会再增加竞争者了。这大概是“院外活动”在中国的雏型。但这和大量的“合法”的行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许多地方政府明令规定不许外地的竞争性产品“进口”，实行地方市场割剧，就是利用政府力量减少竞争者数量的极好例子。和美国的例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恰是政府自己。“院外活动”变成了“院内活动”。

　　长期的传统计划经济，使我国人民缺乏竞争意识，反过来又对垄断行为缺乏警觉。人们大多是直觉地对偏高的价格表示不满，并把其归因于“心太黑”，而很少自觉地反对导致价格偏高的卡特尔行为或“院外活动”。而在美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了第一部反垄断法。垄断行为和偷窃行为一样令人憎恶。以致一些同一产业的大公司经理不敢聚在一起吃饭，以避免招致于己不利的舆论。著名的产业巨子亚科卡就曾经说过，他不敢同其它两家(通用和福特)公司的高级经理随便说些什么话，怕被新闻界抓住，以为三大汽车公司又在串通价格了。我国的反垄断意识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来呢？

　　13.货币的传说

　　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自己的祖先有某种误解，认为过去的中国只是一个农业国，我们的先辈们个个都是“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人与人的关系都像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那样纯朴、简单和浑沌。如果我说中国曾经是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国，你会奇怪吗？我们今天管做买卖的人叫做商人。在中文中，商人原指商族的人。这说明，早在殷商时代，我国的商业已很发达。到了汉代，商业活动的规模已如司马迁所形容的那样，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了。农业的特点是孤立和封闭，商业的特点是交往和沟通。可以想见，乡土中国不可能成为统一的中国，今天统一的中国文化最早是靠商业连结的。这其中的道理是不难讲清楚的。

　　中国在商业上曾领先于世界的另一个例子是货币。西方诸国直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纸币，最早大概是英格兰银行在十七世纪发行的银行券。而在我国，南宋时期(公元10世纪左右)就出现了私人钱庄发行的纸币，当时被称为“交子”。这种形式很快被政府发现并采用。到了元代，纸币形式得到了更为普遍和充分的应用。当然，中国人也是最早遭受纸币所带来的坏处---通货膨胀的人。元朝的统治就是在通货膨胀中灭亡的，以致现在世界上还有人对通货膨胀有另一种说法：货币蒙古化。

　　但是，无论如何，货币的发明和货币形式的改进，标志着人类交换活动的进步。如果我们对货币的功用还有什么怀疑，那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货币，我们将怎样与别人交易。比如，我牵着一头牛到市场中，想换回一些食物和工具。但我会碰到一些困难。第一，市场中可能恰好暂时没有我想要的某些商品；第二，我怎么将一头活牛分割给持有不同商品的交换者；第三，如果我想换的东西的价值低于一头牛的价值怎么办；等等。除此之外，桃树的主人很难用桃子去与柿树的主人换柿子，因为这两种水果的成熟季节不同，并且不易保存。当一头牛可换的羊的数量不是一个整数，而是比如说，3.3头时，由于无法将活羊分开，致使交易不能成功。货币的出现，使人们在交易时增加了一种万能的辅助工具，上面说的困难在货币面前都不攻自破。如果桃树的主人想吃柿子，只要先将桃子换成货币，等到柿子收获的季节，再用货币购买柿子。所以，货币的功用就是使交易变得便利，使得那些原来看起来不可能成交的交易变为现实。交易越是便利，交易量越会大，交易次数越会多，人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越会多。反过来，人们节约了用于交易的时间，就会更多地进行生产或享受闲暇。因此货币的发明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自从有了货币，才真正有了精确到分厘的价格，人们才把上年的收入用到下年，将眼前的享受推迟到将来，才能将自己的产品送到千里之外，又将千里之外的货物放在眼前。

　　但是，货币是谁发明的呢？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东方西方，很少有哪个民族还记得她的货币发明者。比如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我们知道有发明农业技术的神农氏，有发明文字的伏羲氏，却不知道哪位神氏发明了货币。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货币不可能是一个人发明的。货币的发明起码要有两个人，一个使用货币的，一个接受货币的。货币的功用，只有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货币以后才真正显露出来。所以说，发明货币的应该是一群人。这反映了货币的社会性质。这种性质，我们可以用今天的电话系统作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城市里只有一部电话机是毫无意义的。起码有两部电话机才能实现其基本功能。加入这个电话系统的电话机越多，这个电话系统越有价值。因为任何一部电话机可能通话的对象多了。

　　货币本身所经历的变化，也是一个使交易越来越便利的过程。纸币的发明，使得进行长途大规模交易的商人免于携带大量铸币的劳累，也会减少不法之徒的注意。在今天，货币的形式又有长足的发展。从银行体系的出现，支票、汇票、信用卡，到电子货币。这些无一不对交易产生纸币曾经产生过的推动作用。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些则是西方人发明的。

　　15.天线风波

　　我的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座有160户居民的住宅楼中装共用天线的事。当然，对于这些居民来说，共用天线是公共用品，大家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居委会的努力，大多数住户终于同意安装共用天线。居委会于是与某一共用天线安装公司以每户50元的价格达成协议。然而，当安装工人开始工作后，就遇到了麻烦。通往楼顶的唯一的小门被锁上了，这样就无法在楼顶架设天线。一打听，原来是负责该楼房产的房管所把门锁上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出价每户80元安装共用天线，由于出价太高，被居委会拒绝了。看到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走，一怒之下出此下策。“我挣不了的钱，别人也别想挣。”当然到最后，在全楼居民的抗争下，房管所还是让步了。但这件事给该楼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垄断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情，如果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或政府赋予自己的“合法”权利，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或将垄断强加于人，就更可怕了。在价格制度起作用的情况下，这种借助于政府力量的垄断会将价格抬得比民间的垄断更高。房管所出的80元的价格，就是它对自己这种地位的估价。这比竞争性的价格(50元)高出了30元。有趣的是，它掌握通往楼顶的钥匙这一事实，具有很生动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就是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只有一个门。如果每个想进入市场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从这个门进入，那么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门口设了一个看门人，每个想进入的人都必须买门票，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每个想进入的人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拥有100万元的资本才能进入，这或许就是一个垄断性很强的市场；如果看门人谁都不许进，只许自己进，自己不在的时候就把门锁上，这就是一个借助于政府力量的独家垄断市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个院子里的消费者数量是一定的话，进入市场的卖者越少，价格会越高。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产业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如电力、邮政、电话系统和铁路等等。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在这些产业的市场中不需要竞争者存在，否则就会有很大的浪费。例如，如果在一个城市中建立两套电话系统，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所以这些产业被称为“自然垄断产业”。意思就是说，这些产业中的垄断状态不是人为造成的。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性质，这类产业才成为社会中、从而经济学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承认，对于自然垄断，“不幸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只能在三个恶魔中选择一个：不受管制的个人垄断，受政府管制的个人垄断和政府直接经营。”在中国，我们选择的是最后一个办法。长期以来，我国的所有自然垄断产业，不仅是由政府经营的，甚至可以说就是政府的直属部门。经营铁路的是铁道部，提供电力的是电力部，安装电话的是电话局。到今天许多人还不清楚，他们和这些部门打交道，是在和服务的提供者打交道呢，还是和政府打交道。尽管这些产业的价格定得相当低，其用政府力量保证的垄断地位，还是在其它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我们经常感受到的，是这些部门的人官气十足。他们总是用命令的口吻对我们说话。比如城市供暖公司告诉用户，从某某日到某某日是试暖汽的时间，每家必须留一个人，否则暖汽漏水，概不负责！如果飞机起飞或火车发车晚点了，铁路当局或民航当局从来不会说声对不起，有时甚至不会告诉你到底晚多长时间。我曾经见到过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像驱赶牲口一样，驱赶因火车晚点而等在检票口前的人群。在一些地方，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孝敬”一下电力局，就会冒在关键时刻被拉闸的风险。如果想获得好一点或及时一点的服务，就得想办法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 …… 行贿。想早一点装电话的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所有这些弊病现在都被称为“行业不正之风”，但显然不仅是风气问题。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不解决这些部门的用政府力量保证的垄断地位问题，“不正之风”恐怕很难端正。

