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软着陆与硬道理

　　葛丰

　　看起来，在搞清楚到底怎样实现一次完美的软着陆前，首先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有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意见

　　随着中国经济过热势头的减退，另一种担心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在5月份人民 币贷款投放大幅减少1400亿元后。经济学家夏斌警告称，中国政府旨在给经济降温的各项政策正在损害那些有强劲生产力的企业，如果不及时缓解风险的话，(经济)有可能面临一次痛苦的“硬着陆”。同时，这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还表示，政府应做好准备，将政策重心从强硬的行政命令转向货币措施，例如利率调整等。应该承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同样持有这种观点。

　　然而这可能是另一个更难决断的问题。据说哈利.杜鲁门总统曾想找一位“独臂”经济学家为顾问，这样他就不会总是说“一方面……另一方面”(ontheonehand……andontheotherhand)。但中国经济的独特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绝少还会有人这样模棱两可。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周三警告道，为缓和经济增长而可能进行的加息将弊大于利，加息将扭转政府为使过热行业降温而采取的降低货币供应增长措施的效力。因为加息将导致更多以利率套利为目的的资金流入，而外汇储备的增长将导致货币基础的提高，因而使紧缩的货币政策无效。而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则表示，在美联储提高利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必须提高利率，否则，中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激发信贷市场的黑市交易，动摇整个宏观经济。如果中国不调高利率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房地产的过量建设将会持续下去并引起银行系统更多的损失，产生更多的呆坏账。

　　很显然，就像我们不能从水晶球中预知未来一样，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判断，我们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原本尚可坚持的一些想法亦开始变得云山雾罩。看起来，在搞清楚到底怎样实现一次完美的软着陆前，首先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有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意见。

　　稍具记性的人都能记得，早在药方开出之前，经济学界就曾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双方分别为主张已经过热的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和主张不过热的厉以宁、萧灼基。

　　从本质上来说，所有复杂的体系，其运行结果都会受制于许多不确定的单独事件。而无论经济学家的判断是基于经验的推测，或是运用计量模型进行模拟的结果，这种局限性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消除。关于这一点，如果你看了刚刚结束的欧锦赛就能理解：没有人能够精准地预见希腊队能够夺冠，更不用说最后的比分会是1∶0。

　　我们回到中国经济本身来看这个问题。所谓新兴加转轨的特征至少在客观上意味着这一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极其突出，各种变量之间相互纠缠、函数关系极不确定，理论中的悖论比比皆是，结构间的不平衡此起彼伏。而在这之外，由于开放程度的加深，该系统的封闭性亦已不能存在。

　　当然，从人类致知的角度来说，现实世界不应成为无知的借口而只能相反起到暴露无知的作用。譬如说，从本轮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来看，其本身即深刻体现了“政府在发展中的角色”这一“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发展问题”。尽管从二战以后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实践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与地区的超常规发展的确受益于政府的有效干预，但是，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对发展过程的干预究竟有没有同时破坏市场机制？我们究竟有没有很好地体会了“非古典”领域成功的政府干预的存在？经济学发展的现阶段仍然未能就此得出完备的答案。

　　这样，一方面是问题的无比复杂，另一方面又是工具的相对匮乏，我们怎么办？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发展，永远是最硬的道理。而在具体实践中，哈佛学者德怀特.帕金斯对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不应被忘记。他写道，“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改革的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忘记———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