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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一九九一年，科斯教授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了“生产的制度结构”的演说，概述了他的两篇获奖论文对推进经济学理论作出的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狭小视野，改变了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分析方式和对经济政策的思维方式，提出和说明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科斯的理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经
济发展和制度变革中的国家来说显得十分的重要。最近读了《分工与交易》一书，十分欣喜。这是我国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的一部新著。
《分工与交易》一书的考察对象是生产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和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线索，因而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永恒主题。但是，以往的经济理论研究要不是象西方正统经济学那样，在制度给定、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等假定的基础上，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而把它作为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的表现和结果加以说明，或者作为产业组织问题加以讨论，就是象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就分工论分工，就专业化论专业化，将其仅仅局限在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之内。这些研究虽然说明了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解释了推进专业化的动机，指出了发展生产分工的具体途径，如组织大批量生产，实行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等，但却不能说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是怎样决定的，其发展是怎样产生的，因而也无法解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和不断发生的逆分工和非专业化现象，如大而全、小而全、小社会型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于是，只能站在“中央计划者”或某个超人的立场上指责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合理，由此得到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不断重复分工和专业化如何好之类无关痛痒的“说教”；二是采取“拉郎配”等方式强制推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结果是推而不行，收到的成效甚微。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承认个人、企业和地方等各个主体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就会发现，他们的非专业化选择和行为并不是不知道专业化的好处以及如何实行，而是由于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他们承担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成本，却得不到它的好处，相反却能得到非专业化的利益。因而选择非专业化比选择专业化对他们更有利，或更有利于实现他们各自的最大化利益目标。然而，这就与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呈现出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怎么去解决？作者意识到和突破了东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和考察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
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是人类进行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或同一经济活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的对象是自然界，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后者的对象是人，是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人与人的博弈和人与人的关系。二者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方面存在着互替关系，在耗用相同的资源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及其发展就表现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一定比例及其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方式及其变化。
生产活动有其收益和成本，同样，交易活动也有其效用和费用，因为任何一种交易活动都会提供一定的服务，同时也要耗用一定的资源。一个人或组织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就是使用相同资源进行交易活动的机会成本，当使用一单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收益，等于用同样多的资源进行交易活动的收益时，交易活动和生产活动之间就实现了最佳配置。问题是，当一个企业或个人实现从自给自足向分工转变时，它(他)在获得节约生产费用的好处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增加交易费用的代价，因为自给自足的生产不需要与别人交易。由于专业化和一体化(即非专业化)的关系就是市场交易和企业内交易的关系，一个专业化的选择就意味着采取市场交易的方式；一个一体化的选择就意味着采取企业内交易方式。因而专业化的费用就是与专业化选择有关的市场交易的费用；一体化的费用就是与一体化选择有关的企业内交易的费用。因此，选择专业化还是选择一体化，就是选择从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某一零部件，这取决于专业化费用和一体化费用的比较，或取决于增加的交易费用和节约的生产费用的比较。不仅如此，市场交易和企业内交易并不是孤立的，它们都与政府交易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就象三角形的两个角或边离不开另一个角或边一样。当政府活动提供的服务严格限制在秩序和政策的范围内时，政府交易与市场交易和企业内交易是互补的；当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活动时，政府交易与市场交易和企业内交易是互替的；而且与市场交易的互替序列和程度同政府交易与企业内交易的互替密切相关，这必然会影响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及其比较。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活动的方式和程度多种多样，替代的具体形式和程度也不相同，从对同业公会的承认到政府垄断经营，其中间形式有：较苛刻的工商企业注册程序和条件、公开招标经营特许权、以行政方式分派经营特许权、价格管制、政府竞争性经营等。不同的替代形式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并通过市场结构及其变化，一方面影响市场交易及其费用，另一方面影响企业内交易及其费用，进而影响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比较，影响人们对专业化和一体化的选择。例如，在传统体制下，当政府采取政府垄断经营的方式参与资源配置活动时，市场结构就趋于独家垄断(包括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这样，市场交易的费用就相对较大，企业内交易费用相对较小，因此，只要可能，企业和地方就会选择一体化；当改革使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活动逐渐弱化，市场结构也逐渐脱离垄断而趋向竞争时，市场交易的费用就会下降，而企业内交易费用则会相对上升，因而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只是由于传统因素的作用，改革后企业和地方力量的增强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放松，才在推进专业化的同时，也使一体化的发展显露出来。