　　当然，自然垄断也不那么可怕。许多过去看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今天看来也并非如此。例如邮政部门受到了快递公司的挑战；铁路系统遇到了高速公路的竞争。对于自然垄断产业，许多国家也采取了各种办法加以改进。例如日本对地铁和电讯业实行了民营化，减少了政府垄断因素；美国解除了对航空业的管制，拆散了垄断电话电讯业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对于实在无法引进竞争的自然垄断产业，则实行几年变更一次的垄断权的招标；等等。这些作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究竟使情况有所改善，不是不值得我国借鉴的。把反对“行业不正之风”的努力用来克服自然垄断带来的弊病上，试试怎么样？

　　15.过路客和回头客

　　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在买东西时受骗上当的经历，回想一下，这些事情都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是在你家附近的副食店中呢，还是旅游路过的销售摊区？大概是后者居多。如果你在你家附近的副食店中买了劣质食品，你会马上去找它，但如果你发现你在海南岛买的“水晶眼镜”是假货时，难道还要再打张飞机票吗？大凡游客云集的地方，卖假货的骗子也格外地多。原因在于，在你家附近的商店中，你是回头客，在旅游地你是过路客。这个规则世界通用。纽约是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各类商品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照理说欺诈行为应该相对地少。但是在纽约受骗上当的事情也经常听说。原来纽约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也是美国的交通枢扭，途经此地的人非常多，自然会有人打这些人的主意。许多生意人也颇会识别过路客和回头客。如果是过路客，就“狠宰一刀”，如果是回头客，就货真价实。在温州，如果小贩听你说的话是北方口音，开价一定比本地价高得多。在许多旅游名胜附近，蒙“老外”的事情经常出现。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叫做“囚徒困境”的模型，说的是两个罪犯被捕获后，分别关在两间互相隔离的牢房中。警察当局并没有抓住他们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想出了一个让他们招供的好方法，这就是告诉他们，如果其中一个人不招供而被另一个人揭发了，揭发的人就会减轻刑罚(比如1年徒刑)，而被揭发的人则要加重刑罚(比如10年徒刑)，如果两人都招供了，就都判3年徒刑。尽管两人都不招供对他们最有利，因为这样可以无罪释放，但由于两人之间不能通讯，谁也无法保证对方忠诚于自己，所以最好的选择是招供。这个模型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人与人之间互相拆台比互相合作要好。但这个结论显然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事例相反。后来一些理论家发现，如果“囚徒困境”模型重复多次，两个囚犯最终会选择互相合作的策略。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次重复时，人们就很有可能走向互相合作。这个理论，为我们今天这个通过人与人之间合作而实现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提供了简明而深刻的解释。

　　所以，除了竞争，多次重复也是约束欺诈行为，保证人与人之间通过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合作的重要因素。欺诈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行为，很适用于过路客。但和顾客多次打交道，欺诈行为就要受到抑制。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多次欺骗同样的人，这样就会败坏他自己的声誉，使别人不再买他的东西，到头来对自己不利。所以以附近居民为顾客对象的商店或坐商很少弄虚作假。但是，多次重复是需要时间的。有些产品，比如食物，每天都要消费，在单位时间内重复购买的次数就多；而另一些产品，如彩电，买一台要看很多年，单位时间内重复购买的次数就很少。所以，要靠在市场中建立的信誉(或背上的坏名声)来约束偷工减料、缺斤少两、弄虚作假的行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欺诈行为还是屡见不鲜，伪劣产品还是大行其道的原因。而越是市场经济历史较长的国家，欺诈行为相对地越少。时间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国经济中的市场部分自改革以来，刚刚存在了不过十余年。确实有些人在市场建立之初混水摸鱼，赚了大钱。但随着时间发展，水不可能老那么浑。温州皮鞋的名声不那么好，我记得我就买过一双温州产的上当皮鞋，没穿两礼拜就坏了。但现在的温州人对温州皮鞋背的坏名声颇为懊丧，他们一定很忿恨那些败坏了温州声誉的人。他们现在正在努力扭转国人对温州皮鞋的坏印象，当然这要付出数倍的代价。

　　16.交易费用的命运

　　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不禁跳了起来，心里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1月初，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在茅于轼教授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聚会，不少人颇有“科斯早该得奖”的看法。我们在致科斯教授的贺信中写道，“我们……聚集一堂，庆祝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应该被授予的人。……” 一些中国人聚会，庆祝一个美国人得奖，这在中国大概是第一次。这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已不是抱着与我无关的态度了，也反映了科斯教授的理论对中国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在90年底、91年初，我们出版了科斯教授的论文集中译本；在科斯获奖的前一个月，我国主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就同时刊登了两篇关于“科斯定理”的讨论。但是，就在以后的某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张科斯教授的照片，下面有一句新华社发稿时的解说，称“他发现了财产权和商业经营管理成本如何影响经济”。看了以后，颇感悲哀。其中所谓“商业经营管理成本”显然是指交易费用， 是对英文“transaction costs”的误译。我不想责怪新华社的翻译家，他是外行。但这提醒了我们，不管我们对“交易费用”是多么地熟知，这个名词对于我国社会来说，还是相当生疏的。即使在经济学界，最初也犯过错误。据说，威廉森教授在1987年第一次来华讲授“交易费用经济学”时，上海有人将“transaction costs”翻译成了“运费”。然而，如果不知道“交易费用”为何物，就不知道科斯教授为什么获奖。

　　你也许是一个爱抽烟的人。在你家附近有卖烟的小贩。你明明知道小贩卖的烟的价钱比繁华区、或“大地方”的国营商店中的价格高，比如一盒云烟高出5毛到一块，但你还是经常在小贩这里买烟。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实际上就懂得什么叫做交易费用。到小贩那里，只需走几步路；而要到国营大商店，则要坐车或骑车去；且不说要花车钱，就是时间也不愿搭。你觉得，多花上5毛到一块钱，节约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到小贩那里买烟，交易费用要低一些；而到国营大商店，交易费用要高一些。交易费用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所必需的费用。如果你不从你家走到卖烟者(小贩或国营商店)那里，你是买不到烟的。究竟到哪去卖烟，取决于交易费用和价格的高低。因此，从每个人的经验来看，交易费用也是进行经济决策时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交易费用不仅指实现交易所要走的路程，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交易中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的费用等等。更广义地说，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交易的英文原文transaction 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实现的，所以也可以说，交易费用是社会制度赖以运行的费用。如果人与人之间办同样一件事情的费用较高，就说明运行的效率较低。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困难会反过来增加人与自然打交道(即生产活动)的困难。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国营企业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审批投资项目的“公章旅行”的事例，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无疑都是交易费用高、办事效率低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典型例子。“办事难”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因此“交易费用”是更应该受到重视的因素，理解这个经济学术语也就没有什么困难的。当你想作一件事，但又预见到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困难重重时，你可以说一句：“交易费用太高了”。

　　在价格制度起作用的情况下，交易费用可以体现在价格中。例如前述买烟的例子。这种情况当然不局限于买烟。在美国，有所谓在市中心或高速公路旁的超级市场，也有在居民区旁的杂货店。杂货店中的商品价格一般比超级市场中的为高。道理和买烟的道理一样。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的商店会因为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而对同一种商品标价不同。离居民区的远近、交通的便利程度、客流的多少等等，都会对价格产生影响。经济学中的所谓“地理垄断”就包含了这些因素。市中心“垄断”了外地客人、本城居民想买的大件商品(如家用电器)、或有选择的商品(如服装)，而杂货店则“垄断”了附近居民的日常必需品。在价格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交易费用的作用就变得突出了。例如，就在前些年，北京的居民还愿意为每斤便宜几分钱的平价储存大白菜排上几天几夜的队。排队的时间就是交易费用。物品的短缺多是由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并且不变引起的。但这种价格上的便宜，早就被其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抵消了。因为短缺增加了获得该种产品的困难。或者要排队，或者要请客送礼，或者要走后门，等等。所以，交易费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更普遍存在的、更应加以考虑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中国人要祝贺一个美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如果注意到交易费用或许多类似交易费用的因素，在正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是被一笔抹杀的东西，我们也就知道，科斯教授为什么得奖。

