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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最近读张岩先生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其中提到“神”其实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对部落或其精神象征的称呼。神与神的战争就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神与神的爱情则是部落间的联姻，所谓“神话”就是部落间恩恩怨怨的动人故事。类似地，一部科学史经常表现为一些才智超群的个人的历史，这些人又经常爱说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仔细
想想，巨人的说法也大有深意。人们往往只相信“眼见为实”，一旦发现某些事情超越了单个个人的力量和他们的想象力时，就用夸张的词句去形容，如“神”，“超人”，以及“巨人”。当人以某种规则聚合成部落时，就会产生超出个人简单相加的威力；当一个有非凡成就的科学家在说一个前辈是巨人时，他并不是指这个单个个人已经成仙入圣了，而是在感慨某种超越个人的力量。
对科学史的观察使我们相信，科学这种“生产”知识的事业表现为一种制度。而制度，我们知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方式。当借助于沟通，人们之间传播和分享知识时，就开始了人与人的大脑之间的合作。由于不必每个人付出发现知识的直接成本，整个社会获得了节约的好处。当然这只是有关知识的最初级的合作。实际上，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并且即使最有天赋的人，也是“理性有限的”，不能在知识创新上包打天下。所以所谓知识的传播一般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正如我们在物质产品生产的社会分工中看到的那样，人们也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着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正如我们在商品市场上所看到的那样，人们也在用自己的知识去交换他人的知识。除了利用“比较优势”实现人们之间的知识互补以外，资源优势相近的、“生产”同一类知识的人之间还存在着竞争。一般而言，“较好的”理论会有更多的人接受，从而有着更大的“市场”；“较差的”理论则可能会被淘汰。为了在“市场”中“销售”更多的知识复制品，人们有着改进自己理论的动力。这种类似于市场制度的有关知识交换和竞争的制度，使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变得更有效率。
当然，这只是一个近似的类比。由于知识的特性，有关知识“生产”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或超越了一般的市场制度。当两个学者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们没有必要以货币为中介；一种知识“产品”的生命，可能要远远长于任何物质产品；由于知识的可积累性质，人们不仅与同代人交换知识，也可以与所有历史上的天才思想家交谈；当人们以辩论或批评的形式进行知识间的竞争时，可能会同时激发双方的灵感；任何一种“好”的知识，不见得与企业推出的好产品一样，马上会得到市场的承认，它往往经过长期的实践验证才能被社会中大多数人接受，因而为社会贡献“好”知识的人，未必会在当世得到社会的回报；有时对人类有价值的新知识由于与传统发生抵触，本应获得奖励的人往往遭到迫害，如布鲁诺、哥白尼等。
由于上述的种种特性，有关知识的制度比一般的市场制度更为复杂，从而对这种制度的探索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辛历程。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候，既有妨碍知识交流的清规戒律，也有垄断“知识市场”的文化专制，还有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人类的演进，总是和知识制度的演进同步展开。尤其是近代以来，有关知识的制度在不断改进。这包括原则层次的改进，如更为宽容和自由的学术气氛，更为公正的批评和反批评规则；也包括组织层次的，如现代大学的创立，学术刊物的涌现，各种基金会的支持；也有具体学术规范的演进，如更为严格的学术定义，更为严谨的逻辑要求，以及规范化的论文格式等等。这些制度方面的改进，都使得有关知识的交换与竞争变得更有效率。由于这样的制度存在，一个人才可能借助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借助于人类历史的全部积累，进行更高层次上的创新。反过来，整个社会在知识“生产”和积累上，就可以达到所有个人独自努力的总和所永远达不到的境界。由制度所焕发出来的社会知识创造力，以及由知识增长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想象的。将大脑联合起来的社会就像一个巨人。
因此，当我们谈论知识经济时，切不可以为知识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也不要寄托于一、两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出现。真正有价值的，既不是一堆图纸，也不是若干配方，而是那个使社会能够有效“生产”知识的制度。如果说，在上古时期，人们无法明白那种由人的合作而产生的超越力量从何而来，从而想象出“神”的概念的话，在今天，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使人变成巨人的制度，就只好把微软的标志当作自己的图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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