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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
一开始，我便与强烈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应该编一本书，来记录中国青年报人自1978年复刊以来推进新闻改革、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历程。基于这种想法，这本书所收集的作品不仅是编年史印象中的名篇，更是漾溢着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记录；不仅是20年新闻篇章的冷峻检索，更是中国青年报人掏出滚烫的心与新闻界同行，与立志新闻事业的后来者，
与昨天、今天和未来的读者说话；不仅是中国新闻界一个群体才华横溢的体现，更是这个群体为了维护应有的职业尊严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光荣与梦想。
于是，中国青年报三代人踏着清晨的露水，沐浴着灿烂的晚霞，匆匆赶赴中国青年报人本世纪最后的约会。走进我们这部书的记者，年龄最大的70岁，是抗战时期的老同志；年龄最小的23岁，到报社只有一年多时间；男女老少，或白发苍苍，或英姿勃发，或才高气盛，或老持沉重，或一身清贫满腹惆怅，或百转千回几多遗憾，或名满天下文章舍我其谁，或沧桑世故凡几奈我者何，或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低吟“问君哪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们前赴后继，同道而来。他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家”是什么？是归宿，青春的归宿；是中国青年报东围墙根那三棵扎在土地里踏踏实实生长了数百年的老槐树，--春天来了叶繁花开，冬天来了枝杈刚劲直指苍穹。便是那般温暖和苍凉，时时令人感动，时时托付着中国青年报人青春的灵魂。老中青报人爱说这么一句话：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青年报。这句话，如果细细品味，心态极其复杂。以我之观察，有怀念，有希冀，有憧憬，但是，绝没有轻浮；有哀怨，有沮丧，有愤懑，但是，绝没有后悔。于是有了我们这本书。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20年来，中国青年报到底有什么东西感染并吸引着青年才俊加盟旗下，以心相托？前不久，我遇见一位五十年代初参与创刊的老中青报人，他说，中国青年报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青年报人，形成了中国青年报独特的魅力。以我十几年之体验，这种东西实实在在，能说清楚，否则无法解释20年来的薪火传递人才辈出，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好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鲜明印记。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仅仅提供一个生存的场所，仅仅是福利的现状和福利的承诺，或者是名份的虚荣，能托住人，却托不住心。这不是唱高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因为我们知道“福利”的中国青年报实在是捉襟见肘，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最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珍视什么放弃什么。这恰恰是最现实的个人选择的基础，虽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此之大，虽然现实问题常常让我们糟心不已烦恼不已。“现实”怎么说？“现实”对我们说：你什么都想得到，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理想”或“理想主义”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也是一个曾经被利用被亵渎并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话题。可是，我不得不说，“理想”或“理想主义”构成了中国青年报的凝聚力，至少构成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狂飙突进领中国新闻界之风骚时期的凝聚力。一天，采访中心副主任叶研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跃刚，你的序一定要写我们这一代记者的觉醒。”“觉醒”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后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一点怜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不管我们努力的程度怎样，只要我们能挺着腰板说“我们努力过”，足矣。得出这样的结论很简单，只要翻翻报纸的合订本就明白了。有人说，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我说，这只是皮毛。我要说，新闻是用“思想”跑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跑出来的。新闻记者本来就是个功利性极强的职业，加之特定的政治文化约束，如果“思想”是一张白纸，即使健走如飞，也永远是不知所终，事倍功半；如果满脑门子“功利”选择，左顾右盼，过于权衡利害得失，投机取巧，梦想播的是“跳蚤”而收获“龙种”，将来翻剪报册的时候，只能是永远的内疚和遗憾。我这里所说的“思想”，主要指的是记者的价值和立场。在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上当一名正直和有良知的记者，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既有历史的阴影，又有现实的困境，既有压抑，又有诱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归宿感很难存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屡败屡战，生生不已；才会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报道被历史记录在案。
当记者时间长了，都有稿子被“枪毙”的痛苦经历，读者能看到的报道，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为了一篇稿子被“枪毙”而哭泣过，沮丧过，绝望过，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枪毙”不是撂挑子放弃的理由。决定一篇稿子上与不上，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不去争取、不去努力却没有理由。本书收集的为《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平反、陈爱武事件、“第五代”中国留学生现象、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洪水等等等等报道的成功就是明证。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掊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掊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
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
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人构成年轻，思想活跃，狂飙突进，支持改革者，鼓吹改革开放。中国青年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忌讳“老”，忌讳“旧”，有很强的年龄危机感。报道强调深度(于是有“深度报道”之说)，强调干预社会(于是“批评报道”滥觞)，对新思想新观念异乎敏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不遗余力，许多报道一发表，便有争相传颂争相模仿之盛况。这一时期的报道与“理论新潮”相呼应，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文章推重“气势”，亦不免浓重的思辨色彩。记者风格迥异，各行其是，各领风骚；报社内部浓郁的业务民主空气，等级淡化(当然不是不讲必要的程序)，资历淡化，认稿不认人，鼓励争辩，鼓励记者坚持个性，甚至极大限度地包容记者的某些怪异和过激行为。评价记者，老面孔新面孔不重要，能力是第一指标。于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不拘形式，花样翻新，与报道内容相匹配，不断给中国新闻界带去强烈的冲击波。中国青年报充满了机会，是培养名编辑名记者的摇篮，成了公认的事实。
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报进入了漫长的困惑和调整期。困惑和调整，严格地说，至今没有完结。原来一重挤压，现在是双重挤压。一重挤压，自上而下，则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于是九十年代初期，“经济兰讯”、“社会周刊”、“生活周刊”、“冰点”等“特刊”勃兴。媒体市场化冲击，由一重挤压到双重挤压。“买点”在哪儿？出现了以市场取向的“找买点”的争论。围绕着报道主体，出现了“观念”与“关节”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在《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崛起，电视报道改观，社会生活世俗化、市民化趋势，“机关报”性质不能动摇，怎样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我们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线编辑此书时，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九十年代的报道单篇单组比较，社会影响远不及八十年代的报道，八十年代一些报道今天读起来，亦堪称美文，但是，九十年代的报道竟在本书中蔚为大观，占了绝对多数，而且总体分量不弱。原因何在？大的方面说，与社会形态、社会发育程度有关，与媒体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有关，当然也与记者的社会经历和生活态度有关。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报道更从宏观上关注社会变革，那么九十年代更在微观上关注民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八十年代更是“政治”的，九十年代更是“社会”的；八十年代更提供“认识”，九十年代更提供“认识的基础”。这种变化，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的社会功能。--由“典型”回到了“常态”，记者由“主体”回到了“客体”，文体从注重“通讯”写作到更注重“调查性报道”的写作，版面从“大篇幅覆盖”到编辑多重信息组合。我们意识到，中国青年报的嬗变，实质是“职业回归”，还新闻以本来面目。叶研在他的“新闻幕后”中说：职业记者的报道“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事实，第三还是事实；第一是叙述，第二是叙述，第三还是叙述”。我以为，这是一种渴望“回归”的极致说法。我同意这个说法。唯有此，才有可能使“新闻记者”真正成为受社会尊敬的职业。
20年里，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文过饰非，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大话空话套话违心的话，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报道百分之百地准确，但是，我们敢说：我们努力了！我们还将继续努力！本书可以作证。
1999年10月25日北京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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