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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没想到收容制度废止的消息来得如此之快，我为我们的农民兄弟感到高兴，他们以后再也不会遭受“收容”——这一不公正的待遇了，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权利将会得到尊重。收容遣送制度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毒瘤，这是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民族的耻辱。虽然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却被利用，成了某些人赚钱和谋取暴利的工具，演变为侵
犯人身自由的制度化绑架。现在国务院主动将这一个黑暗的制度废止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显示了政府接受宪法的约束的自觉态度。这个废止决定的第一个意义，是它事实上承认了农村居民有向城市自由迁徙的宪法权利；第二是，尽管国务院主动废止这一制度，但意味着它知道自己的权力边界，也是外部压力让它知道的，这有宪政改革的意义；而行政权力的膨胀是我国政府制度中最严重的问题；第三，它开始了对警察权力的限制；警察权力是行政权力中最容易被滥用的权力。
可以看到导致新办法出台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媒体的关注，《南方都市报》开了个好头，全国其他一些媒体又紧接着跟上，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持续的关注，这就在舆论上形成一种声势，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其次，法学家们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本人并不是法学家，我是经济学家。法学家们熟知我国的法律框架，因为有了他们参与，所以我们才能从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采取合法、理性的操作方式需求法律的支持。当然还有知识界的其他人，包括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他们开会讨论和撰写文章，表达对“恶法”的谴责，提出解决方案。还有就是政府对民间的建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我想政府在出台政策之前肯定考虑了多方面的意见的。政府的这一明智决策增强了自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整个事件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显示出一种良性的互动，这就给我们了一个启示，这是否就给我们以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模式，一种机制，我想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这一点。
收容制度虽然即将废止，但我认为，这时候特别调查程序还是有启动的必要，这样做并不是想揭丑，和政府过不去。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进行总结，反思“恶法”出现的原因，反思为什么良好的初衷会被扭曲，为什么会变质？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下一个“恶法”的出现？此外废止收容制度的决定是行政部门做出的，具体执行是由各地去操作，很有可能一些地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政策阴奉阳违。如果由人大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会更有法律上的权威，行政部门可以借助人大的权威落实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因此，特别调查程序目前仍然有启动的必要。
这次我们是下决心要对收容制度一追到底的。包括对收容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法律途径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直到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被废除为止。没想到国务院这么快就采取动作了，对此，我深感到欣慰。
2003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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