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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面对中国加入WTO后的前景，有些人惶恐不安，有些人乐观自信。在我看来，最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静态地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一个挑战导致什么结果，取决于如何应战。我们自然有个把企业英雄，但应战显然是整个民族的应战。中华民族藏龙卧虎，但怎能保证他们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能够施展，怎能保证他们之间不再互相抵消和压抑呢
？我想是一套激励创新同时又能使人们有效合作的制度。因此，对WTO的应战，首先是制度层面的应战。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中美达成的协议，我们首先发现的是，它与我们的国内政策极不协调。例如，美国农产品在配额内以几乎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并且排除国有粮食部门垄断经营的条款，与国内目前奉行的“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并且“不准私商进入”的粮食流通政策有明显冲突；允许外国企业进入电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条款，与到目前为止仍实际上存在国内民营企业进入壁垒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在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下，中国农村的最佳对策就是走城镇化道路、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然而虽然目前已经提出了城镇化政策，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市场制度遭到压抑，农民被排除在流通体制之外，城镇化就无法借助于市场的力量。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我国企业若要增强竞争力，就要凭借有效的金融市场进行重组和调整，但恰恰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地方和民间金融市场屡遭“清理”，因而无法为企业的存量调整提供有效手段。最后，中国企业若要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外国企业一争高低，就要有一个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而在我国，从企业注册、税收制度、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规则，一直到风险资本方面，都有抑制创新的因素。
因此，应战就是要变革制度和调整政策。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曰“对内开放”；一曰“继续改革”。对内开放就是要将对外开放所蕴含的市场经济规则，如“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运用于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要清除对外开放中所暗含的岐视性规则，即给予外国企业优于国内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具体来说，对内开放首先应将已经承诺对外开放的产业向国内所有企业开放，其范围至少应是“除了那些涉及国家主权、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敏感行业外”的所有产业，自然应包括电信、银行、证券等成长较快的产业。其次就是要加强对所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其强度应该不低于对外资企业的保护。再有就是要清理所有对国内企业的岐视政策。有些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土上，实际纳税水平要高于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高约20个百分点，流转税高3个百分点(见许善达主编，《中国税收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我们不应再用所谓“优惠”来吸引外国资本，我们知道，对一些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另一些企业的岐视。
所谓“继续改革”，就是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至少在国内，市场制度是帮助我们的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制度环境。竞争力无非是由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构成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告诉我们，市场制度更能提高创新激励和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应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产品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市场，清理压抑市场制度发展的政策。正是我国农村的改革、以及这一改革造就的市场制度，奠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同时农产品市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部分。在金融方面，要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其基本方向，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功能和不同风险程度的资本市场结构，而不是单一的证券市场；在银行保险业，要进行民营化的改革。第三个方面，则是建立和发展促进企业间产权交易的法律制度和正当程序，便利企业间的并购与重组。第四，我们要考虑调整有关科技活动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形态，不仅要调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则，还要逐渐改变我国科研教育机构以国有为主的局面。最后，我们知道，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家的竞争。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其组织制度能否将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选拔出来、推举到领导职位上来；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其经济制度能否迫使企业不走任人唯亲的路线，而是任人唯贤。这样的制度，其实就是强调竞争的市场制度。一个叫A. 艾尔奇安的经济学家曾指出，竞争越激烈，企业内部越能容忍个性不同、但才华横溢的人。
当然，强调市场制度，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无所事事。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森曾说过，东亚国家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实际上，市场制度的发展程度与政府的管制能力是互相依赖的。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管制资本市场，它就只能让资本市场关门。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国门大开，我们将感受的不仅是竞争，还会有巨型公司的垄断和对冲基金的攻击。在一些商业活动背后，我们也能看到国家的影子。抑制垄断、保护安全，一国政府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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