　　17.西瓜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故事，讲的是商人卖的货物表里不一，由此引申比喻某些人徒有其表。在商品中，有一大类商品是内外有别的，而且商品的内容很难在购买时加以检验。如瓶装的酒类，盒装的香烟，录音、录像带等。人们或者看不到商品包装内部的样子(如香烟、鸡蛋等)，或者看得到、却无法用眼睛辨别产品质量的好坏(如录音、录像带)。显然，对于这类产品，买者和卖者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卖者比买者更清楚产品实际的质量情况。这种情况被经济学称为买者和卖者的“信息不对称”。这时卖者很容易依仗买者对产品内部情况的不了解欺骗买者。在实际中，不仅出现过“败絮其中”的情况，如在最初的农贸自由市场中，有人用土豆外面包一层泥灰冒充松花蛋，而且出现过“毒药其中”的事情，如竟有人在劣质白洒中掺上“敌敌畏”当作“茅台”卖，至使饮用者中毒身亡。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是以次充好，从中牟取暴利。据说，前些年甚至在高级宾馆或国营大商店买的茅台酒，也不见得货真价实；伪造的云烟和外烟到处泛滥；假富士胶卷也曾大行其道。如此看来，消费者的地位相当脆弱，对于掌握了“信息不对称”武器的骗子似乎毫无招架之术。

　　西瓜也是一种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的物品。卖西瓜的摊主一般都有丰富的选瓜经验，而一般消费者则是挑瓜的门外汉。尽管摊主有时会在称完西瓜重量后，在瓜上切一个三角口给顾客看，但一般只有回家切开以后，才真正知道瓜皮里的内容如何。这样一来，岂不是消费者总要冒吃坏瓜的风险吗？其实不然。我就总能吃上好瓜。

　　每到夏天，我家附近总有若干个瓜摊。开始时，我并不会特意到哪个瓜摊去买瓜。但我逐渐发现，有一个瓜摊的摊主与众不同。每次卖完瓜，他总是说，“如果回去切开后不沙不甜，尽管拿回来换；别因为瓜不好以后就不到我这来了。”我还真是换过瓜。甚至有一次换瓜时间与买瓜时间相隔了一个礼拜，他也认了账。我于是就总到他那里买瓜。这样，整整一夏天，我吃的都是最好的西瓜。而他也并不会吃亏，因为拥有了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忠实的顾客，他的生意很是好作。

　　人们常说，“吃亏上当就一回”。这并不是说，这次喝了假“茅台”，下次就一定能够辨别茅台酒的真假；而是说，人们总会记得，他们是从哪里、从谁那里买的伪劣产品，下次不会再到那里去买了。具有“信息不对称”性质的商品的真假优劣不好辨认，卖这些商品的人却好辨认。人们的买卖活动其实是通过同人打交道而实现物品转移的。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对人(或由人组织的企业)的品质的辨别来辨别商品的品质。曾经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过别人的人，他所卖的商品是假、伪、劣商品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一直童叟无欺的人，我们就更有把握认为，从他那里买的东西货真价实。据说，美国银行巨子摩根在晚年时酷爱艺术品收藏。但他购买价格高昂的艺术品时，从来不正眼看一下，而是直视卖者的眼睛。有人评论说，“这就是他如何达到金融界顶峰和取得成功的诀窍”。正是因为他把贷款对象的品格看得比其它条件都重要，他才成为了银行界的成功者。

　　所以，信息不对称也有另外一面。它虽然会在短期内给一些钻营取巧之徒带来欺骗消费者的便利，但长期看，也会给一些正直、聪明的企业家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设想一下，当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顾客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有一个人诚实无欺，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更进一步，如果这个人采取一种顾客能看得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诚实，又会怎么样呢。听说，在某一个农贸市场中，每一个卖鸡蛋的人手中都拿着一个手电筒。每当顾客买鸡蛋时，就主动用手电筒检查鸡蛋的好坏。我想，这大概是由某一个聪明人发明的，由于这种主动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疑虑的方法，为他吸引了大量顾客，很快就被别人仿效并普及了。在北京百货大楼，某一生产鸭绒制品的公司开设了一个透明车间，当场为顾客填充鸭绒被，消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国外，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公布财务账目，并邀请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加以审计，是增强股东信心、吸引投资者的明智之举。

　　18.“切汇”如何赚钱

　　现在不太经常听人讲“切汇”这个词了，前些年这个词在北京还是颇为流行的。所谓“切汇”，是北京人对在秀水东街一带靠兑换外汇时坑骗别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的一种称呼。谈起“切汇”的技巧，在北京的中外人士中，流传着不少故事。在大多数故事中，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即：切汇者出的价比一般黑市价要高。在八七、八八年，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价为1比8时，切汇者出的价有时高达1比10；到九零、九一年，黑市价一直保持在1比6左右，切汇者则出价1比8。反过来，如果用人民币换美元，切汇者的出价也是颇为诱人的。一种“切汇”的方法是，双方按切汇者出的价成交后，总是要点一点票子。换汇的人点完会发现少10元或20元，就告诉切汇者：“少了10元(或20元)。”切汇者说着“是吗”，就把钱拿回去重新点，最后说：“确实少了10元”，然后从兜里掏出10元加上，送还给你。当你回家后才会发现，少了400元。还一种方法是利用假钞票。如果你用美元换人民币，在你点人民币的时候，切汇者已将真美元换成假美元。然后借故不和你成交。当你把美元拿回家时，它们已一文不值了。切汇者经常用来分散对手注意力和制造混乱的手段，是喊“警察来了！”这时他们或者连人民币带美元一起拿走跑掉，或者使你来不及看清或数清你手中的人民币(或美元)，回去一看，不是钞票是假的，就是数额少了许多。当然，也可能有人识破了他们的所有诡计，并且他们也没来得及制造“警察来了”的局面。我的一个同学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原来听说过上述第一种方法，他按1比10与切汇者成交后，在点人民币时果然少了10元，但他没吭声，把钱装进兜里就走，心想按比黑市价还高的汇率我已经赚了。没想那个切汇者死死跟在后面，非要回来他“亏的”那部分不可。这已是下策。然而在有些时候，切汇者的骗局败露，他们甚至对换汇的人拳脚相加。

　　切汇者的“赢利”似乎是靠他们的切汇“技巧”得来的。其实不然。问题是，(尤其在前几年)人们为什么总爱到这个臭名昭著的地方换外汇，为什么切汇者的骗人勾当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因为，在我国，在黑市上换外汇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在秀水东街上的外汇交易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有哪个人在这里受骗上当了，一般不敢去告官。因为当局在惩罚切汇者的同时，还要惩罚你到黑市换外汇的行为。在这时告别人就是告自己。那么，能不能不到黑市(如秀水东街)去换外汇呢？也不行。因为许多人要用外汇，又没有合法的渠道可以获得。比如大学生考托福或GRE、以及联系大学要用美元交报名费，国外有亲戚、朋友的尚有办法解决，国外无亲朋好友的人到哪去找这笔钱呢。另一方面，手中有外汇的人又不情愿将外汇换给国家银行。因为外汇的官价低于黑市价，中国银行的兑换行为又是不对称的：人们可以拿外汇换人民币，但不可以拿人民币换外汇。比如我可以按1比5.4的比率用美元换人民币，但不能按同样比率用人民币换美元。这就驱使着人们把外汇带到黑市中来。更何况，秀水东街的“行情”比别的地方还高。于是，在政府对外汇进行垄断和管制的情况下，有进行民间外汇交易的需要，同时又无对这种交易的法律保证，就是秀水东街以及类似的外汇黑市存在的基本原因和背景。切汇者的“赢利”，就是依赖于(有时甚至是借助于)这种对交易毫无法律保障的特殊条件实现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黑市之所以“黑”，不仅因为它是非法的，而且是指它在缺少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欺诈丛生的状况。这种情况显然不局限于外汇黑市。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曾经指出，在美国禁酒时期，人们从黑市中买来的酒，伪劣品居多。

　　那么，如何对付这些黑市呢。一种想法是取缔黑市。但这种说法是矛盾的，是同义重复。黑市本来就是非法的，取缔黑市就是宣布非法的市场为非法。如果撇开合法性不谈，因为某一市场中的交易有欺诈行为，就要取消该市场，这就和因噎废食是一样的；并且这一市场中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欺诈行为，恰恰是因为，在其中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在北京崇文门附近有一块三角地，是一个非正式的劳务市场。治安当局因其中的不法交易颇多，曾多次加以清除，但总是屡禁不止。这个劳务市场有如此的生命力，说明在这个地方有进行劳务交易的需求。而真正能够消除其中的不当交易的有效方法，不是取缔它，而是使之合法化，用法律保证交易的公平和正当。这显然也是消除外汇黑市及其中的欺诈行为的根本方法。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对外汇的管制越来越放松。个人已经可以按照外汇调剂中心的汇率出售自己手中的美元，购买外汇的限制也在减少。这是秀水东街的“切汇”生意不如以前红火的原因之一。我国政府也不止一次地申明，要向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方向发展。一旦外汇管制取消，黑市就会变成“白市”。到那时，切汇者就会失业。我们每一个想兑换外汇的人都可以进行公平和有保障的交易，而不必担心拿回家的钞票是一堆废纸。

