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雪根

　　城市化过程中的积聚效应已使得城市居民越来越密集地聚拢到城市核心地带，人们在追求效率便捷的同时，身心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鲜活的生命需要呼吸、散步、放松，需要沟通、交流、亲切。美国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艾力认为：“理想的城市应该是这样：贴近自然，疏密有致，建筑和开放空间之间存在着和谐。……理想的城市应该付出高额的费用， 用于建设可利用的既有自然景观———比如清泉和绿树、又有艺术景观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空间有利于社区的形成和繁荣。”如何营造私人空间、地产开发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和谐关系，在私人空间不断挤占公共空间的今天，已成为城市建设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夺回失去的公共空间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呼吁：我们需要夺回一些公共空间。在张颐武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公共空间一直挤占私人空间。公共的力量是那么凶悍，那么厉害，连家庭也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但现在，对公共空间的恐惧，对公共性的恐惧已变成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原因之一是所谓全球化、商业化，它把人变成越来越独立的个体，人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私人空间，把公共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

　　我们的目标曾经是把个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保护私人空间真正的私密性。我们不想让别人随便进我们的家，要求电话预约，我们努力普及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但我们在保安的保护下，在防盗门的隔离中，在猫眼的审视后突然想念那些小脚侦缉队，想念他们所造成的邻里氛围，想念那种归属感、认同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怎样从私人手里夺回公共空间，让公共文化有一点点生存的地方。

　　首都经贸大学袁家方教授也指出，北京的空气质量好了，但水泥丛林的挤压却显得更加严重。北京人每到周末胜利大逃亡，到郊区寻找空间以便得到瞬间的喘息。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成为设计者、规划者、居住者共同的梦想，但现在，“田园城市”演变成了所谓的“卫星城”。袁教授认为，衡量一个公共空间与周边建筑的关系，首先应考虑它能不能感动邻里、感动社区。只有感动邻里、感动社区的空间才能体现一个城市的个性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从总体规划上有所考虑。

　　公共空间要靠市民意识呵护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设计师吴耀东分析，城市公共空间和四类因素相关。第一为政府因素。中国的千城一面、城市发展的方向———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由政治而不是专家系统决定的。第二，市民传统也很重要。中国社会私的概念很强，我们没有市民传统，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北京90%的地产项目销售模型放大楼间距，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间距是否就是这么大？因为这是公共空间，所有的消费者眼睛还只盯着自己家里这个私人空间。第三，城市公共空间本身的品质营造。该不该在香山盖这么多别墅？离长城这么近，该不该做地产？城市的公园周围到底该不该建很多的地产，或者到底该建什么样的地产，是不是对它的高度、容积率、建筑风格有所限制？全国性的“城市文化广场风”是不是真的在营造积极的城市空间？最后，公共空间的拥有问题。公共空间不一定非要大众拥有。戛纳的海滩正因为划分给了私人，所以才打理得很好，江南园林也一样。如果属于国家，就很难想象它们的命运。中国有太多没有打理好的“公共”空间。

　　威格斯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李忠也强调，公共空间，包括地产项目周边空间的营造和维护，要靠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利益立足于公共意识、私密意识和契约意识或者统称市民意识的培养，这种培养不可能通过呼吁或者速成来解决。有了市民意识，公园地产、公共空间的一切问题才能解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博雅西园的杨总提出，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才是我们需要的？国人上百年来的渴望就是住高楼大厦，农民进城住上城市的高楼感觉很满足，但住在城里的人天天讲山水好，农村好，我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也喜欢山喜欢水，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搬到农村去住呢？对此，吴耀东解释不同的人对公共空间有不同的需要，有钱人可能需要到海边度假，普通老百姓可能只想到农贸市场走一走，这涉及人的欲望。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谭纵波也赞同无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的说法，他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欲望达到某一层面的时候，又会向往乡村。如果没有这种欲望，也不会出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美国的郊区化理论。

　　北大建筑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昀说，人总在寻找一个与自己熟悉的环境所不同的风景，城市的诱惑在于有各种各样的风景。不断变化的风景实际上符合了人类求新求变的心理希望。正因为如此，城市的风景感觉比一般的乡村或者郊区风景丰富得多。城市实际就是一个多种风景、多样文化、多样人的综合体。

　　东西方公共空间有很大的不同

　　李忠强调东西方人对公共空间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既不能够拿西方城市的评判标准来评判东方城市，也不能够拿昨天城市的评判标准来评判今天的城市，最不能拿乡村的景观概念评判城市景观，这是非常错误的。

　　谭纵波认为，纽约中央公园的建设使得房地产商有了进行高档住宅建设的场所，带动了纽约整个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给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提供了在都市里靠近大自然的理想居住环境。当然房地产商发了财。买纽约中央公园的340公顷地花了500万美元，500万美元的32%是由房地产商出的钱。道理很简单，这是开发利益的社会返还或者社会回归。谁受益谁负担，这是在市场环境下最基本的原理。

　　伟业顾问总经理林洁认为，公共空间与居住空间有三性：混合性、平民性和商业性，三者都是非常关键的。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之间的混合性，是最有价值的；要创造一个积极的公共空间，尺度的把握、规模的把握是特别重要的。北京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人性的尺度、平民的尺度。以前是皇城的尺度，现在是首都的尺度；无论是营造公共空间还是周边的私密空间，最根本的利益驱动即商业价值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人文自然空间急需保护

　　家春秋投资顾问公司总经理黄岚把房地产项目的空间分为三度：第一度是建筑的空间。这是理性空间，完全用物理方式划格的空间；第二度是人文的空间。地产项目要结合区域文化、社区人群进行文化资源的整合挖掘；第三度更高的空间是情感的空间。目前地产项目做文化概念的不少，但都流于空泛，真正达到情感交流空间的地产项目极少。北京过去的街坊、胡同，是情感交流的空间，而现在站在家门口，你几乎找不到能够驻足停留、跟邻里打招呼的空间。

　　所谓公园地产项目大多数是借景、卖景，与风景并没有直接的交流关系。公园地产是否值得开发以及风景区的开发价值问题，关键在于资源是不是得到了保护、实现了更高的开发价值。文化保护区或者公园区域的地产开发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站在保护的角度去做。

　　王昀表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空间的风景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城市空间包括生活空间如何营造风景的问题显得比较重要。人的空间场景不断地从一处到另一处，过去有胡同、院子作为过渡，现在经常是从大马路直接进家，从大的空间一下子跳跃到狭小的空间，是不是符合人类心理的跳跃适应度，这在小区和建筑设计当中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北大博雅投资的王如君也认为，北京目前的感觉，生活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了。为了尽可能挤占营利面积，很多的人文空间都被取消了。人们更应关注商业的空间利用能不能考虑到人文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