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　_经济时评_财经纵横

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16日 16:08 中评网

　　盛洪

　　和布坎南教授的其它著作相比，他与R.瓦格纳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似乎是份量较轻的一本。其实，这本书给读者带来的震撼决不亚于他的成名之作《一致的计算》。在后者，是布坎南教授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规范的讨论；在前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对美国经济现实进行的应用分析。一种理论，能够对现实问题有如此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如此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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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经济学说史中实不多见。

　　民主是对专制的否定。但“专制”一词只是后人的说法。任何一代皇帝都不会自称是“专制暴君”。专制和独裁总有“理由”。一个最常用的“理由”是智力方面的，即：独裁者比其他所有人聪明。所以在今天，经常与民主政治相对应的词汇不是专制统治而是精英政治。“精英”是个好词，它多指受过良好教育，以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为已任，并对经世致用之道作过多年探索的人。但是精英们究竟是理性有限的凡人。他们最为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靠自己的想象去发现其他人心中的偏好。因此，即使他们再聪明也无法替别人决策。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独裁者并没有道德标签。只要一个人把自己的偏好当作其他所有人的偏好来代替大家进行公共决策，他就是独裁者，而不在乎他对其他人是抱有恶意，还是抱有善意。只要我们承认，别人内心的偏好是无法猜测的，即使是善意的替代决策也可能会给别人带来损害。因此经济学强调，一个人的偏好只能由他自己表达。在市场中，他通过谈判；在公共选择中，他通过投票。这些表达过程又被称为“显示偏好”。民主政治就是每个人显示偏好，进而将显示了的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的过程。“偏好显示”这种经济学的很严格的观念，似乎也可以用中国古代惠子问庄子的一句话来表达：“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美国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政府扩张、赤字持续增加、国债有增无减和滞涨并发的局面，导致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检讨。由此引发了新的一轮经济学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都是在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中发展成熟的经济学理论，而且都无一例外地持有与干预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倾向。它们都对凯恩斯主义导致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满，并且指出，从长期看，这些干预不是促进了、而是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主张对政府的过多干预加以限制。然而只有布坎南把分析又推进了一步，他要寻求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的政治原因。感谢布坎南教授，他的这一探讨，给我们带到了新的境界，许多结论也许甚至超出了布坎南本人的预料。

　　政府的存在体现了某种精英色彩。政府官员应该比一般人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尽管它是公共选择的产物，在许多场合，它扮演着替代别人决策的角色。因此合乎逻辑的是，主张政府扩张和政府干预的人也就是赞赏精英政治的人。这种说法起码适用于凯恩斯。“凯恩斯不是一个赞成民主政治的人，恰恰相反，他将自己看作是潜在的导师式的精英统治者的一员。”(《赤字中的民主》，第7页)“对于凯恩斯来说，在作出合理的政策规划时，如果制度上的障碍困挠了他，他将乐于建立一个由智者委员会操纵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第79页)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就是精英政治的胜利。但是这种说法实在不符合在二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诸国的事实。在这些国家中，政府预算、增税、减税和发行公债的决策都受到议会的严格约束；而那些可以决定经济政策的政治家为了当选或连任，又必须顾及选民的态度。布坎南和瓦格纳的结论是，正是民主政治使得带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现实。这可能吗？人们会赞成一个更多地干预个人经济自由的政府吗？人们会有这样的“偏好”，使自己不再有就某些问题显示偏好的权利吗？人们会投票赞成一件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吗？

