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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
1992年夏的一天，晚上没睡觉，精神依然亢奋。我把音响拧大，《命运》前四个强劲音符从音箱里奔突而出。此时，《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已经写完三分之二，通篇都是轮船进入夔门时苍凉的汽笛声。一种莫名的宿命感，深深地笼罩着我。我担心，这种情绪和基调是否符合时下的“主旋律”；更担心正面表现三峡反对派主要人物，系统披露反对派意
见，倡导国计民生重大决策“公开化”、“民主化”，《中国作家》编辑部是否能接受。但是，这样的情绪和基调，这样的主题，是我真实的感受，是我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搜集了数千万字的历史材料分析研究的结果，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
我很犹豫。1992年第一期《中国作家》头条，本来是我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已经做了封面和重点导读，三校样时，被冯牧先生撤下来。冯牧先生批在校样第一页的意见仍让我心悸不已：“此稿我拿不准，如果发表，将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影响本刊命运，建议缓发。”“甚至影响本刊命运”！吓了我一跳。冯牧先生是《中国作家》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一篇稿子的后果估计得如此严重，实在意外。辛未年(1991年)华东水灾，我奉派去了主要灾区江苏和安徽。长江，滁河，淮河，跑了二十多天，只是压抑和愤怒。上面指示，灾情不准报，疫情不准报，水灾原因不准报……一连八个不准报。什么能报？军民团结抗大灾可以报，莺歌燕舞恢复快可以报，感谢×感谢××可以报，“水火”英雄事迹可以报。“疫情”不准报就罢了，“灾情”、“原因”不准报，怎么让国内外了解情况解囊相助呢？你们本事那么大，还轮的上我们援助？不搞清楚灾害原因，怎么谈的上减灾防灾？灾害就是灾害，丧事怎么能当喜事办？所以，灾区一派荒诞景象：一边是水深火热，缺医少药，断水断粮，居无定所，矛盾冲突；一边是敲锣打鼓，胡吃海塞，论功行赏。我从灾区回来后，写了长篇通讯《地圩》，差点“枪毙”。远远不够，就去找《中国作家》。文化部院子里那条糟糕的二层简易房。编辑部一屋子人，其中有副主编高洪波和二编室主任萧立军。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们二位。萧立军的办公桌不像办公桌，像垃圾台，桌脚一堆十几个啤酒瓶，还有没打开的啤酒。他大个，糟乱头发，衣服拉遢，驼着腰在那儿抽烟，烟头对烟头，一根接一根，嘴唇和牙齿经烤焦了，一会儿，烟缸里堆出一座烟屁股小山。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可以用烟的长度来计量。顺便说一下，我今天抽烟喝酒与他有关。以后，我去编辑部，没水喝，他就递过来一瓶啤酒；困了，就蹭他的烟抽。有时赶不上吃午饭，他就买上一袋猪蹄子，几瓶啤酒，在编辑部等我。我一进屋，他把塑料袋口撑开，起开啤酒，对我说，“吃吧”。我也没有“谢谢”，也不洗手，拣大个猪蹄子往嘴里塞。连喝带蹭，天长日久，便应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
我把灾区的感受和想法讲给他听，他说，“你写吧，别拘束，敞开写，按你的想法写，写完再说”。他听我说话时，眼光柔和而专注，那股子东北响马劲儿全没了。我明白了，面前这位老兄，是响马的坯子，文人的骨子。那种眼神，在重创后的新闻界已经看不见了。二十多天后，稿子写完了，写完天亮，骑上自行车，从木樨地直奔沙滩，懵里懵懂，在天安门西路口，跟一台急拐弯的日本大客车对了“车”。我脑子里一闪：“完了！”怪不怪，速度那么快，我整个撞在了这个巨无霸的门上，门都给撞瘪了。“这回，死不了也残了。”我下意识地抖搂了一下筋骨，居然没事！只是自行车前圈瓢了。隔着大客车，警察看不见，以为把我撞死了呢，赶紧跑过来，一看我没事，笑了：“哥们儿命大。”于是，我也不与司机理论，跨上瓢车，哩哩啦啦拖泥带水，去见萧立军。
萧立军看稿，我等着。他看稿那股子劲儿，像看自己刚生的大儿子。我心里一阵踏实：刚刚写完稿子，刚刚死里逃生，都是高峰体验，等待我的是一双如此认真负责的眼睛。这样的编辑，你绝对可以以心相托。谢天谢地，他看完了。他说：“稿子不错，是水灾稿子里最好的，看完这篇稿子，其他的可以不看了，就是太沉重，太灰暗，能不能加些亮点？这样容易通过。”我那时是个拧种，又刚刚从“水深火热”中爬出来，肿眼泡子，一脸睡眠不足的灰白，听不进去：“有亮点故事，不想写，写也加不进去，与总体气氛不和谐。”看说不服我，他说：“咱们吃完饭，你先回去睡觉，我处理。”后来，标题淡化了一下，改为《既挽狂澜》，加了个副标题，萧立军、高洪波、章仲锷一路通过，冯牧先生拿下。