　　19.纽约的照相机

　　都说在纽约买照相机便宜，我的一个朋友在路过那里的时候，就上街去采购。许多商店门口都打着“减价”或“优惠”的招牌，不少照相机的价格也确实便宜的诱人。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你走进商店要按广告中的价格买照相机时，店主就会说，这种照相机卖完了。美国法律规定，当然交易规则也这样要求，如果商店打出了广告，就必须按广告给出的价格售出。但是如果该种商品卖完了，也就无须承担此种义务。不过，人们很难判断，是由于商品便宜很快就卖完了呢，还是从来就没有按这个价钱卖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吸引顾客的很好的方法。因为你看到这样便宜的价格总要走进去。当然，价钱便宜的照相机也有没“卖完”的时候。我的朋友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但商店老板是不甘心让你按这个价钱买走的。商店伙计会问你要不要像机套，并告诉你是原装的；如果你说不要，他又问你要不要胶卷或电池。这些“配件”的价格都比其它商店里的零售价要高。如果你真的什么配件都不要，只买那架照相机，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都会掩饰不住对你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推销术失败了，当然也无可奈何。我的朋友就是这样买的照相机。

　　在商品交易中，价格不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有许多非价格的因素也影响着交易双方的利益，如交货时间和地点，付款时间和方式，回扣的多少以及上述的“配件”的推销。在长途的大宗贸易中，尤其是国际贸易中，交货地点在什么位置是很重要的。因为交货地点更靠近买卖双方的哪一方，就意味着该方可以支付更少的运费。在货物多、路途长的情况下，运费是一笔不少的开支。用现金付款，还是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效果是很不相同的。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许多其它国家，用现金付款总是可以讨到较低的价格，这说明，现金对卖方有某些好处。一个好处是可以逃税。因为支票和信用卡支付总要通过银行，而银行账目是对企业营业状况的最好监督。在我国存在政府对现金控制的情况下，现金的优点就更多了，它可以用来发奖金和其它机动之用。至于回扣，如果不是堂而皇之的，就是私下给那些交易代理人的，他们不是货物或货币的所有者，但有权替所有者(他们的委托人)拍板成交。这种“回扣”也许近于贿赂，但无论如何，也是隐藏在价格后面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时间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如果款项很大，晚一天得到付款，就多损失一天的利息。

　　上述这些因素，都可称为“非价格的交换条件”。由于它们的存在，就使交易不能简单地用价格来解释，也使交换行为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价格的特点是简单、明确，而这些非价格交换条件的特点是隐蔽和较为复杂。电器商店的老板利用这一点进行价格竞争，同时并不因价格低而损害自己的利益。有些对价格敏感、而对其它因素不太敏感的顾客就会上钩。相反，假如价格被固定住了，或者是因为某种价格卡特尔，或者是因为政府管制，卖者就可以在“非价格的交换条件”方面竞争。这种竞争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格勒称之为“非价格竞争”。例如，整个城市的某一规格的冰箱被规定为同一价格，如果某一商店提出送货上门，那它的冰箱肯定好销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其它非价格条件，如保修条件和期限。雪花冰箱在北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公司到户保修的保证。北京的出租汽车的价格是由政府规定的，1992年5月以来，皇冠级出租车的租费被提高到每公里2元以后，出租汽车司机叫苦不迭---价钱太贵，乘车人大大减少。我想政府定的这个价格确实有问题，因为它已高于市场均衡价格。但面对这个现实，出租汽车公司也不是没有改善的余地。如果某一公司能在电话订车和汽车调度方面有所改进的话，也许会改变乘客不足的状况。

　　在一些国家，政府对某些产业规定管制价格，多半是因为这些产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政府的目的在于消除“垄断利润”。但是因为存在着一些“非价格的交换条件”，仿照斯蒂格勒教授的“非价格竞争”的说法，就会出现“非价格垄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让消费者花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待。火车票的价格是固定的，但是要想买票就得排长队，铁路当局不会为了方便乘客多开几个售票窗口的，因为那样会增加成本。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或用户要给垄断方一些回扣或其它什么名目的好处，否则就很难或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获得该种产品或服务。这说明，由于“非价格的交换条件”的存在，政府靠控制价格是不能消除垄断的。垄断地位的存在，会使垄断组织在价格上的损失，在其它因素上得到部分的弥补；而与之打交道的消费者或用户，却会遭受比垄断价格更严重的非价格垄断所带来的损失。

　　20.日本货的声誉

　　现在人们普遍有一种对日本货的信赖感。一提起日本货，就等于在说，质量是没问题的。因此在市场中，日本货的价格比国产货要高。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也是同样。例如在美国，同样的家用电器，日本产的比南朝鲜和台湾产的价格高出三分之一左右。然而，殊不知，在几十年前，日本货是劣质货和伪造品的同义语。那么，日本人是怎样扭转世人对日本货的印象的呢？一种解释是，日本在战后，科技水平有着飞速的提高，产品设计和工艺制造水平自然会提高。这固然是重要因素，但还不足以解释上面的问题。因为提高质量和保证产品的可靠性是需要花费更多成本的，日本企业家也可以选择减少成本、适当降低质量的策略。是什么使日本企业家做出了提高质量的选择呢？我们显然应该了解这些企业家究竟是些什么人。

　　对于松下电器，我们恐怕都不陌生；但对于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我们就不见得那么了解了。但有一点我们可能猜到，松下电器产品的高质量和松下先生的品格一定有着某种联系。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勇于创新和严守信用都可以用来形容松下先生，但似乎还不够。松下先生的亲身经历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东西。由于家中贫困，松下先生很小就外出工作了。从12岁开始在一家脚踏车店工作。有一次，店里的一个大伙计偷了店里的东西到外面去卖，被老板抓住了。但由于这个人很能干，老板不忍心把他开除。这时松下提出了异议，说如果不开除这个人，他就要辞职，因为他“不愿意和做过这种事的人一起工作”。这种从少年松下身上流露出的对欺骗行为极端憎恶的心理，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他后来在对松下员工的讲话中说到，“某宗教的事业是开导许多苦恼的人群，以尽力给予人们心灵平安和幸福人生为主旨的神圣事业。而我们的工作是从无到有，消除贫穷创造富有的现实性工作。俗话说：‘百病不如贫穷苦。’去除贫穷难道不能说是人生至高无尚的神圣的事业吗？”抱有这种精神，而不仅是商业盈利目的，松下电器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有趣的是，松下先生长期以一个高僧为他的经营顾问，因为松下在最初结识他的时候发现，他在提供咨询的时候，不仅为自己的客户着想，而且为交易的对方着想。松下先生后来也曾强调过，做生意时也要做对方的掌柜，意思是说，要想到对方的利益。有的读者也许会问，做生意不就是要赚钱吗，为什么还要为对方着想呢？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教授有一句精辟的话：生存得最好的生物是对周围环境最有利的生物。同样，发展得最好的企业是对社会公众最有利的企业。那种黑心“宰人”的行径，不过是街头小倒爷的雕虫小技，虽可一时得手，但永远作不大生意。只有为消费者着想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当然在这里，为他人着想就是为自己着想。

　　为消费者着想、提高和保证产品质量是会有报答的。这不仅在短期内羸得了市场，而且在长时期中建立了市场声誉。这种声誉是有价格的，是可以被市场评价出来的。买一架南韩彩电可能比买一架日本产的彩电在价格上要便宜不少，使用起来可能没太大差别，为什么许多人还是要买日本货呢？这是因为日本货、尤其是日本名牌货的声誉能给人带来一种质量上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效用，并且产品的可靠性确实减少了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带来的麻烦。人们也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来辨别产品的质量和可靠度，但对于非专业的消费者来说，这太困难了。这时，企业和产品商标的声誉就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者容易掌握的辨别产品品质的信息。因此花钱买声誉就是花钱买安全和可靠，在许多消费者看来是值得的。

