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贫困人群心理

　　自卑、孤立、反社会情绪和宿命论

　　探寻贫困人群心理

　　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是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困境

　　本报记者　钟玉华

　　农民工讨要工资，反被殴打，爬上塔吊欲自杀；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又无计可施，喝农药自尽；下岗工人一直找不到新工作，给妻儿留下绝笔信，离家出走；贫困的大学生忍受不了老是被人救济的处境，躲藏到无人找得到自己的山洞，心理已经出现问题……

　　媒体中关于贫困人群的自杀事件和其他心理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贫困人群的心理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否则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

　　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谈了对贫困人群心理问题的看法。

　　据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王宁教授介绍，根据马斯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贫困心理是指被相对剥夺的感觉。人的社会分层有三个指标，即经济收入、声望、权力，任何一项被剥夺或缺失都会导致贫困的心理。长期受贫困心理困扰的人容易产生自卑、孤立、反社会情绪和宿命论的观念。

　　本文所谈及的贫困人群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能维持最基本生活条件的人群，并且其生活水平之低为多数社会成员不能接受。

　　北京市贫困家庭总人口中呆傻和精神病患者占8.1%

　　记者：目前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有什么特点，主要是哪些人？

　　王宁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贫困可能是由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伴随贫富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群。他们很大一部分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贫困农村的农民等。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救济对象，他们有劳动能力，只是找不到工作机会。

　　记者：贫困人群面对哪些社会压力？心理有什么特点？

　　王宁教授：贫困人群首先面对的是社会排斥，其表现之一是身份排斥———城里人排斥农村人。据调查，有不少北京外来流动人员的子女不愿意与北京当地的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学，因为不能忍受来自北京孩子的歧视。

　　另一种社会排斥表现为有钱人对穷人的排斥。在现阶段，不少人认为富有是值得尊敬的，甚至富人人格都高尚了，一些大城市里出现的所谓“高尚社区”竟打出这样的招牌：月收入超过X万元的住户居住的社区。“嫌贫爱富”的风气盛行，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背景下，贫困人群面对物质条件的缺乏和心理上的压抑。

　　生活开销、人际交往处处需要拿钱来体现身份和地位。在社会交往方面，贫困人群在整体上有“自我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倾向，而越是这样，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少，同时加大了与社会的隔膜。

　　贫困人群的自尊得不到实现，感到压抑、自卑、孤立，这种不正常的心理进而会发展为反社会的心理或者宿命的心理。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尹志刚教授(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我主持的《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研究》的报告中提到，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下岗待业和再就业的压力、人际关系淡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居民的精神压力大大增加，导致城市居民精神病患者增加。2000年北京市贫困家庭总人口中有高达8.1%的呆傻和精神病患者。

　　记者：现实中，经常有贫困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引发的极端事件，他们的心理问题为什么这样突出？

　　王建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贫困大学生承受着比一般大学生更大的身心压力。他们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千方百计找机会去打工，同时拼命学习，以期再得到较高层次的奖学金。打工跟学习争时间，争精力，很多贫困大学生因此身心俱疲，久而久之，人格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精神病症状。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还承受着来自同辈群体的压力。家庭富裕的同学出手大方，交游广泛，而贫困的大学生生活拮据，既要学习，又要为生计奔波，没有经济实力和精力进行更多人际交往，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于是，贫困学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防卫反应，出现敌对态度和强迫症状。

　　另外，贫困生在社会上也由于“寒酸”而备受歧视、奚落和嘲笑。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对“金钱至上”的社会文化表现出从蔑视到敌视的态度。

　　扶贫时要注意保护受助者的自尊

　　记者：贫困人群自身该如何加强自我心理调节？如何正确面对现实，走出困境？

　　王建平教授：社会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改善经济状况，我们国家各地的扶贫项目都很多。贫困人群则应该正视贫困的现状，找到原因。如果是自身的原因，比如知识和技术老化，应该积极提高自己，尽快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面对贫困，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要一味悲观和自卑，要努力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从一点一滴做起，好高骛远容易使人有挫折感。

