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洪
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经济学逻辑的胜利。然而经济学逻辑也适用于经济学家本身。许多曾为市场经济大声疾呼的学者突然发现，当他们梦寐以求的经济制度来临时，
他们的收入却落在许多其他人之后。于是许多人要“下海”。
在一个资源不能自由地寻找其最佳用途的社会中，人们作什么也许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不能作企业家，作作经济学也许还可以，一旦闸门打开，选择的空间拓宽了，人们自然要去更适合他们的地方。当然“下海”还有其它原因。应当承认，目前经济学家们的窘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市场规则还没有真正应用到经济学家自身。例如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经济学家之间、以及经济学家与其他人之间还没有形成对其资源估价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家的有形产品，如著作、论文和演讲等的价值，还由于计划经济残留的影响仍然被低估(如对稿费和讲课费的规定)。这种情况使得一些人忍痛“下海”。第二，经济学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市场规则也许不能完全适用于这个领域。例如，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付出劳动的人未必能够获得全部劳动成果。又如，经济学家很偏爱均衡，这意味着他们经常会失去非均衡所带来的机会。这决定了，即使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学家的货币收入也比一般从事工商业的人低。但这是一种均衡状态。经济学家的货币损失由他们偏爱的闲暇和创造性思维的乐趣补偿了。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经济学家的数量也将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而不在乎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经济学家只在乎资源(包括经济学家自己)的“最佳配置”。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是由经济学家的数量决定的。重要的是质量。记得列昂梯夫来华讲学时曾说过，“一年写十篇论文的是二流经济学家，写一篇的才是一流经济学家。”科斯对经济学和法学的巨大影响只发源于他的两篇论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处境也没什么可悲观的。其实，我们正在酝酿着一次崛起。也许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经济学家就走在了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前列。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崛起的各种条件。第一，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潜心攻读东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我们没有门阀之见，我们可以把各流派的精华综合起来；第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制度变迁，给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这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难得的，以至目前不少暂时归来的学者都舍不得离开；第三，我国正在起飞的经济将给经济学的崛起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