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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秉喜
在长达半年的传言的扑朔迷离后，倪润峰引退长虹的日子终于到来。长虹的历史又重新上演了四年前的那一幕：老倪引退，赵勇接棒。只不过四年前那次，老倪退居二线，这次是老倪全身而退。
对于老倪此番的退休，坊间说法有多种版本：有老倪在产权改革上跟政府博弈的“失败说”，也有老倪重新出山后长虹并没有摆脱长虹颓势的“业绩说”，更有长虹战略“迷途和路线之争”说。
尽管各种说法迥异，但媒体似乎对老倪这样一位中国家电业枭雄没有像“老冤家”李东生那样享受大量企业产权而鸣不平。南方某财经大报在对国有企业的任免机制提出疑问的同时，又为老倪等没有享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激励而呐喊。
笔者倒认为：我们大可不必为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和所有企业家产权激励(MBO)而呐喊，而应该为类似于老倪、赵新先们这样的企业家谢幕时没有得到相应的产权激励而叫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依笔者的观点，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应该针对不同的企业的发展状况采取不同措施，而不应该是“一刀切”。
企业需要赢利。而能够给企业带来赢利能力的，一是经营决策的能力，一是生产的组织协调能力，两者是资源投入企业获得增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能力归根究底就是企业家的能力。中国目前大多数企业的产权结构没有承认企业家的能力，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而MBO实际上就是要改变目前这种产权结构的“低效率”。
TCL的产权改制成功，就是国有资本代表人对李东生等企业家能力的承认，也是对其的激励。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双赢了。TCL搞好了，做大了。国有资产得到了成千上百倍的增值，企业领导人也得到了激励。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的代言人是在对企业家才能进行“买进”。
有人说老倪也同样是对长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按道理来说，也应该给予老倪相应的产权激励，政府应该对其企业家能力“买进”。但四川省国资委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宣布老倪退休，对其企业家能力“卖出了”。或许有人不能理解了，但如果反观近8年来长虹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不会再有这种疑惑了。1999年长虹业绩开始下滑，中间虽有起色，但是近两年的业绩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海外营销受阻，产业升级乏力，改制受阻。比如说应收账款高居40亿元不下，企业发展徘徊不前，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这些不能不说是老倪的责任。在国家政府官员已经开始实行“问责制”后，对企业家的责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不关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倪的“退休”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通过引进新的“企业家才能”，改变这种低效率经济组织。老倪等人退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府对旧企业家才能的“卖出”，对新的企业家才能的“买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产权激励。
在考虑是否要对老倪等人进行产权激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下是谁在“折腾”长虹。四年前政府宣布老倪引退，赵勇上台；四年后再次上演了老倪引退，赵勇上台。如果这个过程是否定之后的否定话，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这个学费和成本大了些，一个年销售额达到100多亿元，三万名员工的大公司，用四年的时间支付学费，颇具玩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如何摆正自身的角色，企业如何在合适的时间选择自己合适的领导人，都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
引退者已经离开，新手已经背负着希望上路了，让我祝福长虹能继续背负“中国造”的大旗顺利前行，也祝福赵勇未来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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