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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7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公心私心难分 叩问经济学家良心》，披露部分知名经济学家背后各有老板。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
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有些经济学家为幕后老板利益的鼓与呼不遗余力，有的经济学家讲话甚至违背基本的常识。
为此，有人建议，政府必须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体制内经济学家，就是政府经济学家；而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主要指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主要供职于经济咨询机构、大企业发展研究部门或者顾问部门以及高校的经济学家。尽管两类经济学家都仍有自己的私利，并且会以私利影响公共决策，但前者是以纳税人的钱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利益服务，可以用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标准来约束他们。
所以，必须杜绝他们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出现利益上的瓜葛。对于体制外经济学家的约束，就是必须杜绝他们所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
问题在于，其中的不少人，既是“政府经济学家”，也是受雇于具体的利益集团的“企业经济学家”，时不时还以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正是身份界限的模糊，使得许多强势利益群体及其代言人得以从中浑水摸鱼四面讨好，从而使社会的学术陷于不仁不义与无德之中。
先哲言，学术无良知是灵魂的毁灭。一个社会失去了灵魂，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而重建社会的灵魂，重树学术的威信和尊严，首先就应该严格区分三类知识分子的界限。其实，在“政府知识分子”和“企业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按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中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聋发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与前两类知识分子不同，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怀。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体现着知识分子对自身使命的定位，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民主与自由”的程度。与政府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决策和企业知识分子直接进入博弈空间不同，他们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批判的精神，擦亮警惕的眼睛，发挥干预的作用。
一旦在社会上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会成为企业和政府争抢的对象。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虽然我们可以像要求政府公务员一样要求政府知识分子，但现代民主实践告诉我们，即使是政府，也有独立于社会大众的自身的利益诉求，所以才要在现代民主和法治的体制中严格界定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定政府权力。
因此，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的要求，也许就只能要求到一个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上来：
1. 任何知识分子，都不能脚踩两只船甚至三只船，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让人无法分清其真实的身份。
2. 在对社会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特别是与自己的雇佣集团利益相关的问题发表建议和意见时，必须公开亮明自己的身份，以正视听。
而对于社会来说，则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稀有动物，他们没有自己具体的雇主，是典型的“社会的看门狗”。因此，他们的所得往往最少，风险往往最大。但是，他们却是社会的眼睛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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