　　记者：在慈善捐助和扶贫活动中，如何保护受捐赠者和被帮助者的自尊？

　　王建平教授：人们对下面这样的情景都习以为常：某某贫困地区的小学生接受某某发达地区的人们的捐赠，小学生和捐赠者一同亮相于公众面前。甚至录成电视节目广为播放。诚然，我们要感谢并且鼓励捐赠者的善举，但我们似乎对受捐赠人的尴尬考虑不多。

　　学校要发放贫困补助，要求学生在申请书上必须写明家庭经济状况。究竟写不写补助申请，贫困生都很犹豫。“我真的不愿意把家庭的贫困和不幸列到纸上，供那么多人传阅！”这是一个贫困生的心声。贫困生在申请资助时所产生的苦恼和尴尬在许多外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贫困生的真实感觉确实是许多人，甚至捐助者无法体会的。

　　贫困大学生接受学校的扶贫助学金或者其他减免学费的照顾，都要公开名单，有的学校还大张旗鼓地评选“最贫困学生”。这样做很不妥当。

　　还有个别单位通过赞助贫困生来炒作自己，给受助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呼吁，大家应以惜才、助才为出发点，少些功利心、少些炒作。送出温暖和关心的同时，注意把握好“度”，不要让受捐助者有被施舍的感觉。

　　一个人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捐赠和帮助是需要勇气的，这对他的自尊是种考验。公开宣传义举的形式和貌似公正的“选贫”，其实是对被帮助者的尊严缺少关怀。当然，排斥外界资助、离群索居的贫困生也要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世界。贫穷，不是人自身的弱点和缺点，坚韧的品质是用任何金钱也买不来的。

　　记者：针对目前“嫌贫爱富”的社会风气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现状，我们能做些什么？

　　王宁教授：媒体要多弘扬人的奋斗精神和“人间有爱”的理念，让人们正确认识他人的贫穷，不歧视他们。培养“理解”、“宽容”的社会氛围。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该怀着爱心去帮助他人，而且尽量做到“润物细无声”，不要太过张扬自己的善意，注意保护受帮助者的自尊。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使贫困人群融入社会。

　　政府该为解决贫困心态做点什么

　　记者：对贫困人群的心理问题，国家是如何关注和采取行动的？

　　黄希庭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国心理学会副会长)：从温家宝总理为一个民工讨债可以看到，党已经看到了穷人的苦闷和烦恼。农民工不是二等公民，不该对他们有身份歧视。《劳动法》、《合同法》、《工会法》适用于所有劳动者，这些法律同样应该保护民工的权益。

　　法律法规还应该更细化，以落实到实处。执法部门应该严格执法，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让穷人因为经济的贫困，而感觉社会不公正。要减少产生社会不公正的可能，减少造成穷人更多心理问题的机会。

　　记者：目前，针对贫困人群的心理问题，相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机制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王宁教授：的确，我们该完善社会福利和救济机制，减小社会紧张度。社会学上把贫困分为结构性贫困、文化贫困、社会排斥贫困。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机会不均衡导致的贫困属于社会排斥贫困。现阶段，我们国家的贫困人群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社会排斥贫困。贫困山区农民的孩子因为无钱上学，继续重复着父辈的贫困。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能让人在各个阶层自由流动。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应该能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如果他看不到希望，那么他的心理就会因为悲观绝望而产生孤立和反社会的心理。

　　记者：国外有专门给贫困人群开设的教育咨询服务机构，比如加拿大的人文101班，教穷人生存的技能，帮他们树立自信。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机构？

　　尹志刚教授：我们国家也有社会工作者和各种组织机构参与贫困人群的咨询服务，比如共青团、工会、妇联以及社区街道等，但是在心理咨询方面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我们对下岗工人的就业服务指导比较多，但对他们的心理扶助还比较弱。

　　我们没有职业社工，其他国家扶助贫困的心理咨询活动都是由政府资助非政府组织来完成的。目前我国对贫困人群的心理咨询工作正在推动中。

　　目前，整个社会有一些价值观需要扭转。穷并不可悲，贫困人群自己不要放弃，要努力。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还是贫困人群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困境。同时，社会从制度上、人格上不能歧视他们，要为他们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