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作为”比“地位”更紧要

　　应笑我/文

　　“入世”谈了15年，“入市”还要谈那么久吗？这种急切之情，表明中国人迫切需要以过程论的积极心态，而非目标论的静态心理，来看待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型。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人项庄舞剑

　　“听说你们眼睛手术很成功，我十分高兴。”2月20日，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亲切问候陕西三原的李凡、李豪小哥俩儿。他开心地逗逗李凡，搂搂李豪，提醒记者闪光灯不要影响小哥俩的眼睛。

　　去年10月，埃文斯访问西安并出席一个捐赠仪式时，认识了三原农家盲童李凡、李豪兄弟。回国后，埃文斯给小哥俩寄来火箭队姚明签名的帽子、篮球等礼物。今年重访西安，埃文斯专程来看望他们。

　　人们很难想象的是，这位真情溢于言表的大人物这一次访华，标志着中美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角力全面展开。这位部长已经明确而强硬地亮出他的底牌。对此，陪同的中国商务部官员心知肚明。

　　中国是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此，普通中国人是有理性认识的。但是在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扯皮扯上15年时，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

　　这是不是遗忘在肚子里的手术刀？中国媒体叫起来。人们正在把中国为获取市场经济地位做的努力，看作“第二轮世贸谈判”。是“入世”后的“入市”问题。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时被欣喜遮住的激愤发作了。当时，“中国入世后15年内仍将被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信息，让一些人士情绪激动。中国入世法律文件16开本792页，其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440个字，越来越像一根肉中刺。

　　埃文斯明确表示不可能轻易帮助中国把这根刺拔出来，中国人又无法忍受。这时，当年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已无法再保持“低调”。日前，他在福州的一次活动上对媒体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别国承认。”

　　那么中国领导人又何必忙着要求欧盟承认呢？当龙永图说出“今后中国加入任何国际组织只要15分钟就够了”这样的话时，可以想象他是多么激动。然而，他的激动正好说明公众缺乏必要的冷静，并出现落入情绪化陷阱的危险。

　　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例确实在激增，但这一现象不能同让人恼火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划等号。中国去年出口额4000多亿美元，其中遭受反倾销诉讼总额为22亿美元，占0.5%。这里面，一些企业积极应诉并得到回应，最终被判定反倾销的案例涉及大约10多亿美元，不超过0.25%。

　　“为什么我们不关注占多数的99.5%，而只对0.5%争执不休呢？”龙永图问。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在开听证会的消息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但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埃文斯的指挥棒呢？也许我们的谱子同他的谱子并不是同一支曲子。对于反倾销问题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确实尽可以从容以对，应当坚决避免政治化和情绪化。特别是当前北美政治舞台上正值政治化和情绪化高峰季节。

　　在国际外贸竞争中，讲究的只是利益互换。中国现在向发达国家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肯定还要付出别的代价。如果对方要价过高的话，中国又急于一时，只能是得不偿失。即便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见得会减少，而发达国家还会以反补贴、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的屏障来制约中国的外贸出口。其实，这一地位的获得并不能真正改善中国外贸出口的总体环境。

　　冷眼向洋看对岸，事实是当“市场经济地位”忽然成为中国人的关注焦点时，这一中国人的理想主义目标，实际上可能正在成为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工具。

　　当前中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及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据统计，中国出口美国的彩电，从2000年起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这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在这种崛起速度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期同样频遭黑手，而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日本显然是无须争议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

　　要看清埃文斯先生的牌。6月初，美国商务部就是否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首次听证会上，埃文斯明确打出了人民币汇率这副牌：“除非由市场主导决定劳资和货币兑换率，否则中国将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显而易见，目前中国不可能接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如果实现浮动汇率制度，这两项首当其冲。同时，当前的人民币吸引了约1000多亿美元国际投机资本。要调整汇率，这一成本也太大。与此同时，汇率问题的基本稳定，可以为中国十分艰难的金融改革赢得时间。

　　其实，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立克都已经向国内明确表示，在新的条件下，通过积极推动中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寻求，是最有效地获取中国在人民币、劳工标准等问题上让步的武器，甚至要比经济制裁有效得多。

