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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科斯教授的理论并非深奥难懂，但其征服经济学界的过程还是得力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正如科斯教授在他的获奖演说---“生产的制度结构”中所说的那样，没有这些人的努力，“我怀疑我的著述的重要性能否得到承认”。毫无疑问，诺斯教授就是这些经济学家中的一个。科斯教授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著述是相当多的，也许诺斯教授的话最能概括这些
著述所要表达的含义：如果交易费用为正，“制度是重要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可被称为制度观(institutional approach)。进而，诺斯教授用这种制度观对经济史进行了透视，就象用罗盘发现了新大陆。当然，罗盘是科斯教授发明的，但如果不知道罗盘的用途，发明的价值也不会被承认。反过来说，历史就象一个巨大的实验场，任何一个新的经济理论都要在其中进行检验。尤其对于一个声称“制度是重要的”经济理论来说，历史检验更为重要。制度的重要性只能在不同的制度比较中、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体现出来，而不同于技术的变革，制度变迁是以数十年、数百年以至数千年为单位的，如果不了解历史，也就不能了解制度。如果制度是重要的，那么历史也是重要的。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重新解释历史，就出现了诺斯教授的新经济史。关于诺斯教授在这方面的贡献，已有了许多评介，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想说一句，对于经济史，我迄今未看到比诺斯教授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了。
诺斯教授当然不是西方中心论者。然而他的新经济史是以西方历史为素材的，他的著作之一就叫作《西方世界的兴起》，这和诺斯教授就是一个西方人，他早年攻读西方经济史有关。但是，西方究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能够解释西方历史的理论未必能够解释东方历史；反过来说，东方世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经济理论要想成为一般的理论所必须考虑的。这一点西方人不是不知道。在诺斯的追随者中，也有对东方经济史发生兴趣的。例如H.梅耶斯(H.Myers)所写的“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就是这方面的成功的尝试。这篇论文的特点是，它一方面用制度观来看待中国经济史，一方面用西方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加以对比。按照许多人的看法，中国明清时期是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而梅耶斯的出发点恰恰与此相反。他注意到，在明清两朝，中国人口发生了持续的增长。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5倍。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在这一时期存在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是正统发展理论判别经济是否发展的一个标准。如果没有发生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会受到马尔萨斯壁垒的限制，即人口增长会带来人均收入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再度下降。这是西方经济史学者解释欧洲十二、三世纪人口锐减的一个原因。根据制度观，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制度变迁，中国在16至19世纪间的经济发展必定有相应的制度基础。通过研究，梅耶斯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成熟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且存在着一个有效的习惯法体系。这两个条件使当时的经济发展成为现实。这篇文章的发现在史学界也许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但有助于对那些把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看成一片黑暗的人进行一下启蒙，并且告诉人们，用制度观重新审视一下我国几千年的经济史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
传统的历史观我们可称之为技术观，即用技术发展来解释经济历史的观点。用技术观来评价一下中国历史，除了四大发明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它无法解释中国早期的灿烂文明是如何诞生的，中国何以一直到清代初年还保持着西方人羡慕的繁荣。岂止无法解释，它使人们“遗忘”了中国值得骄傲的历史，使一代年轻人在走向世界时怀着相当自卑的心理。用制度观看待历史，就是要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何种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由此再来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只有用这样的观点，我们才能揭开中国在历史中曾经长期保持经济领先的奥秘，才能对我国在近代以来落在后面的原因进行真正的反省。
在历史上，中国与欧洲有着很相似的特征，它们都是位于中亚游牧民族两端的农耕社会，但走的道路却大不相同。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洲到今天还在进行着统一的艰辛努力。这能说明什么呢？能否用制度观来解释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吗？什么是统一的主要因素呢？答曰：是商业。一般人将最初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秦始皇。但在他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有统一文化的实体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已经有了统一的语言。试想一下，当时各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中有翻译这个职业吗？是什么因素使得在这样广阔的版图中，在如此众多的人之间形成统一语言的呢？不可能是秦始皇的刀剑，也不可能是学术讨论，也不可能是政治磋商，只能是商业往来。这是最经常、最普遍、最值得使用统一语言的活动。据人考证，中文中的“商人”一词，是指商族人。这说明在殷商时期我国的商业已很发达。到东周未年，已经过去了数百、上千年。市场交往已经把原来可能不是一个部族的人溶合成一种文化的成员了。
到了秦汉以后，我国就建立了被后人称为“准现代”的经济制度了。在诺斯等人的新经济史中，欧洲农奴制的崩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被看作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开端。在这之后，出现了具有自由身分的自耕农，出现了土地的私有产权，出现了对土地的自由买卖，出现了平等人之间的土地租佃关系。而这一切，在中国早就发生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早就指出，“西周的井田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在性质上、作用上、乃至组织上，都是大致相同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井田制、也就是中国的农奴制崩溃的时期，到了秦汉，我国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土地制度，出现了自耕农、地主和佃农，甚至出现了雇佣工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进步领先欧洲达五、六个世纪。
我国在经济制度上的另一个领先项目是纸币的发行。在制度经济学看来，纸币是交易方式的一大创新，它的发行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在西方，最早发行纸币的是英格兰银行，时间是十七世纪。而在中国，南宋时期就出现了纸币。最初是由四川成都的商人发行的，被称为交子。后来南宋政府也采用了这个聪明的办法。到了蒙古人统治中国以后，就完全采用了纸币。当然，中国人也是最先尝到纸币的弊端的民族。在元代未年，由于政府滥发纸币，造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也有人称通货膨胀为“货币蒙古化”。
正是由于经济制度上的领先，我国才会出现早期灿烂的文明和后来长达一千多年的繁荣。与经济繁荣相应，在今天看来，我国在经济政策上也相当早熟。在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普遍实行的平准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邹型；在著名的盐铁之争中，我们看到了今天仍争论不休的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论战的前奏。其实很多著名学者都承认，早期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治国哲学对启蒙时代的西方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斯密影响颇深的经济学家魁奈竟被称为“西方孔子”。
当然，中国在近代以来是落后了。有些人从技术角度去解释，有些人到文化中找原因。但是，只要我们用制度观去分析，就会发现从这两个角度去探寻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是多么荒谬。当我们反省中国的落伍时要问的问题，不应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而是为什么没有创立专利法，为什么没有从企业的合伙制走向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没有从私人钱庄中发展出现代银行……。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引出的对现代新儒家的讨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化包含着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是我们今天若要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珍视的宝贵财富。
我对历史缺乏功底。以上所说的恐怕连假说都够不上。但这表达了我的愿望。诺斯教授写了一本《西方世界的兴起》，我盼望出现一本《东方世界的兴起》。我更盼望东方世界的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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