　　21.市场中的方程

　　著名物理学家薜定锷曾写过一本名叫《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在其中他猜测生命是由非周期性晶体---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物质状态构成的。我是颇为信服这个论断的，但我究竟是门外汉，不知后来生物学的发展是否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并不想在这里探讨，我只想说，《生命是什么》这个小册子中讲的一个小实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小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透明的水容器中，在中间放上一块能将水容器隔成两部分的板，在一边放进干净的水，另一边放进墨水。当把中间的隔板抽开以后，墨水就向干净水那边涌入，直到两边水的颜色完全一致为止。薜定锷问道，墨水分子的运动是布朗运动，即杂乱无章的随机运动，为什么会从水容器的一端有规则有“目的”地流向另一端。他的解释是，在任何一个局部看，墨水分子向各个方向移 动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但从整体看，原来装墨水的一端的墨水分子的密度远高于另一端。在任何两个相邻的区域之间，从墨水分子密度较高的区域“随机”地流向墨水分子密度较低的区域的墨水分子，比从后者流向前者的墨水分子为多，因为两者之间原来各包含的墨水分子的数量不同。于是从总体看，墨水从一端流向另一端。这个简单的例子揭示了微观层次上的随机性和宏观层次的有序性的某种联系。

　　我们想象一个只有一种产品的市场，有许多的买者和卖者，也有许多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自由进出的。并且，政府不干预市场价格。每个买主对这个产品都有不同的评价，即他们买一单位产品所愿出的最高价是不同的，比如，有人最高愿出50元，也有人愿出48元、45元、……22元、……8元、6元等等。每个卖者的单位生产成本也是不同的，有的可能是6元，也有人可能是8元、10元、…… 22元、…… 38元、…… 48元、50元等等。每个买者都想用尽可能少的钱买尽可能多的产品，但讨价不能少到卖者不愿卖给他的程度；每个卖者都想以尽可能高的价钱卖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但价格不能高到使自己手中的货卖不完。从整体看，这个市场只可能有一个价格；因为若有人的价格高于他的竞争者，他的产品就卖不出去，若低于其他人，或者吸引了所有的买者(假如他的产品数量无限地多)，这时他的价格就是市场价格；或者很早就销完(假如他的产品数量很有限)，顾客又转向其他卖者。这个市场价格应该具备这样的特性，即：在这一价格水平下，卖者所愿卖的产品数量恰好等于买者愿买的产品数量。猜一猜，在所有买者和所有卖者并不聚在一起商议价格的情况下，整个市场能否形成这样的价格呢？如果能，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各不相同的个别买者和卖者与市场中形成有价格什么关系吗？

　　这似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我无意让读者伤脑筋，因为我的宗旨是让读者在轻松的气氛中获得一些经济学知识。这个问题在某些经济学专著中可能要用一大串数学公式来分析，但是这些数学公式只是技术性的，其实无关宏旨。只要我们记住，在微观的随机性与宏观的有序性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们就能大大地简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想，是否有一个价格能使卖者想卖的和买者想买的产品数量相等呢？回答是肯定的。在一个市场中，必有这样一个价格。因为价格越高，想进入市场的卖者越多，愿意卖出的产品数量越多，想进入市场的买者越少，想买的产品数量越少；价格越低，情况则相反。如果在某一价格水平下市场中的总需求多于总供给，价格水平可以通过适当上升，相应减少买者及其想买的产品数量和增加卖者及其想卖的产品数量，使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在相反的情况下，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可以通过价格水平的下降达到上述目的。

　　那么，在每个买者或卖者之间互不协商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一种价格的呢？如果不很严格的说，我可以先给读者这样一个判断，即：当市场中平均生产成本(即平均每一单位产品的成本)最高的那个卖者的平均生产成本，等于买者中对该产品评价最低的买者愿意为买该产品出的最高价格时，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找到了使市场中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市场价格。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那个卖者的平均生产成本高于那个买者愿出的最高价格时，两者之间就不能成交，这时不是这个卖者由于货物卖不完、从而退出市场，就是这个买者按照他所出的最高价买不到东西，等于退出市场。这时，原来平均生产成本次高的那个卖者就成了平均生产成本最高的卖者，或者对产品评价次低的买者就变为评价最低的买者。如果前者的成本仍高于后者的评价，他们会继续退出市场，直到两者相等为止。反过来，如果那个卖者的平均生产成本低于那个买者的最高评价，就会有平均生产成本更高的卖者、或评价更低的买者进入市场，直到两者的成本和评价相等为止。我们可以想象，最后一个进入市场的买者或卖者是处于市场边缘的人，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他们为“边际生产者”或“边际消费者”。这两个“边际人”虽然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成交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却决定了整个市场的价格。因为平均生产成本更低的其它卖者虽然还可接受更低的价格，但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卖高价，又何乐而不为呢；对产品评价更高的买者虽然还可以接受更高的价格，但既然他们也是“经济人”，又何尝不愿接受较低的价格呢。这样，一个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市场，就自动解决了关于“如何定价”的复杂方程。当你进入一个可以自由定价的市场中，如农贸市场中时，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是否是这个“边际消费者”呢。

　　哈耶克先生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用大量精力致力于对“社会工程学”的抨击。他经常告诫人们，那种认为“只有经过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才是合理的”的想法是极端有害的。市场中的价格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经济学出现以前几千年，市场早就存在了。在今天，即使最严密复杂的经济学分析技术，也无法像市场本身那样简单、便捷地求解出均衡价格来。在市场中的人就像微观的分子一样，他们看似各自利益不同，但通过相互交易最终实现了整个市场的有序。反过来说£市场的存在节约了人们的思考。这本来并不奇怪，谁会责备美丽的花朵没有经过人们的思考而存在了呢。

　　22.无形之手

　　在北京的城北有一个大钟寺。里面有一口稀世大钟。除此之外，大钟寺的管理者还搜集了各个朝代不同类型的许多口大钟，办起了一个古钟博物馆。这确实吸引了不少内、外游客。但是现在，这似乎已不是大钟寺名声在外的唯一原因了。就在大钟寺的附近，有一个目前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它为北京市一半以上的个体蔬菜零售商提供货源。到这里卖菜的，不仅是北京郊区的菜农，还包括了北京周围数省、甚至南至安徽的菜农。这个跨越多省的蔬菜购销体系，既不是北京市政府操办的，中央政府也没插手其间。它只是原来位于这里的大钟寺大队在其农业用地逐渐被征用后，大队头头们想出的解决就业问题之路。不想这个批发市场越办越红火，几年以后的规模已数倍于最初的规模。这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市场，能够组织多省菜农供给蔬菜、北京数以万计的个体摊贩零售蔬菜，它对北京居民的菜篮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难道它比政府更有权威吗？记得几年前，北京电视台曾放过一个电视片，名叫“大白菜的故事”，说的是政府如何为解决北京市民吃大白菜的问题付出精力和财力。但结果怎么样呢，大白菜不是供不应求，市民们要排几天几夜的队才能买上；就是供过于求，政府号召大家买“爱国菜”。我这样说决不是怀疑政府为市民服务的一片真心，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权威的政府在供应蔬菜问题上不如一个民间的批发市场呢？

　　发挥威力的就是价格体系。北京有数百万以至上千万人口，是消费蔬菜的巨大市场。只要政府不限制蔬菜价格，北京蔬菜市场的价格对菜农自会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没有地区限制的，如果北京郊区菜农的产量不足以供应北京市民，蔬菜价格就会上涨到远远高于其它地区的水平之上，以致这些地区的菜农将菜运到北京销售也是有利可图的。如果蔬菜供应过多价格将会下降，远道来的菜农就会减少，供给量也会随之减少。不仅如此，不同蔬菜之间的比价又告诉了菜农应该种什么。比如，从整体看，种黄瓜的太多，而种西红柿的太少，西红柿的价格相对于黄瓜的价格贵得多，菜农就会认为种西红柿更划得来，不种黄瓜，改种西红柿。这样从总体看，黄瓜和西红柿的比例就得到了调整。蔬菜的季节差价对菜农的决策也产生影响。由于无论什么蔬菜，淡季的价格总比旺季的价格为高，就鼓励了菜农发展淡季种植技术(塑料大棚等等)，这样一来增加了淡季供应，又降低了淡季蔬菜价格。当然这些都不是瞬间调整完的，种菜总是要有个周期，但只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结果。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是很有体会的。我近来发现蔬菜之间的比价越来越接近稳定，并且季节差价逐渐缩小。