　　如果公共选择和个人选择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我们也许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把所有个人的偏好变为社会偏好需要一个转换过程。为了使这一转换不走样，为了使公共决策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偏好，人类创造了不少制度和规则，包括民主投票制度。但是，无论多么好的制度也不能取消这一转换本身。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大师奥尔森说过：“在公共选择过程中，个人理性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必要条件。”这句话之深刻，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民主政治(迄今被认为是最公平、最有效的公共选择过程)的一般批评，它似乎在断言：一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就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悲剧性的、命中注定的和不可调和的对立。以往对投票过程的批评，如波德效应，阿罗悖论以及布坎南对多数主义的谴责等等，或是指出某种特定的投票程序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不能有效反映大多数人的偏好，或是揭示在不同的投票规则或投票顺序下会出现不同的多数和相应的结果，或是告诉人们，在多数人的偏好获得满足的时候，少数人的偏好也许正在受到损害。无论什么样的批评，其出发点是，最佳的公共决策是以所有个人的偏好得到满足为基础的。然而在《赤字中的民主》中，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已经被超越了。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基本“偏好”，谁不希望追求更小的成本和更大的效用。只不过在买卖私人物品的市场中，一个人的这种愿望会受到另一个与之打交道的人的相同的愿望的制约。因为一个人想通过转嫁给另一人以降低成本的企图，会受到这另一个人的强烈抵制。在市场制度下，一分钱，一分货，没有免费的午餐。然而一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纳税形式向公共物品付费，却不是按照纳税多少来享受公共物品。这就出现一种可能性，使人们可以通过对投票过程的运用，使别人为自己的偏好付费。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人人都可以运用投票过程这样作，从而会产生互相抵消的影响。并且当政府还遵循财政收支平衡原则时，人们也不会无端地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达到上述目的。然而，凯恩斯主义出来了。它告诉人们，政府应该肩负更多的职能，如降低失业率和维持经济增长等等，为此而出现财政赤字是不用害怕的。这种说法解除了套在民主政治之上的预算平衡原则，使得人们“尽可能少地为公共物品付费，尽可能多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倾向得到发泄。所谓“财政赤字”就是财政收入少于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就是全体公民为公共物品付费的总和，财政支出则是为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而投入的资源。当赤字和盈余交替出现时，从较长时期看，公共物品的成本和效用基本是相当的；但当出现多年持续的赤字时，就意味着选民们为他们享受的公共物品付出了较小的成本，或者说他们付出一定的钱却获得了较多的享受。只要没有财政收支平衡的限制，这样的结果是任何一个个人选民都求之不得的。因为“在这种赤字情况下只有获益者，没有受损者”(第100页)。人人都比他应该付出的少付出了。如果进行投票，一个财政赤字方案会得到通过的。当然世界上不会有如此的便宜事，如果每个人都赚了，到底谁亏了呢？除了增税以外，弥补赤字有两个替代方案。一个是发行债券，一个是增发货币，即通货膨胀。布坎南和瓦格纳证明，这两种替代方案都会产生与增税不同的效果，即都会使选民们感觉到，公共物品的“价格”比增税的情况便宜了。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相当于征收通货膨胀税。但对选民来说，通货膨胀只是滞后发生的，并且对自己的利弊并不确定。从长期来看，发行债券和增税是等价的。因为债券总是要靠征税来偿还的。但是由于人们的寿命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他们不再纳税去偿还他们生前的债。因此和现期的税相比，靠发行债券来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是相对便宜的。但是，世界上是没有便宜事的，对某个人的便宜必定是有人无端地为他承担了成本。为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人背债的就是后一代人。本来任何人都不会同意有损于自己的决策，但无奈，后一代人的定义决定了，他们在前辈们决定赤字预算和发行债券的时候并没有在场(他们或者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选举权)，他们无法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但是决定赤字预算的公共选择过程却可以是无懈可击的。就这样，民主政治使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原则成为了现实。

　　但是，向后一代人转嫁成本的作法并不只是使后一代人受损。任何企图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作法都必然会给所有的人带来损害。这种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过多地增加公共开支，必然相应地减少每个人的私人开支。由于公共物品的“价格”是扭曲的，所以增加的公共物品的效用抵偿不了减少的私人物品的效用。一般来说，公共部门的效率也总是比私人部门要低。不仅如此，为消除赤字而增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最终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弊害。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人们建立了通货膨胀预期，财政支出的增大只会引致价格的相应上涨，而不再会带来失业率的下降，除非使通货膨胀加速。由此又进入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局面，即滞胀。在美国，这种情况是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出现的。因而转嫁成本于后人的作法实际上很快就对当代人实施了报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价格”被低估，导致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更大需求。结果使赤字进一步增加，政府进一步扩张，财政当局进一步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使人们迁怒于在既定货币政策下调整价格的私人企业，产生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市场价格和自由企业的呼声。到头来，人们突然会发现，他们的个人决策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政府所替代，他们的经济自由的范围越来越窄。而这一切结果，正是他们自己通过投票选择的。我们由此发现了最为惊人的结论：在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愈越的鸿沟。民主政治不仅可以承认精英凯恩斯的财政原则，它往往还可以直接导致精英政治。精英统治往往是公众的选择。

