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少有“拒卡消费” 三方本是正和搏弈

　　本报驻香港记者 刘 韬　本报华东分社记者 吴 焰

　　香港极少出现类似深圳商家的“罢刷事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发卡机构之间充分的市场竞争，保证了手续费能维持在业界认可的合理水平上；另一方面，与两地银行卡发展程度相差甚远有关，香港商户大面积拒卡，就等于是“生意不打算做了”。

　　发卡行、商家与消费者三方的博弈，绝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负和博弈”，一定会是“正和搏弈”。银商是战略伙伴，应学会寻找各自的盈利点

　　拒卡？这在香港几乎是不敢想像的事情

　　吴焰：缘起于深圳的商家“拒卡消费”事件，近日也相继在上海、温州重现，并大有在全国蔓延之势。看起来，银商间的矛盾颇具普遍意义。然而，这种“普遍性”，似乎很少在其他刷卡消费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和地区中发生。

　　有人说，这次内地大面积商家“罢刷”，纯属无奈之举，主要针对银行卡手续费率收取过高。但另一些人接着反驳：什么手续费率高？深圳1％的手续费率，与国际通行标准比还算低的，据说香港刷卡费率也在1.8％。人家的商家怎么就能忍受？刘韬，你能解释为什么香港商家很少出现“罢刷”现象吗？

　　刘韬：很容易解释，因为香港的商家万万不敢轻易把生意“拒之门外”。

　　吴焰：此话怎讲？

　　刘韬：在香港，人们使用银行卡，特别是信用卡消费，极为普遍，可以说，信用卡是港人最重要的支付手段。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可能除了街市、地摊外，很难找到无法刷卡消费的地方。

　　有几个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到第一季度末，香港共有信用卡账户880.5万个，香港的总人口不到700万，港人人均拥有信用卡超过1张；一季度，香港信用卡应收账款总额为536.39亿元，这当中包括信用卡消费、提现、交税(薪俸税)等，而同时，一季度香港零售业总销货额为480.54亿元。这两个指标虽然不能直接类比，但也足以看出信用卡在香港的地位。

　　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地区金融和贸易中心，各种支付手段很发达。不光是信用卡，参与日常交易的储值卡和金融卡有很多。像类似于内地借记卡的扣账卡，直接与银行账户挂钩，可以在商铺里通过一个名叫“易办事”(EPS)的支付系统实现刷卡消费。另外，像著名的“八达通卡”，不仅通行于全港的巴士、电车和轮渡等公共交通工具，而且在“7-11”、百佳、惠康等超市便利店里也能买东西。我想，之所以香港能被称为“购物天堂”，除了可购的“物”有很多外，可“购”的支付手段很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在香港的一些小店，尤其是那些声称“利润太薄”的店铺里，也会出现拒收信用卡的事情。如果你坚持使用信用卡，这些店会要求你来付手续费。但这种店铺毕竟不算太多。更普遍的是，若要香港的商户大面积主动拒绝信用卡支付，除非你卖的东西“仅此一家”，不然这是不敢想像的事情。拒收信用卡，就等于是“生意不打算做了”，商户即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绝不可能全面抵制信用卡。

　　吴焰：你说的这一点相当重要。来自深圳零售行业协会的统计称，去年深圳刷卡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18％，为内地最高，同比增长135％。但就是这“最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高达80％以上的刷卡消费比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刘韬：所以，即使全部拒收，损失也不过只有18％。这就是内地商家敢于大面积“叫板”银行、“歧视”持卡消费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当然，最无助的一方，就是持卡人了。

　　发卡机构之间竞争激烈，商家与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

　　吴焰：但是，在任何一座城市，银行卡的推广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就像香港，也有一个从1％到18％到50％再到更高比例的过程。那么，当银行卡消费还未成为其主要的消费行为、商家还可以承受“拒绝刷卡”带来的某些消费额流失时，香港银商之间为什么总体上还是“风平浪静”呢？

　　刘韬：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原因。

　　内地商家的“罢刷”，主要是觉得发卡机构所定费率高出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其实费率是否合理，不能简单地看数据比高低，应由银商各方根据自己情况相互协商达成。

　　吴焰：你的意思是：即使手续费率是3％，但只要是银商双方觉得可以接受，就是合理的；而即使低到0.5％，如果定价只是一方说了算，仍然可能令另一方觉得利益受到了伤害。

　　刘韬：是的。这涉及定价机制。香港的定价机制之所以还能令各方都能接受，其间关键，就在于竞争。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香港发卡机构之间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才保证了手续费能维持在业界认可的合理水平上。

　　吴焰：竞争到了何种地步？

　　刘韬：跟内地银联卡运作模式相似，香港大多数信用卡是由维萨(VISA)或万事达(MasterCard)两个国际信用卡组织通过其银行会员机构发行的。香港一共有20多家认可发卡机构，在争夺信用卡客户方面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在这种竞争发展的环境下，信用卡发行的目标市场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细分程度。有专门针对各大专院校发行的；有的银行则推出团体人员卡，像律师公会成员卡、护理协会成员卡等；还有的则是联合大商场，发行针对顾客的信用卡，刷该卡消费同时享受一定的购物折扣。或许，正是有了这样深度的市场细分，才有香港这么大规模的“持卡族”。

　　为了鼓励客户申请自己的信用卡，各家发卡机构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不光承诺免去两至三年的年费，还推出各种“招新”礼品与打折优惠。五花八门，颇具诱惑力。我就曾经用中银信用卡在一家电器商行以相当于标价六折的价格购买了一部数码摄像机。

