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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涌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喊了两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当今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在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期是就业率最高的时期。而且大学毕业生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就业也不算太难。比如，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不振，失业率一度高达6%以上。但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失业率仅有3%左
右。不仅如此，在过去一年，美国的经营和专业人士的工资提高了2.8%，而一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阶层的工资却没有提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在目前的高度增长期还不能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的问题、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还是一降再降，以后解决的希望就更加渺茫。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有严重的结构性阙失。
简单地说，这个结构性的阙失就是高等教育盲目扩张。看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难。但是这一事实背后的经济、制度层面的问题，却很少被人们理解。
不错，中国近20年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大学教育还非常不够普及。为了成为21世纪的经济大国，必须有大学教育这一坚实的基础，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率都相当高。其中30%的25-30岁的美国人有大学文凭，在日本则是24%，德国是14%。英国的比例更高，接近40%。我们面对差距，本能地要加入这场国际竞争，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盲目地盯着这些发达国家，就像一个业余长跑爱好者和奥运会冠军一起跑万米，一开始就紧追不舍，结果第一圈下来就会崩溃。其实，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比例高，也是近20年的事情。比如，德国如今有200万大学毕业生，但30年前仅有20万。人家为什么一下子大学扩张得这么厉害？一大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当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时，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不大。相反，基础教育的质量则成了立国之本。二战后到197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大国还是在制造业上竞争，结果，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但由于基础教育过硬，最后创造了经济奇迹。
如今，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像金融、医疗、高科技产业等等，全需要大学毕业生。美国的蓝领纷纷失业，组织工会也掀不起大浪，大选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现在在美国如果不上大学，未来就是一片暗淡。所以如今大学爆满，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看中国。我们的经济和人家相比差了一个时代。近二十年的增长，几乎全靠制造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后，在本土雇蓝领已经赚不了钱，纷纷关闭本土的工厂，投资中国，形成了世界制造业的大迁移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教育上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提高全民义务教育的质量，培养大批高质量的劳工。特别是制造业的崛起引发了高速的城市化，大量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为这些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应该是我们教育界的首务。
战后的日本，国家在全民义务教育上下了最大的本钱。特别是在农村，教育质量极有保证。老师常常以宗教般的精神，翻山越岭，花一天的时间到一个封闭的乡村给那里惟一的学生上一堂音乐课。对义务教育如此虔敬，才有了今天日本的无家可归者也会读书的局面。1960年代日本工业崛起、急剧城市化，但人家农村的劳工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以民工、盲流的形式半合法地、混乱地潜入城市，而是大公司主动跑到乡下，把当地一年的高中毕业生“连锅端”到东京。一夜之间，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子弟，有了终身的工作，得到精心的职业培养。那时美国人看到日本的劳工素质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大势已去。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把本该用于农村教育、全民义务教育的钱挪用到大学里，而且争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于是，大学不断扩张、攀比、升级，连博士也批量生产，大牌教授日子越过越红火，农村教育越来越受到削弱。其一大原因就是我们在制度上还是国家办教育，而不是国家鼓励民间办教育、资助学生受教育。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国家从教育领域逐渐、有序地退出，把钱直接交给受教育者，把教育券式的改革推广到大学。哪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哪个学校就被市场淘汰。这样，大家就不会争着办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各种职业短训班、短期大专相当于美国的社区大学和其他低层级的高等教育，就会崛地而起，以短平快的方式满足社会的需要。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教育浪费就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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