　　和布坎南的分析相比，和布坎南对公共选择过程相当自信的改革设计相比，他给“赤字中的民主”开出的药方却是相当苍白的。他仅仅提出，要把财政收支平衡原则写进宪法。但这种要求根本无法和布坎南自己已经揭示的民主政治的顽强逻辑相抗衡。既然立宪或修宪也是一种公共选择过程，既然这一过程本身更倾向于接受凯恩斯提出的财政原则，怎么能够指望它又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呢？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在这里没有再提出他一贯坚持的一致同意规则。这并不是一种疏忽。其实布坎南的分析已经说明，即使是在一致同意规则下，仍有可能出现对赤字财政的赞同。这导致了一个对于民主政治更为致命的结论，即：被视为理想的一致同意规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公共决策都是最佳的。也就是说，即使大家都同意的事情，也不见得是对大家没有坏处的。这种结果也不能通过对公共决策规则的改进而避免，因为一致同意规则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了。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奥尔森对这一问题所持的悲观态度：在投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比阿罗悖论更为根本性的不可能性定理。然而布坎南并不悲观。尽管与公共选择过程的制度力量不成比例，他还是发出了他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他显得是那样勇敢，那样高大。他没有用文字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但却用他的行动回答了。他的行为，就是一个精英，一个知识分子的行为。

　　当然，这种关于民主政治的话题并没有什么耸人听闻之处。我们说人是有理性的，并不意味着人不会犯错误。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我们自己或他人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是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幻觉，认为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就不会错。既然个人会犯错误，由许许多多个人组成的社会也会犯错误。我们说人是有理性的，是指人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对于个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他会少犯错误。对于社会来讲也是这样。假如民主政治的错误被重复过多次，选民们也会逐渐认识到贪图后代人利益的作法最终会对自己不利，从而会否定掉赤字财政的方案。选民们之所以错，是因为在他们投票赞成的方案与这一方案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之间的转换环节太多了。每个个人如果要弄清楚整个前因后果，起码要读完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但这实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多次重复会给他们带来某些简单而直观的认识。但是，每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多次重复是需要时间的，对于一个个人来讲，他遇不到多少次重复。而对每一代新人来说，认识又要从零开始。必须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从长期时间的历史跨度去记忆，去总结人类作为每个个人的集合所作的决策及其后果。这需要有一群人专业化地进行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关注必须超出自己生命的时间长度，必须超出自己的直接利益。他们从文字中获得他们的前辈有关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和对于这些记录进行分析的理论知识，又把自己对当代事件的记载和自己在分析技术上的理论推进变成文字，传给后代。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社会像一个人那样，有自己不断积累的记忆和日益丰富的经验。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记忆和社会的经验。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公共选择过程的理想结构，这就是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某种结合。民主，意味着公共选择过程的空间结构，它将分散在各处的每个个人的偏好集中起来；精英，意味着这一过程的时间因素，它将民主政治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利弊得失考虑进来。在这里，精英不是与公众直接对立的力量。恰恰相反，他们对民主政治历史的理解，使他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实现精英统治，而是对精英政治的倾向加以约束。如果说对民主政治有什么样的抗衡作用的话，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通过投票将自己的个人权利让渡给精英们。因此，在这种公共选择过程中，精英的作用就是对精英的自我约束。反过来说，只有能够实现这种自我约束的人，才能被称之为这里所谓的精英。因为只有对历史有更多了解和更深洞察的人才会明白：损害别人就是损害自己；约束自己就是帮助自己。

　　在布坎南和瓦格纳所讨论的情境中，在现代世界所面对的情境中，精英们，知识分子们的作用也可以被认为是替不在场的投票者说话。除了后代人以外，另一个在投票时不在场的“人”就是自然界。知识分子应该是后代人和自然界在民主政治中的虚拟代理人。只有当后代人和自然界由其代理人代理参加了公共选择过程时，布坎南的一致同意原则才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那么，知识分子是怎样知道他们的偏好的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别人喜欢什么固然不能知道，但别人不喜欢什么却是可以猜测。快乐的感受未必能够推已及人，但痛苦的感受是可以推已及人的。痛苦和快乐的这种区别，决定了知识分子关注的方向。正如波普尔所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是帮助别人增加幸福，而是帮助别人避免痛苦。追求幸福是每个个人的事情，而消除痛苦则是社会的责任。今天每个在美国出世的婴儿都会无辜地背上20000美元的债务，谁都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拿到借款却背上了债务的人是什么心情。自然界是不会说话的，但谁也不会说，人类对许多生物种类的毁灭是一出喜剧。我们当然更知道，对后代人利益的侵犯，对自然界的毁灭，就是对当代人，对人类的损害。所以，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当人们把污水排入海洋的时候，我们知道鱼的“感觉”。借用鱼的感觉，我们来表达一下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结束本文。

　　众人说：“子非鱼，安知鱼之苦？”(问得好！)

　　知识分子回答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苦。”(回答得更漂亮！)

　　(《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E.瓦格纳著，刘廷安和罗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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