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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
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最近将再次创下历史纪录，不过不甚光彩：卷入历史上最大的民事诉讼案。
2001年，6位沃尔玛的女雇员和前女员工代表全公司女雇员提出诉讼，状告沃尔玛在
薪金、工作提升和培训机会上歧视妇女，此外还有一些女雇员称在工作中受到性骚扰和威胁。2004年6月22日，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法官马丁·坚金斯裁定，由于沃尔玛内部确实普遍存在歧视现象，这是一起“集体诉讼”，这意味着沃尔玛自1998年以来在全球的160万女雇员(包括前雇员)都可以成为此案的原告。
今年6月是欧美性别歧视诉讼案的重要月份。在这个月里，伦敦警察局和英国皇家检察院都因为种族和性别歧视案做出50万英镑和25万多英镑的赔偿。6月8日，著名投资银行美林公司也被迫出席了一场关于该公司性别歧视的听证会。迄今为止，大约有900名女性就此对美林公司提起了诉讼，公司支付的赔偿金额累计高达上亿美元。
针对大公司进行的此类诉讼，通常会因为大公司的有力阻挠和干涉而失败，但获得的赔偿经常是天价。在此之前，沃尔玛已于6月4日作出反应，宣布将更努力提升妇女雇员，并公布了一个对小时工更为公平的薪金体系，并以扣除高层管理人员薪金作为保证，表示诚意。沃尔玛的反应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的担忧，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零售管理中心主任罗伯特·布拉特伯格所说：“人们去沃尔玛购物不是因为他们爱沃尔玛，而是因为他们喜欢那里的价格。”但是，法律的监督能够迫使大公司在关注利润的同时关注雇员的权利。在过去，保守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曾经认为这种同时关注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事实一再证明了他们的错误。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目前女性平均薪水是男同事的77%，而在40年前，这个比例是59%。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并没有因为女员工薪水相对上涨而全盘倒闭，或者削弱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目前，性别歧视问题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情况更为特殊：性别歧视似有加重的趋势。在5月份召开的首届“中国就业论坛”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向本次论坛提交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女性职业下沉现象开始凸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加大。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0.1%，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从收入分布来看，在城镇高收入组中，女性的比例仅有33.5%，在最低收入组中，女性却占66.3%，且男高女低的两性收入格局并未因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发生根本转变。
这种在男女平权问题上走“回头路”的情况是由我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的，自1949年建国以来，妇女“半边天”运动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使中国女性一度在短时间内超越西方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半边天”运动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始终从属于其他社会运动，在全国妇联早期的宣传工作中，“配合”是一个关键词汇。“半边天”运动扩大了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但是这种从属地位并不能保证妇女运动发出独立的声音。
男女平权运动中一度出现以模仿男性穿着、掩盖女性性征为目的的极端潮流，这也部分是由妇女运动在意识形态运动中的附属地位造成。这必然导致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妇女运动的随之削弱。更糟糕的是，由于人们对既往运动的不愉快记忆，连并着对妇女运动产生同样的反感。如果一个女性体现出外在的坚强果决，她引起的反感和恐惧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会触动几十年的集体记忆。
在纠正对传统文化的过度颠覆过程中，连带恢复了歧视女性的传统，或者对女性的历史性偏见。这种微妙的态度是通过为妇女“恢复人性”的愿望体现出来的，这个“人性”通常意味着柔顺、需要依从或者跟随他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缺乏恒心、巨大的波动性、生性远离政治，等等。在都市报纸中各类针对女性上司的讨论非常明白地体现了这种预先设定的偏见——不符合此类“人性”的女性被认为是反常的，这种集体暗示反过来又加重了女性对争取平等社会地位的不自信。
当然，未被完全割断的传统仍然在起作用，比如在中国农村，贫困家庭会优先考虑送男孩子上学，将女孩子留在家里干活。这种态度会由那些受过教育的男孩子传递下去。
我国在反性别歧视方面立法的极度粗疏是有目共睹的，迄今为止，中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性别歧视诉讼成功的案例。这背后也存在对平权运动的历史记忆导致的不信任和担忧。
对女性在工作中的性别歧视还有较为“人性”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更为复杂。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人婚姻状况调查中，得出了这样结论：在城镇居民中，男方收入是女方的两倍，性生活最满意，婚姻也最稳定。这也是男性得到更多提携机会的一个原因：在大多数家庭中，男性的地位受到个人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而女性受到影响较小。虽然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事务，但是男性在家庭中应该负起更多经济责任的观念似乎并未有多大变化，这种观念在两性身上都根深蒂固。大多数女性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她们不改变那种“男人应该养家糊口”的概念，她们就是在为自身的职业发展设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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