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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我们把站在诺贝尔经济学领奖台前的经济学家分成两种，一种叫作傲慢的经济学家，一种叫作谦卑的经济学家。所谓傲慢的经济学家，就是那些神气十足对精确描述经济过程充满信心的人。他们多喜欢将经济学与那些精密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相类比，并认为自己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严格性方面与自然科学相差不多。从他们那里，经济学的后辈学子们很
难不幻想，总有一天，经济学教科书中充满了象物理定律一样严密精确的经济学定律，人类会象控制人造卫星发射那样控制社会经济过程。
但另一类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这类我称之为谦卑的经济学家强调，人类社会有着与自然界完全不同的性质和高得多的复杂度，人类不可能在理论上完全把握人类行为和经济过程的具体细节。基于这种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经济学家必须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自然演变保持敬意。在这方面说得最清楚的和最尖刻的莫过于哈耶克了。他曾说过“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后果。”(《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55页)
自现代经济学问世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将经济学“提高”到经典科学上来。翻一翻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有了不少数学公式、几何图形以及若干被称为定理的文字。也许诺贝尔基金自一九六八年开始设立经济学奖就是一件最有说服力的事情。这件事情充分表明经济学已经被科学界接纳为其中的一员。瑞典皇家科学院曾经声称，首先获得这一荣誉的弗里希教授和丁伯根教授，是“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和定量的科学的先行者”。
这样的努力当然功不可没。但是，经济学在实现其科学梦的同时，也付出了实在太多的代价。为了建立严格的函数关系，它作了太多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假定，从而越来越失去现实感。同时它又把经典科学的弊端引入了经济学，使得一些经济学家用自然科学家对待非生命的物质和非人类的生物那样的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同类以及由这些同类组成的社会。经济学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审视现存的所有经济制度和现象，并对它认为“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加以指责，用它以为更为“合理”的制度和现象加以替代。这种倾向影响了两种看来非常不同的经济学体系。一个是目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追求简单优美的理论表达，排除了经济生活中一些较复杂的形态，只选择了一种纯粹的形态——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它的研究的基本制度前提；并且假定所有经济当事人、连同经济学家自己都是具有完善理性、掌握完全信息的人。结果是，它无法解释，既然市场制度如同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如此之好，为什么还会存在诸如企业、政府和家庭等制度形式，也无法研究在这些制度框架下的人的经济行为。这导致它的一种政策倾向。它谴责那些违背市场竞争规则的经济组织，如工会和销售卡特尔等，认为它们的存在阻碍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又无力消除它们的存在，进而求助于政府。例如对于垄断问题和一些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新古典经济学的答案是政府管制。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或者是管制其价格，或者是管制其利润率；对于污染制造者，政府要课以罚金或者征税。就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反面。它一向强调市场，但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它就把目光转向政府。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有所不同。它假定人类能够完全把握经济活动的“铁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认为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善理性。在实际上，它假定有两类人，一类具有近乎完善的理性，而另一类人在理性上则等而下之。由前一类人组成中央计划当局，来安排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而后一类人则仅仅执行这样的安排。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把实现人类理性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经济中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吗？一切都请找政府。这样，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理论就从理性万能主义走向政府万能主义。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它又引进了合法暴力。就是说，为了实行理性，采用暴力也在所不惜。这一理论没有解释，平等的人之间何以存在理性上的差异；组成中央计划当局的人，不知是因为他们理性上的卓越才得以进入这一机关，还是因为他们身处中央计划当局，才有条件具备超出他人的理性。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将理性仅仅赋予了政府，而剥夺了其他人的理性。
可以看出，傲慢的经济学家和谦卑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认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认为人类(或其中一些人)理性是完善的，后者强调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到底二者孰是孰非呢？不用说，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也是明显的。这表现为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是以大量失败为代价的，并且进步本身也是耗费时日的。西蒙的研究表明，就是记忆和思考这些基本的理性活动本身，起码是耗费时间的。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对象是非生命的物质(如物理学)和非人类的生物(如生物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对象则是人类及其组成的社会。这一变化使有限理性的概念具有更为不可逾越的含义。由于研究对象是人，所以与研究者本人具有同样的理性。不同于非生命的物质和非人类的生物。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旗鼓相当的。因而，即使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无限发展，那么在研究者的理性能力增长的同时，研究对象的理性能力也在增长。这使得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没有达到均衡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既然经济学的研究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博奕关系，前者的理论的价值与后者的对策就有着重要关系。日食的时间，人们的反应是在日食的当天出来观看；当一个经济学家预测出股市的低谷时，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在谷底抛出股票，但这样一来，股票价格就会上升，谷底就不成为谷底了。
