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汽车展上，一款888万元高价的宾利豪华轿车，一亮相即被不知名人士毫不犹豫地买下。

　　不过800多万元的豪车比起上亿元的豪宅来还算小巫见大巫。最近上海郊区一处标价1 .15亿元的高级别墅刚一开拍即被人订走。苏州新推出两座古典园林式私家庭院，每座价格在2500万左右，也是开盘即被抢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豪宅大都建在风景旅游区的核心地带。上海的这处豪宅地处松山风景旅游区佘山脚下，苏州的两座园林都在市区的黄金地段。如果中国一些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都被私人占有，这必将影响到广大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这种住宅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行为了，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消费的范围，应上升到法律和道德的高度来讨论。

　　应当说上海和苏州的这两个案例仅仅表明豪宅热在中国拉开了一个序幕。随着这个序幕的拉开，中国私人资本将掀起一波更大的风景旅游地瓜分热。如果最近披露的几个案例付诸实施，全国将有更多的风景旅游区落入私人资本手中。

　　在中国的农村，每户农民要想建房，宅基地最多不能超过100平方米，也就是1分多地。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国家土地局也是有相关规定的。然而面对超级资本，这种限制和限度是否就失效了？中国的土地政策怎样在不同的国民间进行平衡？是不是对普通百姓和大资本家分别实行两种不同的国民待遇？

　　在国内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的今天，在中国还有8亿多农民与市民拉着巨大差距的今天，在上亿农民打工仔游离于城乡间风餐露宿之时，上海打造这样豪华的世界级私人别墅，对社会必将起到极坏的影响。中国必须在土地消费上进行立法，在国民间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目前中国农民每户建房的宅基地只能占地1分多，高收入者怎么就可以建造占地20多亩的豪宅？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以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来比较，以人均耕地1亩计算，20亩地是20个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源。由于上海郊区人多地少，4000亩地大约是上海郊区上万农民的耕地面积。以上海紫园为例，至少要有5000到8000个农民将被从原居住地上迁移，这么多人的迁出，就是为了那150多户富豪的迁入。从长远来看，迁出者所得到的报酬是否可以补偿他们今后许多年的生存？

　　无论如何，上海紫园案例可以典型地看出富人对平民生存空间的挤压。豪宅热的负面效应将更多体地现在社会道德方面，公众将对国民间拉开的巨大差距产生心理反感，更多的将是由于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产生的不满心理。豪宅热带来的经济泡沫将对日后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当下的豪宅热提出质疑。

　　在土地和风景区这些稀缺资源上，国家对待私人资本的进入一定要谨慎。外商在中国并没有特权，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购买。如果敞开口子，是不是跨国资本可以将中国的故宫买了去经营？一旦新希望购买桂林的案例成立，按这一逻辑，中国政府可以将任何一处旅游资源承包或拍卖给国内外资本。有钱的国外大资本甚至可以到中国来购买八达岭长城。

　　当前国内兴起的这一波豪宅热，是中国私有化运动在不动产领域的一次扩展。由于这种拓展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及长久生存，因此本人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反对通过大兴土木建造豪宅来拉动中国经济。靠鼓励高收入者高消费来拉动经济的思路值得思考。与其建造一批拉大国民差距、只用来供少数人享受的豪宅，或建造一批用来保值增值的豪宅，不如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实施公共项目。

　　第二，国家应通过立法来规定私人的居住空间，私人住宅面积要有最高上限。在生活方式上，资本的消费要受到限制。原则是：富人可以拥有房地产，但不能拥有空间超大、资源浪费型的住宅。早在2000年的人大会上就有代表提出议案，要规定每户住宅的最大面积，建议人大立法委员会考虑这条建议。

　　第三，国家要将不能进入市场的物品界定清楚。政府应当对社会保留更多的公共空间，市场行为不能进入公共空间和公益活动。这个问题应当上升到法律高度来认识，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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