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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去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不禁跳了起来，心里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1月初，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在茅于轼教授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聚会，不少人颇有“科斯早该得奖”的看法。我们在致科斯教授的贺信中写道，“我们……聚集一堂，庆祝今年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授予了应该被授予的人。……” 一些中国人聚会，庆祝一个美国人得奖，这在中国大概是第一次。这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已不是抱着与我无关的态度了，也反映了科斯教授的理论对中国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在90年底、91年初，我们出版了科斯教授的论文集中译本；在科斯获奖的前一个月，我国主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就同时刊登了两篇关于“科斯定理”的讨论。但是，就在以后的某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科斯教授的照片，下面有一句新华社发稿时的解说，称“他发现了财产权和商业经营管理成本如何影响经济”。看了以后，颇感悲哀。其中所谓“商业经营管理成本”显然是指交易费用， 是对英文“transac-
tion costs”的误译。我不想责怪新华社的翻译家，他是外行。但这提醒了我们，不管我们对“交易费用”是多么地熟知，这个名词对于我国社会来说，还是相当生疏的。即使在经济学界，最初也犯过错误。据说，威廉森教授在1987年第一次来华讲授“交易费用经济学”时，有人将“transaction costs”翻译成了“运费”。然而，如果不知道“交易费用”为何物，就不知道科斯教授为什么获奖。
你也许是一个爱抽烟的人。在你家附近有卖烟的小贩。你明明知道小贩卖的烟的价钱比繁华区、或“大地方”的国营商店中的价格高，比如一盒云烟高出5毛到一块，但你有时还在小贩这里买烟。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实际上就懂得什么叫作交易费用。到小贩那里，只需走几步路；而要到市中心或繁华区，则要坐车或骑车去；且不说要花车钱，就是时间也不愿搭。你觉得，多花上5毛到一块钱，节约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到小贩那里买烟，交易费用要低一些；而到市中心的大商店，交易费用要高一些。交易费用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所必需的费用。如果你不从你家走到卖烟者(小贩或大商店)那里，你是买不到烟的。究竟到哪去卖烟，取决于交易费用和价格的高低。因此，从每个人的经验来看，交易费用也是进行经济决策时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交易费用不仅指实现交易所要走的路程，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交易中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的费用等等。更广义地说，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交易的英文原文transaction 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实现的。在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要通过同别人打交道(即交易)获得，因为一个人可以专业化地生产皮鞋，却不能只专业化地消费皮鞋。是交易把整个社会联结了起来。所以也可以说，交易费用是社会赖以运行的费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人们的交易方式不同，所耗费的资源数量也不同。比如，同样要进行一项投资，在市场经济中要依赖证券市场，在计划经济中要得到计委批准。如果人与人之间办同样一件事情的费用较高，就说明运行的效率较低。在中国，“办事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理解“交易费用”这个经济学术语也就没有什么困难。当你想作一件事，但又预见到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困难重重时，你可以说一句：“交易费用太高了”。
但是在以往正统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类似于牛顿物理学中的绝对时空的世界，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只是人们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市场之外，企业、政府和家庭等也都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有效形式。然而，一走出市场，新古典经济学就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分析有一个前提，即它的分析对象必须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事情。即使是在市场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它无法明确地解释不同市场交易形式的区别，如物物交换和借助于货币的交换的区别，拍卖形式和双边讨价还价的形式的区别，等等。
早在三十年代，那时科斯刚二十多岁，他就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疑惑：既然市场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合作的最有效的形式，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存在？在企业中进行分工合作的人，为什么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这样的合作？亚当.斯密曾经描述过一个生产扣针的工埸，在这个工埸中有十八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一个工人来作。问题是，如果市场非常有效，每道工序的工人也可以独立生产，然后再到市场中将半成品卖给生产下一道工序的工人。但是为什么这些工人不这样作呢？为什么非要结合成一个企业呢？这在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在那里，企业是市场中的最小单位，并且被视为是一个生产函数。科斯想，如果将一个产品从上一道工序转移到下一道工序视为一次交易，在企业内转移和通过市场转移只不过是交易形式的不同。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来说，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费用较低。科斯发现，市场中的交易其实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从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监督契约执行，维护交易秩序，解决交易纠纷以及对违约加以惩罚，等等；在一定范围内，企业内的交易要简单得多：工人之间的固定分工节约了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经理对工人的指挥代替了讨价还价，工人和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减少了在市场中多次反复地订立契约的麻烦，因而人们很自然地要选择企业的形式。也可以说，企业的存在节约了交易费用。当然，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的管理难度会增加，对工人的监督会愈发困难，企业官僚机构的弊端会越来越严重，企业内的交易费用会非线性地增长。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边际交易费用在递增。当企业内交易费用(边际)增长到和市场交易费用(边际)相等时，企业规模就不再增大，这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这样，科斯就完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他把这个发现写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并于1937年发表在美国的《经济学》杂志上。
