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万世开太平

　　盛洪

　　一.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错了？

　　在解释近代历史时，有一种很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历史观借助于进化论在解释生物世界时的巨大成功，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对社会演进的 解释，不仅证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之间生存竞争(或斗争)的结果，而且给那些在残酷竞争(其极端形式就是战争)中的胜者罩上一层道德的光环。对于公众来说，这种历史观并不陌生。譬如在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当时的村山内阁的文相就说，日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日本不就是战败了吗？优胜劣败嘛！我想很多中国人、亚洲人会对这种说法很反感，然而反感之余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日本当时没有战败呢？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这样问，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侵略者，他们由于战胜了而确实没有道歉呢？

　　这样看来，似乎有些问题。于是我们就要弄清楚，为什么一种理论在解释自然史时是对的，而在解释社会史时就会错呢？关键在于，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除了人以外的生物不具备改进“斗争武器”的能力。例如一只狼在争夺狼群“霸权”时失败以后，是不会想再发明一种“先进武器”以便卷土重来。因此在生物界，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和不同物种之间的“武器”水平总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生物的进化是通过被动地淘汰实现的。但是人则不同了。我们常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会造工具。人经常使用的工具的一种，就是对付同类的武器。人既然可以造它，就可以改进它。就会有一种可能，当一个(群)人在与他人的武力对抗中失败后，就会改进武器以图东山再起。同样，胜者也会改进武器，以保持他的优势地位。就这样一点区别，使得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的结果完全不同了。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把上帝赐与的聪明才智大量地用于对武器的改进上，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武器已经从大刀长茅变成了核武器；同样的时间里，狼的爪子没有变长一寸。其原因不仅是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决定了各国间的利益分配和世界政治格局，而且还有一种理论证明战争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因此近代史中充满了战争。仅在本世纪，就有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直到今天，尽管战争似乎少了，但尤其是那些争夺霸权的国家，谁也不想停止武器的改进。尽管世界上已经有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地球数次，“大国”们还是在把人类技术的最新发明用于开发新的武器，如信息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武器不仅占用了大量本来可以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资源，而且随时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

　　当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和平的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市场竞争，科举制度，和学术争论。但这些竞争的前提恰恰是要消除用暴力决胜负的游戏规则，阻止人之间的恶意竞争。不幸的是，确立这样的前提是异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和平与善意的竞争规则是建立在大家都遵守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一个一诺千金的社会中出现一个骗子，他就是最成功者；如果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出现一个战争狂人，他将无往而不胜。如果这种情况不被制止，反而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所谓的成功者受到崇尚，社会信用和世界和平就会被瓦解，人人都去当骗子，每个国家都扩军备战。我们知道，在一个骗子遍地，战争频起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文明可言。文明的形成，恰恰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克服。最初人们可能感到，互相骗、互相打只会使每个人、每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更加贫困，进而达成愿意共同遵守的和平竞争的规则，到后来，为了维护这一规则，强调善意合作、反对弱肉强食，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就是文明。在文明的社会中，贸易才开展，财富才涌流，艺术才繁荣。如果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文明有所发展的话，那一定是从战争到和平，从恶意到善意，从不合作到合作的过程，而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功劳；未来的全球文明也只能是在对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否定中脱颖而出。

　　二.文明有优劣之分吗？

　　十年前，我还是个“全盘西化”论者，我一度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有趣的是，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我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看到唐人街前的孔子像，坐在中国城的餐馆里，我突然感到，中华文化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替代，它们之间只是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事情果真如此吗？