既然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和程度是由交易费用及其与生产费用的比较决定的，那么，其发展也就离不开交易费用的变化。交易费用的长期下降是市场范围扩张的原因，前者又主要是交易方式变革，即制度创新(从定期集市到大型化商业企业的发展)的结果。不仅如此，由于企业的出现一方面节约了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易费用，后者的下降也必然依赖于要素市场的交易方式变革，这既包括获取生产要素的企业自身组织形态的变革(从个人企业到有限股份公司的发展)，也包括要素市场组织的变化(从要素交易市场化、货币化到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因此，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史就是交易方式的变革史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史，亦即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史。
《分工与交易》一书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揭示了隐藏在生产分工和专业化这一生产方式背后的制度结构，虽然书中个别概括和表述还不十分清楚，但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生产的制度结构的理论框架和实际范例；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象比较狭窄，但其理论背景却相当广阔，包括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方面；虽然使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但在其综合运用上却有自己的创造，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综合分析；对交易方式，生产方式和市场结构的综合分析；对市场交易、企业内交易和政府交易的综合分析；对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均衡分析；对现实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综合分析，而且做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一致和统一。所以，本书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按照本书提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我们还可以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其他方面。
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劳动努力程度不高、技术创新程度不足、生产要素浪费严重，这些似乎都是资源配置和生产技术问题，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把这些问题当作制度问题来说明的，认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就必然会发挥最大的劳动积极性，技术创新不会再有制度的障碍而涌流，生产要素也会通过计划分配和计划控制而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使用。然而，一旦这些美妙而热情的理论碰到坚硬而冷冰冰的现实，理论家又转而指责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不合理性，如指责个人磨洋工、泡病号、出工不出力；指责企业决策失误，行为短期化等。其实，个人行为是天然合乎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既定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方案。因此，一般说来，只有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而无不合理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选择。如果承认个人行为是合乎理性的，那么，我们对上述问题也会有新的认识。就拿劳动努力程度来说，在目前的国有企业制度中，由于在政府提供的秩序安排中不存在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配置活动就与市场交易无关，而只是企业内交易和政府交易中发生的事情。在政府交易中，国家把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单位，并不准解雇，由此而发生的一切交易费用，包括就业培训、待业救济、退休保险、医疗保障等，全部由国家承担或由企业代国家承担，个人无权选择，也不承担选择的成本和风险。在企业内交易中，由于没有失业之虞，劳动者偷闲的代价只剩下被发现后的处罚，如扣发工资奖金。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其所以作出出工不出力的选择，就是因为在既定的交易方式和制度条件下，这样做不仅没有风险，而且代价也很小，工资奖金不少拿，闲暇也最多，因而净效益最大。至于这样做的损失，包括偷闲造成的损失，则主要由企业转而由国家承担。工资侵蚀利润就是这种费用转嫁的方式和途径。如果我们作出另一种选择和安排，首先由政府提供秩序，确立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然后使劳动力的配置活动退出政府交易而变成市场交易和企业内交易中的事情。劳动者在哪个企业单位中就业，不再由国家分配，而由个人自由选择，同样，企业与哪一个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是企业的自主权利。这样，劳动者和企业都要承担劳动力市场交易的费用和风险，包括交易不成和违约给双方造成的损失。在企业内交易中，工资奖金和劳动努力程度虽然由很多因素决定，但却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供求均衡的结果。如果职工个人认为工资奖金低于自己的劳动贡献，就会要求增加或提出辞职，企业如果发现工人偷闲，就可以处罚直至解雇。这样，个人和企业也要分担企业内交易的费用。因此，不仅劳动者即劳动努力程度会得到基本的保证，而且还会形成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和制衡，不会发生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压低工资的问题。可见，生产活动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的制度条件和制度结构决定的，而制度的变迁说到底就是对交易方式的选择和对交易费用及其分担的重新安排。这样就提出了制度本身合理性的标准问题。制度是人们创造的一种工具，用以界定人们的自由选择空间和确立人们的行为规范。这种界定和规范作用在于，制度结构为人们进行任一活动设置了一个关卡和范围，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定了一套奖惩的规则和办法，从而规定了人们行为的本利结构，人们据此才能对自己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作出计较和权衡，并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策，这不仅使人们把自己在经济活动中作出的各种决策同自己的动机、目标和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人们的行为成为一种可预测的有序行为，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而且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同的制度结构规定了不同的本利结构，使人们选择不同的最大化行为，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不同结合，制度变革会改变价格和费用的均衡关系，从而改变个人行为的本利结构就会使人们作出新的最大化选择，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新的结合。因此，制度理性来自个人理性，制度理性的有限性也来自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制度合理性的程度要由其与个人理性一致性的程度来决定。当制度理性和个人理性趋于一致时，就能降低个人和社会的交易费用，使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缩小和接近，从而造成制度和谐，当制度理性和个人理性趋于矛盾和冲突、使个人理性受到压抑、限制和否定时，个人行为就会发生扭曲和变形，交易费用就会增大，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就会扩大，制度运行的摩擦和阻力就会增大，以至变成无效率的制度。这么一来，制度理性也就会削弱以至丧失。
(《分工与交易》，盛洪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版，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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