　　当中国人以急躁情绪盯住这一目标时尤其如此。

　　因此，虽然埃文斯给陕西的李家小兄弟带了礼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绝没有给中国商务部的同行带来他们最热切渴望的东西。

　　美国听证会上的中国队：

　　守门员充当前锋

　　这一次埃文斯访华，第一站先到古都西安，并在饭店宴请农家小兄弟。在友好之外，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气定神闲！当24日埃文斯在北京同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会合时，肯定会发现美国商务部一个“模拟考试”般的听证会，已经把中国商务部官员和中国公众搞得如此紧张。

　　既然有那么多情绪和意见，为什么中国人不也开一个听证会？

　　美国政府的决策在进入正式官方程序前，都会召开一系列的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在寻找到国内各方意见的“交集”时，再推将出来“一致对外”。而这正是我们的遗憾所在：针对外国的一些做法在国内搞听证会，中国并没有这么一套做法或机制。

　　在6月初美国商务部组织的那场听证会上，中国代表团就中国争取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按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官员的话：在这场“庄严的听证会”上，“中国与美国业界代表们进行了一次公开交流”。

　　这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全球最大经济体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答辩。然而最为微妙的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提前一个月，美国商务部就发出听证会公告：“内容包括中国经济体制中与市场经济不一致处，中国政府政策及其施行可能对市场以及中美贸易产生的冲击，中国的银行、国营企业经营情况，省级以及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鼓励出口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实施情况等。”美国社会各界报名极为踊跃。20多家组织或个人报名参加，劳工组织、律师行业、相关产业协会及企业等。这些自愿报名的美方参加者，大多数已经在自己的标牌上写好了“NO”。

　　耐人寻味的是，中方代表团基本上是一个商务部称为“精明强干”的官方或者说官员代表团。代表团由4人组成，3人从国内出发：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原来是机电工业部)一名副会长、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出口处的处长和一名工作人员(应当是科级)。另一名代表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真可谓“精兵强将”：从科级、处级、局级到部级官员，齐了！

　　商务部公平局官员称，商务部接到美国传真过来的邀请函件后就积极展开系列准备工作。5月11日下午，就委托市场经济专家组完成针对美国公众的答辩情况说明，5月13日，完成针对美国六条标准的答辩书，5月19日，完成所有答辩材料，并于5月19日传真给美国。速度是一流的，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任何意见！

　　美国商务部评价市场经济主要有六大标准：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设立合资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以及美国商务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

　　这六大条件中，核心问题就是政府控制市场经济要素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及社会团体充当的是前锋，而政府是守门员。当我们这个完全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答辩方，与美国企业、劳工、人权、环境、法律等民间人士面对面时，这里面的反讽意味有多大，根本就不需要多少想象力。

　　当守门员充当前锋时，不仅进球机会罕见，而且已经洞开了自己的大门。

　　100%的应诉胜诉率：

　　应该向浙江人学什么？

　　去年浙江企业面对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和胜诉率都是100%。在欧盟针对浙江人的打火机反倾销案中，中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5家企业100%均获成功。

　　不论6月底7月初欧盟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出怎样的“初步结论”，由于我们太平洋对岸的邻居舞剑之意在沛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寻求全球性突破都要假以时日。而且即使我们目的最终达到了，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剧烈扩张期，全球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行动仍然只会增长不会减少。

　　中国都必须寻找更好的突破口。而且这一突破口也将通往国内外公认的完全市场经济的真正道路。在反制其他国家反倾销调查中几乎从不落败的浙江人，已经走出了这样一条并不难以学习的道路。但在全国推广，需要突破的障碍恐怕比埃文斯设置的障碍多得多，大得多。

　　浙江人能打胜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战役，并不是由于浙江省外贸部门的官员更加强有力，而是更高明，他们推动了浙江极为发达的民间商会建构。而其支撑点，是浙江民间无处不在、不受传统约束的企业家精神。

　　在国内学界，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讨论从来没有中止过。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政府招商推动的强大的外资优势，使苏南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大政府、小社会”特点，政府掌握的资源多，对资源的垄断程度高。而温州、台州等地区则相反，完全是由个体、私营、民营经济推动起来的经济。总体上看，功不可没的苏南地区政府基本上是“十全政府”、而且是“三好政府”，一些政府文件对某一个时段内的引资数、私营企业兴办数和投资总额都规划得一清二楚。