但是“企业的性质”在发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直到1960年科斯教授的另一篇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问世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轰动，人们才又回过头来挖掘“企业的性质”的价值。所以说，“社会成本问题”的成功不仅是其理论上的推进，而且是其表达上的效应。从此以后，追随科斯教授的理论家越来越多，以至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流派----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法学。这篇论文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它主要讲的是如何解决在人与人的利益边界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其中所举的例子，在一片相连的土地上，放牛者的牛闯进农夫的麦田里吃了麦苗的故事，后来成了这类问题的典型事例。和传统的观念不同，科斯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禁止牛吃麦苗。如果牛吃了麦苗所增加的肉的价值大于麦苗损失的价值，从整个社会看，这是对资源的更好的配置。他假设，如果农夫和放牛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在法律上放牛者应该赔偿、还是无须赔偿农夫的损失，他们之间都会通过自愿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假若应该赔偿，放牛者还是会放纵他的牛去吃麦苗，直到他应赔偿的损失等于他的牛因此所增加的价值时为止(由于收益是递减的)；假若无须赔偿，农夫会告诉他，如果他约束自己的牛少吃一单位麦苗，将会得到相当于一单位麦苗价值的补偿，放牛者仍会使自己的牛在麦苗损失等于牛肉增值时，停止继续吃麦苗。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关于“科斯定理”有过不少争论。不过按照科斯教授自己的看法，“科斯定理”并不是“社会成本问题”的主要的理论价值。因为“零交易费用”只是一个假设，在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是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和放牛人之间也许达不成协议，从而不可能实现上面所说的资源最优配置。科斯教授在这篇论文中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法律规定，或者更宽泛地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率。反过来，在解决一经济问题时，采取哪种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哪种形式的交易费用最低。这个结论后来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诺斯教授概括为：“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强调制度(institutions)的重要性，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贯立场，但直到交易费用的概念出现，这一立场才有了真正经济学的含义。在传统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多少还是一个外生变量，一个相对虚无飘渺的东西。而在科斯这里，制度已成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内生变量。它像其它一切经济物品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正如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生产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一样，人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效用相同，人们将会选择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经济制度的进步就体现为费用更低、更有效率的制度不断地替代费用较高、效率较低的制度。而制度的变革则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例如，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下降了，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费用也会大幅度的下降，反过来就是人类财富的增长。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增加了人们支出的资源，它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决定了人们采取何种制度来实现他们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边界，它们共同构成的制度结构，以及经济史的主要线索---制度变革史。威廉森教授曾将交易费用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在我看来，更准确的比喻应该是“熵”。假如交易费用无限大，就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类社会就会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交易费用的下降，相当于社会中“负熵”的增加，社会的有序度就会增加，经济制度的复杂度和效率就会提高。
可见，尽管交易费用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概念，但它的发现改变了经济学。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企业、家庭、政府以至宗教、道德和政治制度的论文，在研究经济史、制度变革和环境问题的论著中，也经常可以发现对“科斯定理”的讨论。
当然，科斯并没有穷尽问题。恰恰相反，科斯的风格是，与其给出结论，不如提出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科斯并没有直接谈过什么，但是人们很容易从科斯的理论中联想到，在“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传统体制中，交易费用过高是它的各种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交易费用的存在同样是导致企业选择“小而全、大而全”生产方式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等等。国营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扯皮”和“踢皮球”，审批投资项目时出现的“公章旅行”，公司注册时繁杂程序，以及前几年还存在的为买便宜几分钱的大白菜而不惜排几天几夜的队的现象，都证明了交易费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因而也是解释、进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因素。自然，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要祝贺科斯教授得奖的原因。让我用我们给科斯教授贺信中的话来结束本文：“对于这一殊荣，你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你不仅对经济学作出了的贡献，而且用你自己的想象力激发别人的想象力从而使经济研究更有活力；不仅因为你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将经济理论推向现实世界，而且因为你不断航行探求经济学新大陆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共通的，所以我们将你的获奖视为对自己的鼓励，并且更加坚信，只要我们继续这个那些经济学的英雄们曾经为之献身的、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将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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