　　吴焰：竞争如此激烈，反过来也说明信用卡业务在银行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刘韬：的确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各家银行的经营环境日益困难。银行转为推动其它类型的消费贷款，特别是信用卡业务，以扩大收入来源。虽然信用卡的快速发展也给银行带来了“苦恼”的坏账问题。但在过去数年，香港各家零售银行的信用卡账户数和贷款额大幅上升。近3年来，信用卡账户增加了200多万个，经营信用卡的收入成为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中银香港2003年年报显示，去年该行信用卡经营收入为5.6亿元，分别占银行服务费(佣金)收入和税后利润的15.6％和6.9％。

　　吴焰：在香港，商家是否也可以像消费者一样自由选择发卡机构么？

　　刘韬：当然。在香港20多家认可发卡机构中，商户可选择一家发卡机构(合作机构)，并由其负责安装和维护店里的信用卡刷卡机(POS机)。发卡机构则每月在商户POS机签账额中抽取一定的手续费，俗称“抽水”。由于客户刷的是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抽水”后，该合作机构会再跟其他银行机构以及信用卡国际组织分账。

　　在手续费的制定方面，通常双方会协商定出三种主要信用卡，即维萨、万事达和运通卡的费率。在香港市场上，持有维萨卡的人最多，万事达卡次之，运通卡最少。所以，一般来说，维萨的费率最低，运通最高。另外，像签账额、商户的类型等也是影响费率的重要因素。有业内人士透露，在香港，合作机构收取商户信用卡手续费的平均水平大约在签账额的1.8％左右，超市这样“利薄”的商户低些，像星级酒店这样“利厚”的费率则要高些。

　　我曾经咨询过一家在荷里活道经营古董店的老板，与他合作的发卡机构是一家美资银行，手续费大致为维萨卡2.5％、万事达卡2.9％、运通卡3％以上。老板说，客户手里的卡不同，不能要求客户去用费率低的维萨卡，这也是必要的成本。当然，如果商户不满意合作机构的费率和服务，可以随时换，这对于机构的竞争对手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像这位老板不久前就“炒”掉了一家香港本地银行的合作机构。

　　既非“零和博弈”，更非“负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

　　吴焰：在信用卡这种支付手段的运作过程中，大体上涉及三方面的关系，即银行发卡机构、商户和持卡人。依你观察，在香港，这三者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刘韬：三者中，持卡人是“老大”，拥有“钞票选票”，地位最高。无论是商家还是发卡机构，断不敢得罪。发卡机构与商户之间，则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同样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商户虽然一定要装POS机，但发卡机构也不能“为所欲为”。

　　除此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共同利益，就是把签账额提高，签账额里，既有发卡机构的手续费收入，也有商户的利润，蛋糕做大，大家双赢。而要想把持卡人手里的钱“引”出来，当然还得要商户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发卡机构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最终，市场做大了，持卡人也得益了，实现三赢。

　　吴焰：你刚才说到“做大市场”，给我很大启发。现在，内地在这场银商矛盾中，许多人把焦点更多纠缠在手续费率的高低问题，集中在质疑银联是否“垄断”。银商几轮谈判也均告破裂，听上去，各自都确有可同情之处。但纠缠这些细节，可能永远是一个很难有解的结，而且，容易走入误区。

　　刘韬：什么误区？

　　吴焰：推广银行卡，是一项战略举措。实践证明，刷卡消费这种现代模式，可以使发卡机构、商户和持卡人三赢。问题在于：肯定会“共赢”，却并不等于说一合作就“赢”，其间有一个谁先赢、谁后赢、哪一阶段赢、各自在哪一领域赢的问题。

　　以银行为例，前期有一个制卡、POS终端、维修等投入问题，成本可能如他们所说很大，并导致“现行手续费率降无可降”。但他们为什么不说：一旦持卡群体、持卡消费额达到一定规模后，往小里瞧，节省了为现金押运的保安成本、柜台成本等；往大处看，国家改善整体金融电子化环境，这银行还不是大赢家？

　　商家同样如此。两度“罢刷”的上海最大家电经营商永乐家电，算了一笔账：去年刷卡率为23％，单是被银行拿走的手续费为1400万元。今年销售规模上升极快，1-5月，上海市场已近40亿元，刷卡消费比例更上升到目前的40％，永乐预计今年会有2400万元左右的手续费要交给银行。看上去，是够“冤”的，但这笔账其实并不全面，只是算计自己的“付出”，而没有计算“获得”。其实，他们上升的销售额中，焉知没有沾“刷卡”的光？我去年买一个大家电时，先在另一家商场看中，就因为该商场不接受信用卡，才转而选择了永乐。

　　刘韬：是，银商应是战略伙伴，应学会寻找各自的盈利平衡点。

　　吴焰：我相信，银行是看中了信用卡无限美好的前景才不惜大力去推广发展的。而商家，也必定意识到，银行卡结算方式将成为现代化零售业必备的基础服务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现在矛盾双方都口口声声把“赢利”问题端出来，若不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只能说目光太短浅了。

　　刘韬：对于内地来说，关键是要培育这一市场，提高银行卡支付额和支付比例。

　　吴焰：据中国银联的估测，目前中国人均持卡量达0.5张，预计到今年底，全国银行卡累计发卡量将超过7亿张，银行卡交易额约24万亿元，其中消费交易在交易中的比重将继续提高，总消费额大约可达6000亿元左右。

　　刘韬：其未来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巨大。面对这样的朝阳形势，我想强调的是：发卡行、商家与消费者三方的博弈，绝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负和博弈”，一定会是“正和博弈”。

　　吴焰：而且“博弈”的视野还应放得更宽，目标定得更高。因为，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承诺的兑现，大的国际银行卡组织自由进入我国、自由经营人民币银行卡业务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可以预计，在争夺内地银行卡业务方面，竞争将更为激烈。所以，在考虑如何解决眼下的银商矛盾时，切勿忘记这样一个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