当然，人与人的博奕也有规则可循。无论是在市场中的交易双方，科层组织内部的上级与下级，还是经济学家与经济当事人，他们之间都可以通过多次重复的博奕达到某种均衡。这一均衡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任何一方改变策略都不会在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前提下增加自己的福利，由于对方报复，最终会伤及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一均衡反映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也是一种稳定的均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来，这种策略均衡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会形成类似的均衡。但这同时意味着，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象经典科学支配自然界那样去支配其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因为若如此的话，也就不存在均衡了。
形成策略均衡的基础，是每个经济当事人都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是自愿的。这意味着，一个双方同意的交易，一个双方都不愿改变的策略均衡，是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吃亏的交易。所谓不吃亏，就是收益起码不小于成本。而成本—收益的计算是以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由于情境总在发生变化，这些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总在变化。一个外部观察者无法“客观地”知道这些存在于他人内心和体内的函数，也无法从上一次经济活动的结果来推断下一次经济活动。只有当这些经济当事人直接参予经济活动时，这些函数才会显示出来。所有经济信息都是具体交易活动本身带来的，如果没有这些交易活动，就不会有这些信息。布坎南说过，“潜在的参与者们只有当他们进入过程时才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因此，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者要知道这些选择，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当然，除非我们排除个人意志自由。”(《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106页)不仅如此，离开具体交易过程的“客观规则”，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低效率的。如果这种“客观规则”与平等的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易的结果相同，那么它就是多余的；如果不同，它必定比后者效率低。所以一旦理性需要政府强制性地推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必定带来灾难。因为我们知道，达成最佳交易的基础——平等和自愿本身已经被破坏了。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起源于对经济过程的结果的观察，但它的目的是用它所总结的经济规则来替代和消灭具体的自发产生的经济过程，并且将这种作法视为人类理性的胜利。它制定价格却要取消市场交易，它安排生产却无视需求，它甚至认为人们的需求结构要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它认为只要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就可以不计较实施的手段；它甚至认为它发现的“客观价值”比每个人心中的效用判断更为真实，它为其他人构划的蓝图比他们本人的选择更好。但是，就在它将“铁的规律”施加给社会时，它却蔑视了其他所有经济当事人的理性。尤其是，它所借以实现其抱负的载体——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因而在许多人不赞成的情况下，“铁的规律”对它们来说就是强加的法则。在这时，他们所一再声言的“客观的”，“科学的”理性已经不那么可爱了，这些说得好听的“理性”已经成了让人无条件服从的“旗帜”，其结果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侵犯，真正的理性反被压抑。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理性资源被浪费掉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不会因此繁荣昌盛。抛开交易过程而制定的计划价格必然是一个扭曲的体系，它给资源配置活动带来错误的信息，从而使社会承受效率低下的损失；把绝大多数经济当事人当作经济傀儡的生产和投资安排，不可能真正激发每个人的生产动力。所以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个中央计划当局把握全社会的经济信息。从而以此为依据有效安排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设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计划当局，采用更先进的计算设备，制定“科学的”的计划，就能挽救传统计划经济的想法，从认识论基础上，从根上就错了。
人类应该有伟大的抱负，但决不能因此认为人类无所不能。对人类自己的理性抱有比较谦卑的态度，决不意味着缺乏进取精神。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往往是以大多数人的理性被埋没为代价的。只要我们承认所有人的理性没有高下之分，人与人之间就可以通过多次重复的交往，逐渐化解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对各方都有利的稳定的行为规范，或称制度。这种规范或制度，从没有人设计这个意义上说，是自然形成的。尽管每个人通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对这个制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但形成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是人们事先预见不到的。因此这些制度或规范可被视为是超乎个人理性的。谁也没有“发明”市场制度，但其将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努力转化为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的绝妙功效，使每一代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对自然形成的规范和制度保持谦卑的态度，简单借用历史造就的制度这种“社会资本”，可以在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收益，从而是真正聪明的做法。保持谦卑的态度，也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无所作为。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把握，能够帮助人们保持对制度的明智态度，能够促使经济学家在尊重他人理性的前提下参与制度创新，也能够使一个社会更平稳地渡过制度变迁的艰难道路。
我无意在本文中褒贬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我相信所有那些被经济学界授予荣誉的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欣慰的是，经济学中的那些致命缺陷正在被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在进一步的理论变革中加以克服。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看到诸如“有限理性”，“信息费用”和“交易费用”等的字眼。其实，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的认识，也不局限于经济学界。我想，用一个非经济学家的话来结束本文也许更少流派色彩，这个人就是生物学家库安。行为主义的创始人，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洛伦兹曾为这句话激动不已，并在他的《攻击与人性》一书中加以引用：“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想到自己已经对能探究的加以探究了，然后平静地崇敬不可探究的部分。”(转引自康罗·洛库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七年，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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