现在好了，三峡问题，同是“水”的题材，同是一个作者，同是一家文学杂志约稿，让我心里犯嘀咕。“稿子还会过冯牧老先生的手，题材那么敏感，又有《辛未水患》的印象，稿子给你们行吗？”我说。“你不了解冯牧。你写吧，别太极端。”萧立军说。“可是，我的臭德行改不了。三峡问题，反对派人物必须写，反对派意见必须写，如果不写，一点意思也没有，有悖历史；写的话，肯定有风险。”我说。“历史就是历史，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起码的要求。你不要顾虑，要不然，我编辑都没劲。”他说。其实，我要的就是这几句嘎嘣脆的话，要的就是心灵沟通，要的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受，要的就是率性而为、直抒胸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体验，后果怎么样，由它去！人活的别别扭扭窝窝囊囊吞吞吐吐，真没劲！写的过程中，状态特别好，速度特别快，可以说写疯了。写到三分之二时，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篇好东西，但分寸还是不把握。“找萧立军来看看。”我想。我掐着上班的点儿，给他打电话：“你无论如何来一趟。”“现在？”“现在。”中间没有客套，尊重只在信赖和默契里。那时，打不起出租车，都是自行车。沙滩到木樨地，十公里，他一会儿就到了。他刚坐下，气还没喘匀，我就从里屋抱出一大堆二百一十字的稿纸，乱七八糟往桌上一放。“太乱太乱，没顾上收拾。”我说。“你看，我去写。”我在里屋写的时候，听见外屋拾掇稿子墩齐的声音。我写完一篇，往外拿一篇，写完一篇，往外拿一篇。写累了，跑出去，坐在他的对面，直愣愣盯着他看稿子。他也不理我。终于看完了。“不错，没问题，是篇好玩意儿，就这么写。……有些东西可以不要。”他顺手把稿子里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干掉。“冯牧老先生能过吗？”我问。“你别管，我去做老爷子的工作。”他说。
稿子交到编辑部，我打探消息，萧立军说：“洪波过了。”“冯牧老先生看了吗？”我最关心冯牧的意见。”“没有”。“没两天，萧立军打来电话：“老爷子看了。”我急问：“什么意见？”“过了。”他说。“怎么说的？”我问。“你等会儿。我去把老爷子批的字拿来……‘这是一篇有内容、有思想、有文采的好作品，当然可以发表。’”他念道。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又说：“跃刚，《中国作家》1985年创刊以来，老爷子从来没有给一部作品那么高的评价。太难得了。”
打完电话，我傻了半天。半年多的时间，给《中国作家》两篇稿子，两种命运，一悲一喜，太戏剧了。之后，我的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给了《中国作家》。1994年的《春天里的神话》，1995年的《乡村八记》，1996年的《在底层》，1999年的《南中国海喻言》(中国作协审读，只发了后半部分《王恒杰传奇》)。特别要说的是，《在底层》给《中国作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不后悔，却有不安。洪波说我：“跃刚，你只想写快意文章。”可我这“拧种”，本性难移。只想写“快意文章”，少了“政治生态”这根弦，还让荒煤先生弥留之际牵挂不已，让《中国作家》承受压力。但我想，在当今社会生活，善良和善意的人们总会有压力，总会有不安，因为他们总是在等待和希望，从来不居高临下，视别人为草芥，从来不声称自己总是有理。
我们这代人，经受了许多磨难，注定还要经受磨难。这是命。冯牧先生生前曾对人说：“跃刚年纪轻轻，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宿命感。”怎么不会有宿命感？生于斯，长于斯，就是宿命。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好编辑，用自己微薄而有限的努力，与编辑共同锻造出文学生命的链条，就是宿命。社会和个人的历史，不可预期，不可逆转，就是宿命。
此刻，我想给萧立军打个电话，像过去一样，说：“稿子写完了。”
谨以此文纪念冯牧先生、荒煤先生、《中国作家》百期
2000年7月19日于北京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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