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5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孙玉波李斌

　　歪歪斜斜的木质楼梯又窄又陡，虽已用铁丝“加固”，却仍在脚下嘎吱嘎吱响着，让人提心吊胆。走上阁楼，眼前忽然一亮：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趴在一张婴儿床上，抬起一双亮 晶晶的大眼睛望着我们。看得出，主人为这个小生命刻意营造了一个“良好环境”：墙上贴着纸画，床上挂着雪白的蚊帐。在周围简陋破旧的生存环境里，这温馨的小房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时间已经过去许久，而记者在重庆见到的“危楼里的婴儿”这一幕仍不时像电影一样在眼前回放……

　　不容忽视的城市角落

　　这里虽然地处天津市中心地段，靠近劝业场和火车站，但上千户人家全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都市“村落”。7月1日下午，天津华昌道居委会民政主任赵俊香大妈向记者介绍，这个小区有几多：老人多，残疾人多，下岗的多，失业的多，离婚的多，娶外地媳妇的多。1000多户居民中有300多户低保户，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左右，“有钱的谁在这住？有钱的都把老人接走了。”记者在一位下岗工人家里看到，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里，亭亭玉立的闺女已经19岁，却仍和父母住在一张床上。

　　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解放碑几十米外，也是一片“村落”。7月4日，记者在渝中区纪南门下伍巷2号见到了55岁的吴培德。小时候摔坏腿的她身高不足1米，一家三口住在不到9平方米的房子里。门前是陡峭的青石梯，一直下延到长江边。门口放着一个炉子，俨然就是厨房。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室内的大部分“地盘”，床上放着两床看上去颇有岁月的被子。

　　“这张床是我们23年前结婚的嫁妆，被子也是。”吴培德说。

　　虽是大白天，室内光线仍然很暗。但可以看出，主人挖空心思地利用空间：墙上、床下都摆挂着家什，贴墙靠着一个高不足一米，宽约半米的竹席。

　　“这是我晚上支‘床’的地方。”吴培德指着从门到床的“立足之地”说。

　　在重庆近郊十区，像吴培德这样收入和住房都困难的家庭(双困户)还有2.22万户；天津这一数字是2.7万户。一项调查表明，我国西部20个城市的双困家庭已达到19.7万户。都市里的“村落”已成为我国城市里不容忽视的角落。

　　3年多了，很多城市还在“按兵不动”

　　1999年，建设部出台《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提出由政府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在建设部的倡导下，一些城市相继以租金补贴、实物配租、租金减免等方式为双困户提供住房保障，住房保障的人均使用面积多为7到10平方米。

　　然而，迄今很多城市依然“按兵不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除上海、北京、广州、长春、福州、天津等12个城市有了实施方案、部分城市发放租金补贴或兴建廉租房外，大部分城市未见动静。西部166个不同规模的城市不到20%出台了廉租房方案，进入实质性操作的更少。和日渐扩大的低保人群相比，和成千上万困难户的紧迫要求相比，廉租房建设存在巨大的落差。

　　“廉租房只能靠政府，但是政府观念和体制上都不适应。”建设部张学勤处长认为，地方政府住房建设的重心是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把住房建设单纯作为经济政策的内容，重视发展商品住房，“眼”里没有廉租房的影子。

　　即使一些已实施廉租房制度的城市，也存在保障面太小、财税及配套政策不健全等问题：北京目前也只保障了7%左右的双困户，而有些城市的这一比例仅为0.4%。比例的悬殊，使廉租房主管部门建设部不得不承认，廉租房建设仅处于起步阶段。“全国10多个城市加起来，也就几千户，总量很小。”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文林峰副研究员说。

　　苦乐不均，东西部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

　　43岁的冯健康是去年北京廉租房“摇号”的幸运儿之一。20多天前，他一家三口喜迁“新居”，终于“逃离”大栅栏樱桃斜街28号那间约10平方米的房子。北京廉租房建设起步虽晚，推行却相当迅速，全市1万多双困户已有798户具备配租资格，396户找到了廉租住房。

　　同为直辖市，重庆却大不一样。重庆光是廉租房的政策准备从2000年初起就搞了两年。去年11月，渝中、九龙坡两个区开展了廉租住房申请登记。在翘首企盼半年多之后，一些困难家庭忍不住了，上市政府问个究竟：怎么过了都半年了，还不见落实廉租房？

　　谈到这一现象，北京一位处长承认：“北京推行快，说白了，一是有钱，二是受理人数少。”

　　的确，当北京市每年计划拿出1亿元解决廉租房问题时，在离北京仅数百公里的包头市，却在为廉租房“无米下锅”发愁。包头市房产管理局副局长刘国君说：“去年我们财政还给了50万元，可今年半年过去了，连一分钱还没有落实。”包头市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居民有8.5万多人、3.5万多户，占全市总人口的6.7%。

　　现实的状况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需要解决的双困户越少；而经济越是不发达，需要解决的越多。调查表明：我国西部23个城市仅现有人均建筑面积在12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就达35万户，其中无房户9万户。

　　东西部差距使都市里的“村落”现象在西部更加凸显。记者在重庆入户调查时发现，仅主城区就有近25万人生活在干打垒、筒子楼和木结构的危旧房屋中。这些房屋经过几十年使用，火灾、坍塌等险情隐患严重，相当一部分不具备基本的生活配套设施，甚至不能满足人的最低生存需要，成为城市肌体的病灶。

　　“我们只是希望住得像样一点”

　　有些事情，看似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却很近；有些事情，看似很近，事实上却很远。都市里的“村落”就是这样，虽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记者在采访中强烈感觉到，当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建筑面积达到21平方米，当一座座豪华小区拔地而起时，城市贫困群体的那份渴望和无奈：渴望改善住房条件，但又苦于能力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容易掩盖贫困。”一位业内人士坦言。

　　廉租房制度推出至今，仍是建设部门一家在唱“独角戏”。而廉租房所需资金也往往是房管部门从公积金增值收益部分、彩票公益金、直管公房租金、住房建设等费用中提取。“这绝非长久之计。”业内人士指出，“公积金的收益应该由公积金人说了算，廉租房这一最大的资金渠道很快就将面临‘断炊’的问题。”

　　“廉租房的性质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决定了这是政府行为，资金上应以财政预算为主。”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城市贫困的实质并不是很多人没有饭吃，而是居住水平、居民经济等差距过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现在到了该解决住房保障问题的时候了。

　　专门法律、专项资金、专门机构是世界各国政府实施住房保障的三大支柱。有关人士呼吁，廉租房制度要想“长治久安”，仅靠一个部门规章，约束力太弱，必须通过立法对各地进行约束，至少也需要国务院出台一个全国性的文件。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理应义不容辞地挑起这付担子，为城市贫民提供一份保障。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住得像样一点。”采访结束了，一位重庆市民的话仍在耳边回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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