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精神和文化建设

　　盛洪

　　陈蓬：刚刚过去的1996年中，您的两本集子《盛洪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和《经济学精神》(四川文艺出版社)相继与读者见面，前者是“中青年学者文库”的一种，体现了您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努力，后者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的一种，它用另一种语言表述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将论文、杂文收集成册，首先可以方便读者，其次是否可以认 为是对您前一段学术工作的总结？

　　盛洪：是的。十几年来，一个学者从学习，到钻研，到创新，就像种庄稼一样，该到成熟的时候了。不仅是我，而是有一批人，不仅是经济学界，其他学科也如此。我在编这两本集子的时候基本是满意的，遗憾的是我本可以写出更好的东西，由各种约束，比如时间，而没有做到。

　　陈蓬：您现在回想，这十几年的探索是否很顺利？

　　盛洪：现在想来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顺利。实际上我很喜欢思考，很喜欢经济学，喜欢非常有解释力的理论。每当读到这些东西，我都很兴奋，感觉很好。当然进一步我喜欢创新。过去我们封闭了很多年，许多在国外已经不算新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在改革开放后被介绍进来，而且可以说是将几十年的知识很浓缩地放在一起让我们去读，这对我确实是一种享受。而且我们也总希望有一些理论上的突破，希望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当然不是标新立意，追求时髦的，而是有解释力的东西，能启发我们思路的东西。

　　当然，到了一定阶段便发现理论创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我们读书的速度，这时我也很痛苦。而这种痛苦又转换为自己创新的动力。因此，到了一定时间就不是去读更多的文献，而是需要你自己去思考问题了。因为理论创新的速度是有限的，不是每年都可以出科斯、布坎南、阿罗、奥尔森这样的大师的。因此，现在更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创新，去发现一些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从这个过程来讲，我没有感到很艰难，脑子里的思想总是连续的。

　　陈蓬：读您的《经济学精神》，我们会发现您从经济学中读出的不仅是投入与产出，GNP的增长，“蛋糕”如何分配，而是更多的对世界的感悟，您能简要谈谈这个过程吗？

　　盛洪：最初，我喜欢用言之成理的逻辑去解释一些东西，也就是经济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后来发现经济学给我带来某种悟的感觉，而这种悟出的东西也许是对经济学基本精神的一种把握。比如对市场的理解，已不是简单的市场是如何竞争，如何有效率等，而是哲学层次的理解，即市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制度，这种制度不是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结果。所以，我后来一直强调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对自然秩序一定要抱有一种遵从，而对自然秩序的遵从，我想正是经济学最基本的精神。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经济学的基本精神，而没有记下任何公式，那也起码学会了一半经济学；但把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东西全背下来，却没有理解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含义，那还没有懂经济学。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因为学了经济学就认为自己能计算出价格，那我就认为他全弄错了，他还没有懂经济学。经济学强调的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主张把理性放在恰当的领域中去应用，要知道理性应用的边界在哪里。就像我们使用工具是有的放矢的，比如一个榔头就不能用来拧螺丝。而人类所发明的理论工具也如此，这就需要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工具的范围、界限，如果逾越了相应的范围，导致的将不是对人类的帮助而是灾难。这里需要指出，我并不是反对理性，我反对的是那种理性万能主义，或唯理主义，就是把理性的功能扩展到人类的全部事物，那是不行的。

　　再进一步学习思考就会发现很多悖论，包括所谓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很美好，这个世界应该遵从自然秩序。自然秩序的含义一是自发，自然而然，另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它的结果是良性的，但这不是全部。它可能覆盖了99.99%的范围，但会有0.01%范围没有被覆盖。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但还是有一点点遗憾。就像物理学家发现宇称不守恒，本来对称应该是和谐和美好的，但他们发现物质现象中就是有一点不完全对称，这多遗憾啊！就差一点点！虽然差这一点点的世界仍然是很美好的，但差这一点点的世界就差得太多了。就像一幅拼图，都快全拼上了，就差一小块，而这一小块就会有使整幅图散掉的危险。同时，在自然秩序问题也存在很多悖论。比如，自然秩序的含义中不主张强制和暴力，但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又是离不开暴力的，甚至有时和暴力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讲市场应该自由竞争、自由交易，而其前提是什么？经济学家说了，前提是明确界定受保护的产权。怎么能够明确界定受保护的产权呢？那么回答是要有强制性的手段。好像康德曾经说过：个人的权利(right)，有时要用权力(power)来保卫。所以自由市场经济是要由强制力作为基础的。再比如，国与国之间上面没有一个政府，那么如何保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这也是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最大的区别。如果出现纠纷就需要两国海军去打仗，过去200年来西方发展的道路无非如此。英国人过去讲自由贸易，但还有另一句话：贸易随着国旗走。它的自由贸易是和它们的坚船利炮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都是很相悖的，而这些漏洞在理论上虽然有人提到过，但没有多少人专门研究，而如果没有研究这些东西，那就无法描述真实的经济发展。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悖论，也是经济学的悖论，是经济学无法解决的。