　　但正是政府机构扩张、官员权力膨胀，不仅导致了轰动全国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处理的“铁本事件”。而且“低价批地招商大战”政策，已经使苏南这个鱼米之乡几乎已经无地可耕。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抑制民间经济社会的成长发育。

　　目前世界500强正在苏沪扎堆一般设立总部，而在浙江省竟然不足10家！但是以本土企业家精神为主的温台地区，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弱国家对弱社会”向“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过渡。企业能干的事，政府从来不干涉。企业能干的事，也从来不找政府。这才是浙江人在成为全球反倾销“首当其冲”目标之际，反而由企业主动应诉取得百分百胜绩的主要原因。

　　从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商会具有协调同行、避免过度竞争以及自主对外沟通的功能。但是，中国最缺少的不是官员，而是能够有效协调作用的商会，能够与外国商会建立有效协商机制的商会。

　　根据WTO秘书处提供的资料，向WTO正式通知的反倾销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案件经双方沟通和磋商得到了解决而没有导致采取反倾销措施。这里民间渠道十分重要，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并非只有丛林法则起作用，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贸易自由化受到公平竞争原则的约束，因此，彼此竞争的企业也有共同的利益，商会则是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这样，民间商会的缺位，实质上构成反倾销案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日两国大葱贸易纠纷部长备忘录指出：要通过政府和民间渠道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双方民间组织应建立信息沟通和协商机制，引导两国农产品种植、生产和贸易的良性发展。实际上，中日大葱贸易纠纷，包括大蒜纠纷、蘑菇纠纷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缺乏民间渠道。本来可以通过双方民间组织自主谈判解决的争端最后摊到政府层面，就是由于中国“民间组织”无力承担两国部长共识提出的任务。

　　表面上看，WTO协议由成员国政府签署，WTO事务是政府间事务。但是，WTO事务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产业利益，企业和代表企业、行业、产业利益的商会是WTO事务中的利害关系方。奉行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WTO，其游戏规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制定的，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倾销”嘛，就是压价过低，“损害”嘛，就是出口过猛。中国之所以总是首当其冲，除了中国经济处于猛烈扩张期外，另一普遍原因则是中国各生产企业、出口商之间的习以为常的恶性竞争。一些国内企业挖同行墙脚，宁可价格降到无利可图、打到两败俱伤：不是退出市场，就是被反倾销。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商会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避免同业恶性竞争。

　　浏览WTO网站不难发现，就多边贸易谈判提交“立场文件”的基本上都是商会，如欧洲商会、亚太工商业商会联合会、国际商会、欧洲小企业联盟、韩国国际贸易协会、德国工业联合会、欧洲商会协会等。

　　因此，当试图迅速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以减轻反倾销压力并不能如愿时，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不通过像浙江人那样成功地实施对反倾销的应诉胜诉，来货真价实地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呢？孔夫子说：失其鹄的，反求诸己。在市场经济的瞬息万变之中，即使不失其鹄的，我们也不能反求诸己。

　　不要忘记，“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一个几何学原理或代数公式，并没有公认的严格标准。山姆大叔更是习惯于用手电筒照别人而不照自己。现在，世界银行已经指出，中国经济已从对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完全依赖转移为一种混合经济模式，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近日相继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这些成果可以用来让美国人看，却没有一点必要用于自我欣赏。

　　中国1992年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全国要素市场化程度依然太低：土地还不是商品，只有使用权可以转让；金融实质上没有对民间开放；劳动力市场仍旧分割；城乡二元化现状并无根本改变；中国依然对外开放有余、对内放开不足。严格地讲，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甚至还没有形成统一市场。

　　市场经济地位，是一定要争的。因为很多像俄罗斯这样市场发育甚至还不如中国新疆的国家都获得美欧的承认。但是，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定盘星：任何固定的“地位”都不能取代永无休止的“作为”。我们必须改变喜欢一劳永逸的习惯。因为它与市场经济不相容。

　　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在市场竞争无处不在的地球上，理想的长城在以比我们更快的速度移 动。只有永远奔跑下去的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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