　　后来在对经济学的探索中我获得了某些启示。我指的是哈耶克的理论。稍微关注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哈耶克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证明计划经济是错的。他的基本逻辑是，有关具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只有身临其境的当事人最清楚；而这些分散的、特质的信息，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被汇总起来或被完全反映到计划当局那里去，因而它根本不可能制定出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计划来，更不用说，在计划经济下人们缺乏动力去执行计划了。而人们自愿的分散的交易，却会自动地给交易者带来好处，同时将众多交易的信息叠加起来形成价格体系，并通过竞争激励人们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在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使资源流向最佳用途。这一逻辑的更为一般的结论是：自发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比人们刻意设计的要好。纵观人类历史，那些非常成功的制度，如市场，家庭，宗教和伦理规范，都是自发形成、而非人类设计的。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的演进而形成的各种传统，包含了理论家们所无法全面把握的经济内涵和人文价值，因而要受到尊重。

　　哈耶克似乎并没有把这一结论用于文明间的比较，但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很容易将它推而广之，即不同文明的传统没有优劣之分，都应受到尊重。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尽管他们的禀赋不同、属于不同的文明。在这一前提下，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一群各自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互相冲突的个人，经过长期的互动过程，可以达成一种每个人都接受的、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规范。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只是由于在不同的地域中有着不同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禀赋所致；就象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大陆上有着不同的变种一样。文明是生成的。它们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之分。根据这套逻辑，制度经济学家很少主张“全盘西化”。例如，当我与科斯教授讨论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的改革时，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照搬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因为不同的国家具体情况不同。除了经济学，其它学科的人，如社会生物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哈耶克非常类似的结论来。他总结道，“既然一个文化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性质的系统，是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去适应自己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以这样毫不思索地接受外来习俗，必定导致适应不良。殖民地的历史已经有许多实例，证明不只会毁灭文化，而且害及人民与种族。” 其实，文化人类学本身也早就有这方面的结论。最近看到费孝通先生追忆其老师马林诺斯基的文章，其中讲到马老师的研究的重要结论就是，“各民族的文化尽管不同，但不能从生物演化的基础上来划分优劣，”并说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了。

　　当然，强调文明无优劣，并不意味着各文明无需改进了。尤其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当各文明由于现代交通通讯革命而更多地互相交往时，每一文明都要调整自己以应付变化着的环境，都要从其它文明中吸取优秀的成分以改进自己。这也并不排除，在某一时期，某些文明有更多的地方值得他人学习，某些文明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改进。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文明间的平等。

　　三.四海之内，可结兄弟？

　　在地球上有两个面积相仿的地域，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发展出了非常灿烂的文明，都曾经对这个世界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基本上统一的文明，而欧洲直到今天还是分成许多个国家。这影响了中国与欧洲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各有利弊。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在看待世界时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不少中外学者有着相近的看法。如汤因比，梁漱溟，李约瑟，和李慎之等。他们将中国人对世界的传统看法称为“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将欧洲人对世界的传统看法称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所谓“天下主义”，通俗点说，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之内皆兄弟”，“国家之外有敌人”。何以如此呢？看一看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就知道了。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没有再形成统一国家；直到近代之初，分散的小邦国才逐渐形成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互相对峙并连年征伐。随着战争，武器技术在不断地改进；随着武器的改进，战争规模在不断增大。十六、七世纪，是一个欧洲战争不断的时期。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使得战争更难避免；战争导致的流血和伤害，又使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自秦统一以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刘邦，他在秦之后建立了汉朝，使人民逐渐地不再认为自己是齐国人、鲁国人或秦国人；又由于相对于周边地区中国相对地强大，也不存在与其它国家长期地对峙。在这之后，中国也是统一的时间多于分裂的时间。尤其到了近代明清之际，中国更是以统一的文明存在着。因此，中国人就更少与它民族对立的所谓民族情绪。

　　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互相征伐的欧洲国家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其军事组织与武器装备日臻先进。于是凭借其坚船利炮向外扩张，自然也打到中国这里来了。在这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主义”就抵挡不往“国家之外皆敌人”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更易唤起战斗热情，更易使一人群抱成一团，更能同仇敌忾地与异族人战斗；天下主义则分不清本族与异族，不知为何而战，所以就无法与民族主义抗衡。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们，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不断大声疾呼，旨在改变国人对外来入侵漠然处之的态度，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政治领袖如孙中山，通过倡导三民主义，将民族主义纳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由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才免遭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灾难，并在二战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共和国。

