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降温效果显现 民间投资气可鼓不可泄

　　□本报评论员 张立栋

　　本轮宏观调控所取得的对部分过热行业的降温效果业已显现，这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一系列已经公布和即将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透露这些结果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为数甚众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已经为信贷紧缩政策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

　　代价体现在，资金链的急剧紧绷使得那些企业危在旦夕。公开的报道说，温州的民间借贷的利率急速上升，达到12％，而民间的说法是，一些地区民间借贷年利率甚至达到40％的天价。

　　牺牲利润、不计成本地拆借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的心态使这些企业饮鸩止渴，越陷越深。

　　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垮台的民营企业多起来了———资金链的断裂或许不该是他们过早陨落的充分理由。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以紧缩信贷为核心措施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让民间资本热情受挫。如果把目光拉开一点，就会发现，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始自1998年的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资本的种种努力，现在都有可能在紧缩措施的压力下化于无形。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企业家指数在下降，其中，民营企业主信心回落幅度较大。这个指数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我又听到一个消息说，某地国有投资比例又回升至60％，而一年前当地媒体还在“欣闻民间投资已经超过半壁江山”。

　　我们知道，1994年的软着陆虽未对经济产生大影响，但其杀伤力也是显而易见，当时的报道说有四成国企陷于困境，产成品因需求降低而不得不将其中的大部分送回仓库，而作为反通胀的代价，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了2万亿。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政策被修正，积极的财政政策得以推行。

　　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高内需、促进增长，而在事实上，把它作为引子来带动民间投资才是决策者的真正意图。

　　必须承认，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企，都摆脱不了它们的路径依赖，除了少数地区依靠民间互相拆借外，融资问题一般都是以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来解决的。从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壁垒被打破，在政策解冻的鼓励下，民间资本身影活跃于各个角落。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开始得以比较充分地发挥。

　　而在2003年与2004年的交汇时分，在过热派意见最终被决策层接纳后，一系列旨在降温的措施陆续推出，而信贷紧缩则是这些政策的核心内容。

　　高层的判断或许是正确的———在某些行业投资势头的确呈现出过猛的现象，而资源约束的一再出现更坚定了这样的判断。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央行下达指标的放大效应，使这些调控措施产生了一些负效应。

　　或许有人会反问，信贷紧缩对国企或民企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伤害了谁的问题，而笔者认为，所谓紧缩其实是削减了信贷的增量部分，而这部分是民营经济经过多年努力争取到的，所以，在存量部分没有动的情况下，收缩政策只能让民企感到更多的生存压力。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取向，到基层之后在种种政绩诉求压力下被不适当地放大了，举个例子，如果中央制定7％的增长目标，那么地方政府则很容易在这个基础上上调一两个百分点———这或许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这样所谓“提前量”的存在致使决策目标总是被夸大了，所以也就容易出现了“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是我们所不愿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