　　另外，在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现在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大家都赞成政府多给大家一些福利，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税收增加、经济自由的减少等后果。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加强法律制度，就像美国用宪法和司法复审权等方式来抑制议会通过一些大家认为不遵循一般准则的法案。但这又会导致法官和律师对法案的偏爱和追求，也就是对“造法”(make law)的追求，导致了诉讼泛滥的问题。而这些都是经济学无法解决的。

　　陈蓬：那这些是不是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盛洪：我想这些问题是需要运用经济学来解决的问题。狭义地讲，经济学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工具，如果不够用了就换别的工具。比如， 经济学现在也讲道德，道德就是自我约束，自律，经济学可以证明，那些历史地形成的道德规范是有效率的。一个人最有效率的行为或对策，就是遵从道德的行为或对策。因为人们在互动中，采取合作态度、替他人着想以及自律精神不仅是有道德的，而且是有效率的。大仁大义是大智慧，而那些以损害他人来换取自己利益的所谓机智不过是雕虫小技。由此经济学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道德，仅靠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然后互相抗衡达到利益均衡，是不行的。这个世界需要人们的互相谦让，甚至牺牲。现在人类之所以能生存，确实有几个人要牺牲自己，像耶稣、孔子这样的文化英雄，他们就是要超越，如果完全按经济学的逻辑，人类也许就不会有今天了。就像刚才我们完成的拼图，如果一块和另一块挨得很紧，就不会移 动。但现在有一块是空的，结果别的拼图块就可能移过来，导致整个拼图散掉，但如果这幅拼图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抑制住，每一块都不随便移 动，那这幅拼图就会完美了。这就需要自律，不是靠每个拼图块相互顶着完成的。当然，这个结论又超越了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定，走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陈蓬：那您还愿不愿意做经济学家呢？

　　盛洪：坦白地说。我现在起码不像以前那样自豪了。我们没有必要被经济学这个工具栓住 ，经济学只是为你服务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有更广泛的关注。当然，我是通过经济学认识到这个结果的。人总要从一个起点出发，最初可能只利用一种工具，并不断验证这种工具的边界。现在很危险的是有人在夸大经济学的功能。

　　陈蓬：经济学过去被认为是西学，但现在许多学者，包括您都从我们古代先哲们的思想中读出了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精髓，这是否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盛洪：是的。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是很兴奋的。最初我是把中国文化和哲学当作一种客体对象来看待的，试图以比较西化的逻辑甚至态度把过去的文化和哲学客观化来加以认识。这种态度在我第一次到美国以后就有了很深刻的反思。出国往往使人的文化意识觉醒。也许在国内总抱怨我们没有现代化，文化包袱重等，但一旦你出了国，就会发现曾经认为是一般性的东西，实际不是一般性的。中国文化实际是与它们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作为客体来理解。这就使我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我有一种好奇的感觉，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的祖先创造了哪些东西？这也许是很可悲的事。在看的过程中，我感到十分惊讶，发现过去孔孟、老庄的东西与我学习这么多年经济学所得的结论如此相似。以致可以说：如果中国古典文化是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和对自然秩序保持敬意的直觉表达，现代经济学则是这一表达的理性解释。而我们先哲们的表达更简洁更精炼，并且是用中文讲述的。这使我逐步认识到，只要是曾经高度发达过的文化，它们之间相同的成分是很多的。此后，当我重读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发现我们在制度上，在道德伦理上都是有着很了不起的成就，有非常值得自豪的文化，有非常漂亮的人物，从而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文明。从目前来看，我们文明在世界史上的领先时间是最长的。《大国兴衰》一书中有数据显示，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占世界的制造业的比重是29%，而现在美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是24%，现在都说美国是超级大国，那么当时中国是什么？紧跟着我们也发现了在近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赖以依靠的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暴力、战争，发现了在所谓现代化口号下更根本的规则：武器先进者胜，军事力量占优势者胜。我们也必然发现这套规则往前推人类将有怎样的后果。我们不要以为现代化就是电视、汽车，而是以武器的改进、战争规模的增大、人更有效地被杀死为代价的，只不过离上次的教训只有50年而已，而这50年中各地的局部战争一直还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健忘。反过来，我们也去探索有没有其他的文化属于另外一种规则，它不致于使人类走向衰亡。我想中华文化可能是一种，而且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很多人的发现，像汤因比、李约瑟、梁漱溟、康有为等等都曾有论述。

　　陈蓬：从《盛洪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经济学者们学习、研究的轨迹，先是国外属于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后来发现制度经济学对我们过渡经济更有解释力，接着就是开始涉猎文化、历史、哲学问题，而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的形成和演变都是很漫长的，这时作为一代经济学家能起到哪些作用呢？