　　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对吗？不是。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区分本族与异族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才是对人类有害的文化形态。但是人类文明经常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困境中，当你把别人当兄弟，别人却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就有可能沦为别人的奴隶。因此，在这时，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放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想法，奠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一个人与人互相戒备，国与国互相抗衡的世界，不是一个我们向往的世界。既然民族主义是中国人救亡的武器，中国在现代战国中的幸存、以及中国的重新崛起，就有着文化上的含义，即一个含有天下主义传统的文化保存了下来。在革除其华夏中心主义的弊端后，它或许会成为今天处于互相对抗状态的人类走向全球化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四.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道德含义

　　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包含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含义。所谓启蒙，就是向西方学习；所谓救亡，就是要免于亡国灭种，成为西方人的殖民地。一般认为这两者相辅相成，但它们在道德层次上又似乎包含着某种矛盾。如果西方是更文明的，它的文化足以使中国人在道德上脱胎换骨，为什么这种文化或文明要凭借坚船利炮亡他人之国，灭他人之种呢？换句话说，如果西方人是道德上更优越的王者之师，中国人何不箪食壶浆以迎来者，作它三百年殖民地呢？

　　看一看近代史，我们就会对西方文明在道德上更优越的说法表示怀疑。我们很难将鸦片贸易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把治外法权和公正联系在一起，把不平等条约和平等联系在一起，把战争赔款和正义联系在一起，把恃强凌弱和博爱联系在一起，把坚船利炮和进步联系在一起。由自强、救亡和启蒙构成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目的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保存、更新和复兴中华文明，而不是消灭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旨在“保国保种保教”；辛亥推翻帝制，因其不能抵御外侮；五四运动更直接起因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安排。从曾国藩到李大钊，无论是聘请西洋工匠制造坚船利炮，还是进行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都是为了“保卫中华名教”，“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中国人学西方，与其说因为它更道德，不如说因为它能在战争中取胜；中国人批判中华传统文化，与其说是因为它更不道德，不如说它导致了中国的军事失败。只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传播，一些人把获得军事胜利的文化等同于道德的文化，没有分清启蒙运动中的道德批判和道德坎陷(即降低)。但是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始作俑者严复的一段话却是意味深长的：“就算人家各国的文化都是坏到要不得，我们也只好去学，因为非如此不能自立。”

　　当然，为了反抗入侵和殖民统治，保卫民族利益与文化，即使采用战争手段，其正义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单就手段来说，战争并没有绝对的道德价值。从全球角度看，所谓道德，有一简单的经济学判别标准。当一种行为在个别国家实行时，能给该国带来好处，但所有国家实行时就会带来全球福利的下降，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当所有国家实行时能导致全球福利的增进时，这种行为才是道德的。扩充军备、好斗精神、宗教狂热、改进杀人技术和扩张的民族主义，只有在个别国家实行时才会带来相对于其它国家的优势，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如此，就只能导致更激烈的对抗，更残酷的战争，和更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试想，如果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核武库，世界将是什么样子？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一直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这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但是不能误以为每个国家学得和西方国家一样有着绝对的道德含义。从全世界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变得更道德了，而只是在现代战国中有了立足之地。我们当然不排除，在中国以自强为目的向西方学习时也学到了一些好的东西(如民主)，但也需要明白，不少人错误地把某些导致自强的因素(如民族主义，建立军事工业)视为具有绝对道德意义的因素，把道德上中性的事物(如科学)赋予了道德含义。