　　“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比喻了。它是用来形容在价格体系起作用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使全社会更为富裕的。只要在为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每个人会自动地这样做的。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中的丰富的蔬菜供应，是“看不见的手”引导而来的。我们无须额外地感谢远道而来的菜农，只要在买菜的时候别忘了付款就行了。我在赞扬民间批发市场的同时，也无意贬低政府的作用。政府其实有着更重要的作用：维护交易秩序。如果政府去做在价格体系下民间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的事情，政府才真的贬低了自己。记得孔子说过，政府给老百姓办事要“惠而不费”，意思是说，要带来好处而不花费太多。如果代替农民去决定种什么菜，种多少菜，其结果只能是“费而不惠”；借助于看不见的手，政府只需保证这只无形之手的运转秩序，却可获得产品丰富、买卖双方皆大欢喜的功效，何乐而不为呢？

　　24.浓缩的信息

　　和其它民族一样，中国人很懂得信息的价值。中国古代的四大技术发明中，有三项是和信息有关的：指南针、造纸和活版印刷。指南针告诉人们有关方向的信息，纸和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则便利了文字的传播。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峰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这虽然是诗，却并不夸张。它道出了信息的价值：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难道还有比得到亲人生死安危的消息更宝贵的吗？

　　本世纪以来，西方人发展起来了信息论。这种理论使人们对信息的性质和功能、及其加工、整理和传播的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例如，申农说过，信息是负熵。反过来说，信息就是增加有序性的因素。因为有了信息沟通，人类才能结合成为社会。但是有一点是信息论所没有或不能解释的，这就是信息的质量。信息论中的信息量一般是指信息的物理量，而不是一定物理单位的信息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同样看一本书要花20个小时，内容平庸、废话连篇的书和思想深刻、语言凝练的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获得、搜寻和整理信息要花成本，信息的质量及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各有不同，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信息成本的概念和信息经济学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息论的缺陷。为此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勒、阿罗和西蒙，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信息效率进行评价，成了经济学分析经济政策和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

　　人们在表达同样一个意思的时候，通常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不同方式的信息效率是不同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个很著名的相声段子叫做“戏曲与方言”，讲的是不同的地方方言的不同特点。例如北京方言比较罗嗦，山东方言比较简洁。棒腹大笑之余，我们确实还要感谢候宝林先生给我们举了一个有关信息效率的生动例子。如果仅从经济与否角度考虑，我们还是讲山东方言为好，因为它在表达同一信息内容时更为节约。在所有人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其实都是、或者都应该作这种类型的选择。打电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电报按字收费，人们总是选择尽可能少的字。其实无论是发出信息，还是接收信息，人们都在付费，只不过不都像电报那样付的是现金，而是人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时间和精力是稀缺的，人们也总是要节约信息成本。

　　为了节约信息成本，人们在经济制度上和技术上都作了不懈的努力。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发展就是一个突出的成果，它大大提高了人们加工、整理信息的速度。如果不愿接受计算机给出的结果，而坚持自己手工计算，不能不说是一个愚蠢之举。有意思的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教授在晚年的时候，对计算机也颇为关注。他把计算机和市场作了比较，发现两者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它们都会进行复杂的“计算”。成千上万个商品的供求，就像有成千上万个元素的成千上万个联立方程组。市场中的价格就是这个方程组的解。兰格认为，计算机是事先的市场，市场是事后的计算机。兰格教授的比喻是很启发人的，但他的看法却未必正确。

　　计算机哪能和市场比呢？即使今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计算机成本已经低廉得令人乍舌，但在计算一组产品的供求均衡点时，计算机也要比市场的成本高得多。市场给出的解、即市场价格，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并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并且，即使运算最快的计算机，也赶不上市场的速度。市场会对供求变量的任何微小的变动做出即时反应，更不用说，在变量数目相当大时，市场也不会感到容量不够。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市场无须“录入”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数据，也无须为搜寻和集中这些数据而花费成本，尽管如此，对于市场“求解过程”来说，这些数据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遗漏。而计算机的速度再快，也要等待数据的录入，而获得这些数据又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由于要付出相当的成本，这些数据的准确和完善性是大打折扣的。数据不准，计算机也只能“垃圾进，垃圾出”。

　　因此，市场价格中包含了高效的极为浓缩的信息。要是人为地计算出这样的信息，就必须要知道一种产品的所有供给厂商和所有消费者的情况，相关产品(如与汽车相关的汽油)的所有生产厂商和所有消费者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的变化。这实非人们之所能。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在南美洲新建一个工厂也许会影响到中国的供求均衡，但要知道每一个国家的建厂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价格的存在及其波动告诉了我们这一切。我们无须知道，对于自己的产品又增加了多少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价格已经把这些变化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它极大地节约我们搜寻和加工信息的费用。如果对现成的价格弃之不用，而要另外找一套数据去计算，比放着计算机不用、用手工计算更不可思议。这也就是我国为什么要改变传统的计划体系的原因之一。

　　25.自动奖惩机

　　在一个企业里，如果勤奋向上者得不到鼓励，偷懒耍滑者得不到惩罚，这个企业就不可能兴旺起来；同样，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奖勤罚懒就不可能富裕起来。要想奖惩得当，就要有监督和考核。如果每个人对企业或社会的每一分贡献都能等到奖赏，每一分损害都能得到惩罚，这个企业或社会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企业或社会。但是监督和考核谈何容易。如果要知道一个人工作表现的所有细节，包括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对机器设备的维护和保养等等，就要有另外一个人对他进行观察；如果这个人的工作是复杂劳动，如技术设计，市场营销或者是理论研究，观察就更为困难。当然，如果仅对工作成果进行评价，就可以省去对工作过程的监督，得到比较接近的结果。但这仍然要耗费一定的成本。更何况，谁来监督监督者呢？这样想来，问题是很复杂的。如果监督费用很高，比如每一个人都需要另一个人来监督，也许就很得不偿失，因为监督的费用高于了监督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兹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监督和考核需要费用，在企业中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监督和考核。最好是每个人都自觉地尽善尽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我国国营企业中“大锅饭”的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少数人。那么，是否一个企业或一个社会就注定不能有效解决奖勤罚懒的问题吗？

　　假设有一架奖惩自动机，它能够自动记录每一个人的行为，并及时给出相应的奖惩，上述的问题也许就解决了。但是造出这架机器的困难不仅是技术上的。因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是孤立的，它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收益或损失还要视其他人如何行为而定。例如一个人可能是在拼命地工作，但由于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生产者很多，他的产品从全社会看已经过剩，就不能对他实行奖励。当然，造不出这架机器也无需悲观，因为这架机器本无需人来造，它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了。仔细观察一下，它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我们对自动奖惩机的要求。这就是市场价格体系。

　　从企业走到市场，我们会发现规则有很大的不同。在企业中，有上级，有下级；有老板，有雇员。在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在企业中，生产者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在市场中，生产者的产品直接受消费者的评价。在市场中，奖惩规则是很简单的：如果消费者对你的工作满意，他会再来光顾；如果对你的工作不满意，他就不再找你。如果对你的产品或服务需求多了，价格就会上涨；如果相反，价格就会下落，直到成本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你自然还要尽可能地节约成本。消费者很像是生产者的老板，消费者的订货单就是对生产者的命令。和企业中的老板不同的地方在于，如果你生产得不好，他不会直接惩罚你，只是他可以不要你的产品，反正在你周围，还有生产同类产品的你的竞争者。只有你让他完全满意，他才付你“工资”。还有比这样的奖惩制度更严厉的吗？

　　但有些人认为，价格体系有时也不那么公平。例如，对某种产品(比如钢材)的需求突然增长了，但供给不可能马上随之增长，这时价格就会上涨，处于这一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者就会无功受禄；机敏的商人也会因及时进入这一领域而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价格体系，即价格不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涨落，情况是否会更好呢？当一种产品的需求变得大于供给，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一信息传递给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且同时鼓励生产者多生产该产品，并暂时抑制消费数量。如果价格不随产品的稀缺程度而上涨，上述目的就不能达到。结果是供不应求的局面总是不能消除，消费者要忍受产品短缺之苦。因此，社会要更加鼓励人们将资源投向更为稀缺的产品生产上去。价格体系恰是自动实现这一目的的机制，当某产品稀缺程度增加时价格就上涨，给生产者同时带来了信息和动力，使得原来在该生产领域内的企业增加产量，也可以吸引新的生产者进入。在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各种生产领域的情况下，价格的这种变动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投资决策是生产者自己作的，在他投产后需求量的增大就不能简单说是他运气好，他的额外盈利是对他的预见性的奖励。例如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1908年创建他汽车制造公司时，汽车只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但他当时就预见到了汽车大众化的趋势，生产出著名的大众汽车---T型车，在以后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销售了上千万辆。谁能说他是偶然成功的呢？

