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海波
世上各国莫不有考试，不惟中国独有，但是，在考试中发生了舞弊，在有些地方，不过意味着某个组织(如大学)内部管理出了疏漏，或者是出现了民事纠纷，甚至是不涉及法律的个人诚信问题；但在中国，考试舞弊特别是全国性大考中的舞弊其严重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以前封建社会科场舞弊案要诛杀大臣，现在河南濮阳等地高考舞弊就引起了最高当局的
关注和社会的震惊。为什么前者考试舞弊是类似于私人间欠债不还的琐事，后者却似乎有涉及社会安定之忧？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需要进行政体层次的分析。
历史上，中国社会是等级森严的，但等级之间却可能有一定的流动性(尽管很狭窄)，不同阶层并不因出身而凝固，这是中国社会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形式上接近公平的精英选拔体制，在中国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由科举式的正义来分配的，科举式正义的思想和实践弥漫于整个社会。政治权力虽然垄断了财富、地位、官职、荣誉等一切人类向往的事物，但却以形式公平的客观标准为依据进行分配，考试的分数或名次就是这种分配的依据。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考试规则实际上是宪法程序，如果破坏全国性大考，其性质可想而知。
即使到了现在，我国的考试也远不是私人的公司要找一个合格的雇员、个别的大学要找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学生那么简单。例如，当今的名校学生和研究生身份本身包含着巨大的额外好处。额外好处的形成，主要是投考者努力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国家权力有意和无意的介入，也使得考试成功者能够获得优惠。这些优惠可以包括毕业后成为国有单位人员的工作机会；拥有大城市特别是京、深、沪的城市户口等；对大学本身而言乃是国家的重点扶持和垄断地位的保证。
如果其他制度环境不改变，考试的形式公平性和考试成功后的巨大好处，可能是我国维持某种社会公平最重要的途径，对此的任何破坏，都意味着动了平民中年轻精英分子的奶酪，破坏了他们对社会公正的预期，为政者当然要特加谨慎。
过去，我国考试是政体层面的制度。考试承担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承担了维持政体稳定的功能。有人陶醉于科举式正义，甚至要扩大它的范围，对上文说的考试舞弊其对策无非是严刑峻法以遏制。
问题也许并不这么简单，必须要分析科举制度的全局性后果。就好比，无人否认澳门和拉斯维加斯是富裕的地方，但是绝不可能有全局性的澳门或拉斯维加斯经济发展模式。考试形式的公平不能掩藏这其中的资源的巨大耗费，以及获取者行动的寻租性特征。有些民族精英将大量的精力用于不创造价值而取得财富和地位。如何走出科举式正义的困境，而又使大批人才迅速成长，乃是制度设计者们要深思熟虑的问题。眼下愈演愈烈的考试舞弊，则再次昭示着这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