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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造假核销巨额贷款事件，使中国交通银行辽宁锦州分行成为这次审计风暴中的“枪眼”之一。一些本可以收回的银行贷款，在银行和当地法院的灵活运作下，成了呆账、死账。这些披上“不良贷款”外衣的2.21亿元国有资产，一夜之间竟成了“蛀虫”们的囊中之物。(《南方都市报》6月26日)
缺乏监督、疏于管理、法律不完善、政府“经济人”的内在冲动等等，这些都可以
用来解释贪污腐败下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掠夺国家财产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只有“无主”的财产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银行，是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国有资产的运作中的，而人民法院，也是国家或者政府的代理人。它们作为国家财产的经营者和守护神，在此案中却最终都背叛了它们的底线。在这里，对国有资产的瓜分竟然成了“业内”的一个公开文本，这种公开的背后是国有资产产权的不清晰。既然财产还不知道属于谁，那么当然谁都可以捞一把，这在某些人眼中是一种“原始取得”。在产权还没有很好界定的情况下，用哲学家霍布斯的话来说，就是产生“契约交易”以前的那种自然状态：“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以此来描述银行与法院“联手”的掠夺行为，有着深刻的含义。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国有财产权界定中，一方面，国有资产在经济运行中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它通过国家代理人的行为而参与市场博弈；另一方面，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国有资产却属于抽象的全民所有，“全民”作为一个目标函数不一样的“虚拟”个体集合，在现实中完全缺乏可操作性。这种法律上的文本一旦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脱节，法律规则很快就会被行业内的潜规则所代替。国有资产的二重性使得资本无法人格化，实际控制权几乎全部落入了代理人的手中。产权的模糊性正是产权虚位的表现，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缺席，必然导致现行的这种特殊“委托-代理”制。结果不但使控制权旁落，而且还产生现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代理危机。
贪污腐败并不是偶然的，腐败自然也有其发生的土壤和空间。而现在的这种造假以肥私、用伪造的法律文书核销“不良贷款”、侵吞国家财产的腐败行为，国有资产产权不明就是其发育的土壤和成长的空间。这些贷出去的款项，假如是由一个“确定人格”的人来代表，它又怎能不加强控制，而轻易让资产公开流失。由此而知，要从源头上杜绝国家财产的流失，就应该消除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促进财产所有者由虚拟性向实在性转化，从而实现资本人格化，并确立劳动者财产权利的宪法地位。我们期待，当被询问到这些资产属于谁时，能够清晰地界定出其国有资产的代表人，而不是一句含糊的“全民”。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活力，经济才能增长，人民的财产才能有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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