　　问题又回来了，既然市场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有企业。在市场中人们自动受到奖惩，而在企业中却要有人监督，人们何苦办企业呢。这个问题很复杂，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教授就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开端，为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简单地说，市场有市场的好处，企业有企业的好处。市场虽然能对人们实行自动的奖惩，但在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也是颇费成本的，如要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要讨价还价，要对对方的信用进行调查，并且如果对方违约还要进行诉颂等等。企业可以免去这些费用，但要以增加监督费用为代价。当增加的监督费用低于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的存在就是值得的。同时企业内的监督问题就是企业的一个永恒的问题。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市场也并不是没有意义。在企业外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可以借助、并且必须依赖的力量。例如在企业内上下生产工序或生产阶段之间引入市场，一方面以市场价格作参照，一方面规定，若下工序对上工序的质量或交货期不满，可以到市场中去购买。这样就对上工序增加了约束，也降低了企业内监督的费用。这种方法确实被企业中的一些聪明人采用了，如通用汽车公司的斯隆和丰田汽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26.在价格两边站着两群人

　　大多数城里人对价格只有一种看法，即价格应该越低越好。如果我说并非如此，会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难道你愿意买贵的东西吗？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确实只是站在价格的一边的看法。价格就像一条线，在这条线两边站着两群人。一群是生产者，一群是消费者。当这条线往上抬，就会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当这条线往下移，情况则相反。每个人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本应该懂得价格的这种两面性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大多数城里人作为生产者似乎变得与价格无缘。人们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发生变化，即使发生变化，也与自己的工资无关。因此在价格面前，城里人仅仅作为消费者出现。自然，对消费者来说，价格越低越好。

　　价格低到极端，就是免费赠送。这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是奇闻，而是实施多年的制度，如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当然我们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并不意味着无须人们付出劳动，而是这笔费用由政府支付了。政府的钱本来源由大家，所以所谓免费实际上并非免费，只不过不甚公平罢了：得病多的人就要多花大家的钱；儿女考上大学的人，就比别人多占用了教育经费。对于政府来说，教育和医疗既然是非盈利事业，投入于此的钱就必定有意无意地受到严格限制。其结果就是在这两个行业中的人，医生和教师就只能获得相对低的报酬，即：价格这条线低于正常水平，变得不利于生产者。

　　价格过低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教师和医生本来应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在大多数人心中，却排在相当后面的位置上。高中生不愿报考师范学院是这些年一直存在的令有识之士们担忧的问题，原因是教师这一职业工作辛苦却收入微薄。医生的境遇可从谌容的著名小说“人到中年”及其银幕上的翻版中看到。当然在困境中也不乏呕心沥血、为事业献身的人，但无论如何，教师和医生所面临的低“生产者价格”，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害，也没有羸得应该羸得的尊敬。

　　在价格面前受到损害的另一群人是农民。尤其在1978年改革前，我国农民长期忍受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之苦。农业品价格低于正常水平是我国农民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贫穷又成了受人轻视的原因。虽然我国是一个崇尚平等的国家，但在许多城里人心中，“乡下人”确实是比自己低一个等级的人。记得有一次在从武汉开往南京的客轮上，同舱一位乘客对乡镇企业大加斥责，我对他说乡镇企业起码解决了农村的就业问题，他说：“城里人还有没就业的呢，怎么就要考虑他们(乡下人)！”这种实际上的差别，必然使人们不愿作一个农民，而愿作一个城里人。但多一个城里人，就要多一份城里人的口粮，也就要向农民以低价多征一份粮食，这反过来抑制了农民进城，政府因此制定了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形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的法律身份的区别，成了农村人进城的更难愈越的障碍。前些年轰动一时的电影《人生》描写的就是一个挣扎在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之间的青年；从经济学角度看，他是低农产品价格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的受害者之一。

　　但是，较低的教育、医疗服务和农产品的价格就真的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了吗？从短期看，似乎是这样，但从长期看却并非如此。由于生产者受到了损害，他们只能提供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产品或服务，其他人也不愿进入这些注定要吃亏的产业。例如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一直是短缺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较差而数量又严重不足。人们也许还能回忆起每月定量配给半斤油、半斤肉和一定比例的细粮的日子；也不会忘记为孩子入托入学而付出的辛劳和看病就医的艰难。这都不能怪应该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农民、教师和医生，而应该责怪使他们遭受损失的定价制度。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也有句话叫做“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道出了定价制度、也是人世间的普遍道理：用行政手段把价格定得看似有利于消费者，最终会不利于消费者，不管这样做的初衷是多么的好。消费者应该明白，将价格定得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有利于生产者，最终会对自己有利。在分配财富时，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立，但在它们之间，必有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均衡点，偏离这一点最终对双方都没好处。价格就是分配财富时的一条线，这条线只有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达成均衡价格时，才是公正的。

　　27.收入领导成本

　　我很爱看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时间虽短，信息丰富。节目主持人是一些很优秀的青年人。他们既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又努力在人们成千上万的经济活动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搬上屏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别人也经常犯的“流行错误”。例如在预测市场前景时他们会说，“因为某种产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了，所以该种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涨。”

　　这难道不对吗？什么东西不是先生产出来，然后再卖出去；什么东西不是先付成本，然后才能获得收益？这也对也不对。如果从一次来看，确实是先要购买各种“生产要素”，然后才能生产，最后才能将产品在市场上售出，获得收益；如果该产品的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购买量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成本上涨的部分自然可以加在价格中。但是在现实中，生产和消费都不会一次就完；它们总是在不断重复的。不用说我们每天都要吃饭，经常要看电视，时常要添置服装等等，即使如冰箱、彩电和空调机等普通人家不会重复购买的东西，对于生产厂家来说也是在不断生产着。人们很难分清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是生产还是销售，是成本还是收入？在这个不断重复的链环中，不仅生产成本会影响产成品价格，而且后者反过来会影响前者。原因很简单，某种产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而不是其它。如果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增大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更多的该种产品，这必然带来对生产该种产品的各种资源的更多需求，从而导致这些资源的价格上涨，也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上涨了。看来，成本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面：收入领导成本。

　　经济学家们爱把生产所需的资源称为“生产要素”，在他们的教科书中，生产要素被概括为三种：人、土地和资金。当然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这些抽象的概念是很丰富和生动的。人意味着人的体力、智力和各种才能，如装卸工需要力气，工艺家需要技巧，商人需要讨价还价能力，歌唱家需要歌喉，艺术家需要想象力，企业家需要创新精神，…… 土地则是土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土地肥力以及地下矿藏的总称；资金也有各种形态：现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筹资、招股收入等等。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产成品的成本，也是要素所有者的报酬。那么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如何确定的呢？如何衡量工程师的技术水平、艺术家的才华、大栅栏的地理价值和银行贷款的成本呢？直接衡量是相当困难的。只有一个间接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些生产要素所创造出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来评价。一个工程师的报酬取决于他设计的产品有多少人购买，一个艺术家的收入取决于他所创造的艺术品有多少人欣赏，以及在艺术品拍卖所中人们所愿出的最高价；大栅栏的级差地租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吸引顾客给当地商店带来的增益，与其它地方(如崇文门大街)的类似增益的差额；资金的价格则反映了资金对收入的贡献。这样看来，要素市场的价格取决于商品市场的价格，也就是说，成本取决于收入。在严格的经济学中，一个产品的价格就等于这个产品所包含的所有成本(如果把利润也看作成本---资金所有者和企业家的报酬)，即所有对生产该产品有所贡献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会分割完这个产品售出所获得的收入。如果这样理解，收入上涨和成本上涨是一回事。前些年，丝绸服装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中扶摇直上，引起了生产丝绸的各种要素、尤其是生丝的价格上涨，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明显的，如果我们再认为“由于生丝价格上涨了，所以丝绸服装的价格也上涨了”，就不仅是缺乏对经济学的了解，而且显然违背经济生活中的经验。

　　这种收益在先、成本在后的看法似乎奇特，但只是因为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流行错误”，才会显得奇特。而我们知道，正如感冒也可以流行一样，流行的东西未必是好东西。并且“流行”的最大弱点是它会过时。现在在经济领域中“流行”的许多看法其实已经过时了，在市场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的今天，说“市场价格应该由成本来决定”，就显得太陈旧了。