　　当然，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上，道德坎陷也有某些道德上的理由。这不仅是指，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不改变以往的行为方式、不降低道德就要“亡国灭种”的时候，暂时降低一下道德水准是正当的，而且是说，这种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应方式还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博弈论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境，即我们明明知道“大家都骗”，“大家都打”的结果是不好的，但对方不知道时，一个最佳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即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首先采取不道德行为的人或民族承担他们行为的真正代价，并将大家都实行不道德行为的后果呈现出来，最后使所有的人共同改变行为方式，避免互相骗、互相打的可悲结局，从而最终建立起“你活我也活”的双羸的社会规范和世界秩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道德含义。

　　五.文明冲突何时了？

　　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虽然遭到了不少批评，但还是道出了事实。他不仅是在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她们生成于不同的环境、包含着不同的准则，并且互相冲突着，而且承认西方人想用西方文化一统世界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然而，尽管他认识到西方文明最终要学会(不得不)与其它文明相处，但仍然在号召基督教各国(新教，天主教，东正教)联合起来，与他想象中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盟”相对抗。

　　在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上，也许我们不能对亨廷顿教授抱过高期望。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很少有人能超越西方的主流文化。它在近代以来对其它文明的基本态度就是，用基督教取而代之。这种态度，在早期表现为焚毁其它宗教的经典、杀害其神职人员的残暴行为(如在美洲)，在晚近则通过建立“现代教条”来实现，即将西方文明描绘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普世的文明，自然要取代其它特殊的、民族的文明。不能不说，这种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今天世界上，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基督徒；在不少非西方国家，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存在着，许多人虔诚地相信，在本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就是消灭本民族的文化。然而，从总体来看，这种对待其它文明的方式，不仅没有解决文明间的冲突，反而使之激化。不仅以暴力为后盾的文化推销经常引起别人的反感，近来不时将其文化价值与其政治经济利益挂钩的作法，也使那些听起来很美妙的字眼遭到了亵渎。更重要的是，由于包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基督教文明自身就不能证明她可以消除冲突。众所周知，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要爆发在基督教各国之间，美苏冷战也是基督教两个重要分支之间的抗衡。

　　既然不同的文明是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下生成的，它们必然包含着人类对付不同境况和挑战的智慧的积累，因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用一种文化一统天下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道德的。摧毁一种文化，不仅等同于损害赖该文化以生存的人民的利益，而且使全人类丧失了一种有可能弥补其它文化缺憾的文化资源。实现各种文明之间的优势互补，才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建立起文明间和平交往的规则。这就如同通过平等自愿的市场交易，人们可以实现他们不同的资源优势的互补一样。遗憾的是，在西方人主导世界的几百年间，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建立这样的规则，以至我们到今天还在谈论“文明的冲突”。今天，该到了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作为非西方人，当我们提出文明间平等交往的规则时，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也会有一个恰当的把握。时至今日，许多人并没有这样一种把握。在他们看来，一谈到“现代化”，就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的彻底否定；一听到对西方的批评，就认为是拒绝现代化的“保守主义”。这其实不是什么“现代”思想，而是一种“现代教条”，是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的扭曲心态，一种萎萎琐琐的文化自卑心理。当一个人走向市场参加社会分工体系时，他是以对自己独特禀赋的肯定出发的。他越是能以自己的优势资源生产产品，越是能换取他人以其优势资源生产的产品。只有肯定自己，才能肯定他人。同样，当一文明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时，她也应是以肯定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资源为起点的；她越是肯定自己，对全球文化的贡献也就越大。认为现代化就该骂自己的祖宗，走向世界就该否定自己的文化特色，就如同认为加入市场分工体系就该否定自己的独特禀赋，加入社区就该抵毁自己的家庭一样荒诞。否定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几乎等于自贬人格。同时，批评别人并不等于不学习别人，肯定自己不等于不改进自己。只要我们把握住文明间平等交往的规则，我们就能区分什么是批评，什么是辱骂；什么是自省，什么是自辱；我们就能在珍视自己的传统时，激赏他文明的文化优势；在批评他文明的缺陷时，检讨自己的不足。

