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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一位官员表示，新的汽车产业政策关闭了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门槛，民营资本基本不可能进入。事实上，此轮宏观调控抬高的不仅是民营资本进入汽车行业的门槛，还有其他许多。甚至可以说，民营经济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相对于国有部门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但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宏观调控的初衷，而是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过程
中的必然结果。
中国民营企业权益保护论坛上周发布的信息说，包括汽车在内，民间投资在近30个领域面临“限进”障碍。这些行业还包括通信、石化、电力，当然还有金融。
监管部门对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一向持审慎的态度，而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这一点得到了强化——即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意味着高风险，这也使得原本已见端倪的民营银行始终难以面世，而那些曾经高调进军金融业的民营企业，有的坍塌、有的低调退场。
单纯从现象而论，宏观调控确实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仅从经济和技术层面对本轮宏观调控进行解读，或者从所有制角度观察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未免失之偏颇，且不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
应该明确，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鲜明的转轨特征，尽管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重要领域，政府部门仍然掌握大量本该由市场占有的资源，政府拥有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上的很大话语权。民营经济扩张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市场对资源配置占主导的经济体制和已经基本成熟的法律环境，而当这一切仍处在建设之中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扩张或者导致与政府资源控制权的冲突，或者促使民营企业事实上形成与政府权力的结合，通过政府获取其完成市场扩张所必需的资源。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难奏其功，与此有莫大的关联。
观察过去10多年的中国改革，不可忽视这样几个特点：基础设施领域和国有企业主导的传统重化工领域，市场化进程要慢于其他竞争性领域；政府体制的变革步伐要慢于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一旦遇到带有强烈地方政府印记的投资过热，行政调控手段的介入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由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依然模糊，甚至政府权力仍然在关键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治理投资过度，要想区别对待在操作层面是相当困难的。就像我们至今没有数据说明，在投资过热中，哪些是市场主导的，哪些是政府主导的。可以说这并非本轮宏观调控的本意，就决策层面来说，也一直力图强调市场手段，有关负责人就一再强调不可“一刀切”，但是转型经济的现实环境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
所以，本轮宏观调控中所遇到的问题，并非市场化过了头，而是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治本的良药。一方面，不应该抬高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打破市场垄断和地方壁垒，使民营企业获得公平而开放的竞争平台，是推动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的一大动力。目前我们对外资的开放度显然已经高过了民营企业。
另一方面，不可因宏观调控而进一步强化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政府是否“入市”，是中国市场化程度高低的考量依据之一。事实上，眼下最需要“宏观调控”的乃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经济活动的过度关注，调控他们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简化成上项目、修马路、搞大工程、出政绩；调控他们把政府尽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目前而言，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展开尤为紧迫。其核心就是规范政府投资，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废止针对民间投资的行政审批事项，让市场之手主导资源配置。
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因为此次宏观调控而有很大的推进，当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经济过热或者紧缩的局面时，我们应当能够以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手段自如应对，民营经济也能真正按照市场的逻辑，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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