　　盛洪：我想经济学家有两个作用，首先是以科学的面貌出现，这样多少在现代社会中有一定地位，说的话有一定分量，那么就可以抗衡那些夸大理性作用的倾向，经济学家要告诉人们不要做什么。其次，经济学家要参与制度变迁，他们可以作为一分子提出竞争性的方案，这些方案是竞争性的，不是排他的。包括对法律的建议、对企业制度的建议以及对文化制度的建议等。这时经济学可能要作为一股理性的力量加入到文化建设中来。文化建设有几种力量，一是宗教力量，就像耶稣、释伽牟尼，宗教基本不借助理性，而借助人们的对死的畏惧心理，让大家约束自己，来和睦相处。宗教力量的好处在于使受教育不多的人，有某种道德的教化。而事实上，现在我们对一些事物、现象确实也说不清楚，比如人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因此，我想科学也是有边界的：科学是需要可控的重复试验的，但谁能试验死亡。可见，这是所谓理性说不清楚的，所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很明白，只能说我们知道的，而不能说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这个领域是要让给宗教的。事实也证明，宗教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像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维系，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社会的维系，佛教对很多东亚国家的维系等等。二是用理性的方式。在上古的时候，人类基本上是对以对神的崇拜为主的，然后从低级宗教向高级宗教发展。但是孔子的出现后，就把过去由神权形成的自律、约束转变为理性的方法来制约，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可叙述、可理解、可把握的范围内，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伦理体系。当然孔子的基础是根据过去夏商周形成的礼乐制度，但他不是靠超人类的、神权的东西，而是人性化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理性化的伦理体系。在我看来，这其中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人不因为畏惧上帝才去尊重另外一个人，而是人与人之间有着非常直接关系的，相互之间就是要和睦相处。

　　经济学也许也是一支崛起的力量，它将把理性化的东西加入到文化建设中去。而这个方向又很有可能是中国的方向，虽然经济学是在西方发展成熟的，但作为一种理性力量对制度建设、对文化建设有好处的事情，很有可能在中国发挥很大作用。

　　陈蓬：在经济学参与文化建设中，经济学家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界进行有益的交流，而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呢？

　　盛洪：在学术讨论中，我一直主张：一不要怀疑别人的智力，二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而对现在的争论，我很怀疑是否是事实的争论和理论的争论，我倒觉得是一种基本态度的争论，而这种基本态度是否和经济学有关，我也很怀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一些自称历史学家的人，所看的历史和我不一样。这是非常惊讶的事情。其中我想这有一种根本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就像李慎之讲的，有人批评中国人已经没有自信了，没有一种对自己identity，也就是对自己的识别和定义了。在一些讨论中，我发现有许多人缺少起码的文化自尊和自信。有人说，盛洪是主张不要向别人学习。这我就很奇怪，向别人学习是不是就一定要先把自己骂一顿，先要侮辱一下自己的人格才向别人学习。这恰恰错了。其实如果看我曾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自尊自信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学习别人，你连自尊自信都没有，你学习人家有什么用？而且我的实践和态度证明我是非常热衷地去学习所有文明的东西的。这与我的主张一点也不矛盾。正是我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尊自信。如果我们在不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去学别人，就从根本上没学会别人。西方人是强调尊重自己、尊重自己文化的。打个粗一点的比喻：你看别人管自己的爸爸叫爸爸，你也跟着叫别人的爸爸是爸爸。你这是学习态度吗？别人尊重自己的爸爸，你要学习别人的这种尊重态度去尊重自己的爸爸。学习别人是为了改进自己，是为了在竞争中更出类拔萃。而态度上的不一致是很难争论的。

　　对于其他的批评，我想相对来讲经济学的方法比其他的社会学科稍微成熟一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也许不被别人所完全理解，经济学者的文章不被别人轻易地看懂。同时我也承认，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这就需要互相之间的沟通。因为批评如果不是建立在对对方的理解上的话，那批评就会没有力量，就不会批评到关键处，以致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就不会带来进步。当然，既然我会被批评，我就更希望别人能理解我的东西。

　　陈蓬：如今，我们会注意到现在的孩子都是看着“米老鼠”，吃着“肯德鸡”，穿着“苹果”牛仔服长大的，那么您还对未来中国文化充满信心吗？

　　盛洪：我认为20年以后，上面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这恰恰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应该相信将来中国有米老鼠，美国也有孙悟空，文化自信正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其实，如果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有许多是外来的。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是外来的，但现在人们并不认为是外来的了。因此，我认为自信不应该包括排他性在其中。这种想法实际是西方人的。最近我看亨廷顿的东西，其中就表现出西方人的文化敏感性。他发现这个世界里实在是无法用西方文化来替代其他文化，而且他发现了其他文化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崛起，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发现一种方式来保卫西方文化。他说了一句很有典型意义的话：要保护西方文化就要所有的西方国家加入北约。而北约是个军事同盟，必须用武器才能保卫自己文化，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中国人绝不会这样。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想过用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文化。文化需要用武器来保护吗？所以，我对中国文化是充满信心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1日，刊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