　　六.为万世开太平

　　经过十几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不知不觉之间，中国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外国人面前不那么自卑了，他们更为自信了。一个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中国人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变得颇为现实了：中国人富了以后要干嘛？

　　或者过把富翁瘾，到巴黎去旅游，大把大把地给小费，象当初美国的富豪？或者接着玩现代战国游戏，争当世界新的霸主，用过去西方列强对待过我们的方式对待它们，一雪百年来的屈辱？或者与世无争，只是过我们的平平安安的富日子？应当说，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不仅仅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如果外国炮舰还动不动就开进中国的内河，如果中国人还动不动就丢掉海关权，在被迫实行“自由贸易”时却面对着外国高额的保护关税，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现代国家，没有它的军事力量对外部侵略势力的抗衡和对本国产权的保护，经济发展只是梦幻泡影。而这一前提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优秀儿女前赴后继、流血奋斗换来的。这其间有多少艰辛和苦难，多少英烈和冤魂，多少眼泪、汗水和鲜血！所有这一切代价，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报仇雪恨吗？

　　对于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目的，西方人其实比中国人更敏感。中国的现代化刚刚有点成绩，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比不上西方的二流强国，却已经是“威胁”了。一些自称替西方世界思考的知识精英们或者提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或者制造“中国分裂”的神话，反映了至少部分西方人在中国的不断强大面前不恰当的心理失衡。这种心理状态为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所不解，但起码告诉我们，过太平日子的想法过于乐观。这种心态恰恰道出，迄今为止的西方世界的优势实际上是建立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世界秩序是按照强权的意志塑造的。一国的经济力量很自然地要被换算成军事力量。当一国的经济力量相对于其它国家不断壮大以后，就会为该国的军事力量提供资源，从而导致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这必然带来现有世界秩序的危机、以及对现有霸主的挑战。按照这一逻辑，即使中国人对自己经济力量的变化不介意，别人也要介意。

　　但是很显然，这只是西方人的逻辑。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人过太平日子的梦。中国的现代化，是对列强欺侮的反应。直到今天，只要支配世界的规则不变，中国人想过太平的富日子的想法就不现实。但是，按照西方人强加给世界的战国规则去玩，已经越来越危险了。如果再出现一次争霸的战争，恐怕不会有胜利者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世界的灾难就是中国的灾难。因此，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更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一个不受强权和武力左右的全球文明。但我们很难指望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世界能够有所帮助。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它并没有停止研制比核武器更可怕的杀人技术；它在用鼓励军火出口的方法来渡过它预期的下次战争前的和平时期，而这种以它国金钱来养本国军事工业的做法，是以世界和平为代价的。既然历史地形成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不事扩张的和平主义的文化，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主义文化，是一个曾经消灭过战国规则的后战国文化，中国人就天然地有着丰富的建立新的全球文化的精神资源。如果我们用较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就会发现，从一开始，那些伟大的中国人就怀抱着一个伟大的道德理想，即消灭人间的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他们同样明白，在这个现代战国时代，只有取得相当的实力，才有你发言的机会，因此他们暂时把这一理想埋在心中。一藏就是几代人。今天该到了重新唤醒这颗“中国心”的时候了。

　　如果中国人真正富了，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她不屑于按照今天的游戏规则作新的霸主，她的理想是消灭这一规则本身。首先是中止改进武器的竞赛，改变武器制造的商业性质，排除在国际谈判中的强权因素，在各文明间倡导平等的交往规则。她想人类避免那个恐怖的核灾难，她想看到那个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艰辛和苦难才会真正得到补偿，英烈和冤魂才会真正得到宽慰，眼泪、汗水和鲜血才会真正得到报答。到那时，如果我们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由衷地自豪，不是因为我们富，而是因为我们曾经奉献于结束现代战国时代的伟大事业---为万世开太平。

　　　　　　　　　　　　　　　　　　　　　　　　　　　《北京青年报》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