　　28.经济中的雷达

　　北京有个大栅栏，大栅栏旁边有个珠宝市。1978年以后，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穷街陋巷现已成为繁华街市，原来一文不名的人，现在腰缠万贯。据说，在这里卖大碗茶、卖鸡蛋也赚钱。有些人对这个地方作过采访和报道，也颇有人惊讶：这巨大的财富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是优越的地理位置所致。那么，在改革前，这里的地理优越性又到哪去了呢？人们生产一种产品往往需要多种生产要素，类似地，一种生产要素有多种可能的用途。将生产要素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可能会优于用于另一用途。在各种用途中肯定有一种用途可以使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最高的收益。如果将一种要素从收益较低的用途转移到收益较高的用途时，这种要素本身无须什么改善，就可获得较以前更高的报酬。在改革前，商品的普遍短缺和僵化的体制使国营商业不断萎缩，私人又不允许经营商业，珠宝市只不过是一个供人居住的地方；改革以后允许私人和集体经营商业，珠宝街的地理优越性被迅速地评价出来，很快地就变为一条商业街。珠宝市并没有变，只不过从一个用途(居住)转变为另一种用途(商业)，就产生了奇迹般的财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这块地方的“租”，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适于用作住宅的地方和珠宝市这个适于用作商业的地方之间的级差地租。

　　在经济学中，“租”本来就是指地租；但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不仅土地可以有“租”，一切生产要素，只要它们有多个用途，不同用途的收益不同，就会产生“租”。因此“租”用来泛指要素的最优用途的收益和次优用途的收益之差。例如一个歌手具有成为电视歌星的潜力，现在却在酒吧里唱歌；他的租就是在酒吧中的收入和歌星的收入之差，如果他实现了从酒吧歌手到电视歌星的转变，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增长。又如一个人既具有作工程师的才能，又有作推销员的素质，但作工程师的能力低于作推销员的能力，从而前者的收入低于后者的收入；当他从工程师的工作转变到推销员的工作时，他也实现了他的潜在的租。从全社会看，如果所有生产要素都从收益较低的用途转移到收益最高的用途，不仅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会有所增益，而且整个社会的财富也会相应的增长。那么，如何实现这种于个人、于社会都有利的好事呢？

　　答案也很简单，只要生产要素的归属是明确的，每个要素的所有者会自动地将要素从收益较低的用途转移到收益较高的用途；因为这样会增加要素所有者自己的收益。他们就像雷达一样，可以自动寻找目标。当然寻找目标和实现用途的转移，也并不是没有障碍。比如，你首先要知道，你所掌握的生产要素是否还有收益更高的用途。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的工作不足以发挥你的才干，你必须知道有哪些工作岗位适合你，你至少要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托亲朋好友打听等等；如果这个收益较好的工作岗位在远隔千里的新疆，你还要考虑迁移到异地给你带来的损失，如果这个工作岗位在国外，转移就更困难。这些还都是自然的障碍，如果政府用强制性的手段限制生产要素的自由转移，上面描绘的理想情形就更难实现。1978年以前，我国就是这样。这也是珠宝市在那时不能享受其地理优越性的主要原因。在那时，一种生产要素一旦被用于某种用途，就被固定在那里，不许用作它途。不仅土地是这样，就是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人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工作、职业或单位是极为困难的。我记得那时要想调动工作，没有5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在这样的体制下，生产要素自动寻找其最佳用途的雷达系统失灵了；从整个社会来看，大量生产要素都处于不适当的位置上，从而潜在的租不能实现。这也是那时人们为什么那样贫穷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产生像珠宝市这样的奇迹，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生产要素在用途之间转移的限制；使自动寻找最佳用途的雷达系统运转起来，大量生产要素各得其所。珠宝市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富裕的象征；它以前曾繁荣过，改革后的变化只不过是它又一次名符其实。

　　29.粮票的来由

　　现在中国的城里人终于不再用粮票买粮食了。粮票已经开始变成历史文物，据说现在还有把粮票作为收藏品买卖的市场。但我们不能忘记粮食曾在我国通行了近四十年，它的存在几乎构成了一种文化。前些年有这样一个笑话。某君有幸出国进修，一切准备停当，临行前问有关人士到哪里换世界通用粮票，结果闹出一埸笑话。笑话归笑话，但这个故事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中国人对粮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粮票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就和其它中国固有的文化一样。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与粮票有关的相反的故事。说的是80年代初一个台湾商人潜入大陆寻找投资机会，这在当时还是颇冒风险的。他第一次在广州到外面买小吃，小贩向他要粮票，他以为要什么证件，心里一害怕转身就要走，小贩把他叫住说，“没粮票也可以，加点钱就行了”，这个台湾商人恍然大悟：“原来粮票是政府对老百姓的补贴。”这种看法倒是颇为接近粮票的性质，不过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对城里老百姓的补贴。

　　尽管在今天的市场中有成千上万种商品，粮食仍然是最独特的商品。这种独特性质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粮食的“需求弹性为0”。意思是，无论粮食的价格如何变，对粮食的需求量不会变，或变化不会太大。因为人不吃饭就会饿死，但饭量又是有限的。价格再贵也不能不买粮食，价格再便宜，也不会买得太多。人们吃饱饭才能作其它一切事情，才能生产其它一切产品，提供其它一切服务。正因为如此，粮食价格才成为其它所有商品价格的基础，即粮食价格构成了其它商品成本的基本部分。

　　不幸的是，这个基础却缺乏稳定的性质。尽管粮食价格的变化对需求影响甚少，但对供给的影响却与其它商品的价格没有多大区别。这会导致一种结果，即：对粮食的需求是一个稳定的量，而粮食的供给量却是经常在变动。这首先是因为，尽管科学技术在今天有了很高的成就，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旱涝灾害和风调雨顺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很是不同。农民在灾年付出的劳动可能比在正常年景下付出的劳动要多，但收成却会下降。这种产量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价格。我在前面说过，粮食价格的变动对需求量的影响不大，这种性质就会加强由于供给量变化导致的粮食价格波动。因此粮价波动比其它商品的价格波动都会更强烈。不仅如此，这种波动又会反过来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因为粮食生产基本上是一年一决策，上一年的粮价会影响下一年的决策。比如，上一年由于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粮价上升，农民就会做出扩大粮食生产的决策，恰好下一年又赶上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就会有大幅度的上升，这样一来，价格就会大幅度下跌，农民因此又会做出在下一年减少生产的决策。农民的这种行为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蛛网循环”，因为把这种情形用几何图形画出来，颇像一只蜘蛛网。

　　50年代初，战乱过去，和平来临，经济一派欣欣向荣。但在1953年和1954年出现了两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粮价上升，。粮价会带动其它商品价格上涨，使政府支出大大突破预算。这引起了当时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陈云先生的忧虑。他再三权衡，想出了稳定粮价的措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个措施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强制性地将粮食价格规定在上年的水平上。但这样一来，就必须有其它一些辅助措施。因为私商可以高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把粮食收走，所以政府必须用法律把私商排除出去才能保证政府收购，这就是所谓“统购”；由于如果政府将粮食按低于市场价格的政府平价在城里销售，也会有人大量套购，转到黑市中去销售，政府也必须控制销售，即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也就是所谓“统销”。粮票于是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在当时，粮食统购统销似乎是一项临时性措施，没想，一实行就是几十年。无怪乎，粮票几乎成了一种文化象征，一种城里人身份的徽章。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然稳定了粮食价格，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其它后果。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价格，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从而也不可能有提高产量的积极性。这样直到1978年农业改革前，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供给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粮食销售价格过低，粮食得不到城里人应有的珍惜。改革以后，政府不仅提高了统购统销粮食的价格，而且允许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将粮食在自由市场中出售。这样在政府的粮食价格之外，又出现了市场粮价。大量农民以经商和民工的身份涌进城市，他们既可以在城里的农贸市场中购买粮食，又可以购买粮票，再去买政府的平价粮。粮票本身获得了某种市场价值。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粮票的市场价格，在只要有粮票就可以买平价粮的情况下，等于粮食的市场价格和政府平价之差。当然，在那时，买卖粮票被视为“非法”，但这种行为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有其经济合理性。其实真正应该消除的，不是对粮票的买卖，而是粮票本身。因为粮票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一种低效率的农业制度仍然没有被根除，而且是一个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性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