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通胀水平很低甚至有通缩的背景下，可以提高人们的工资收入，同时提高房租，让人们有钱支付市场价格的房租。在这一前提下，“买房退税”才可以更有效地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与我市准备推行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相一致。

　　新闻背景：据媒体日前报道，不少城市为吸引高科技人才“定居”，出台了“买房退税”优惠政策。如上海市自1998年6月1日起，率先在全国尝试实行“买房退税”政策，此举 取得了积极成效。深圳市也一直在酝酿类似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台。另据《深圳商报》5月28日报道，深圳市将在11月底完成《住房分配货币化方案》，这使我们讨论“买房退税”有了进一层的现实意义。

　　所谓“买房退税”是指购买商品房者，其购房金额可以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中扣除。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上海等地“买房退税”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房地产商和购房者的欢迎。它活跃了楼市，刺激了房产消费，同时，能够吸引高收入者和高科技人才安居乐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项政策的实施也引来不少争议。

　　反对者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这项政策在促进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其他行业的税收公平性问题。二是如果买房退个人所得税，将会拉大贫富差距，因而违背了税收政策的立法精神。

　　反对者的声音有一定道理，因为这项优惠政策如果只限定某一部分人享用，确实有悖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买房退税”政策本身就该“寿终正寝”，而是应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买房退税”。

　　房地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大支柱产业。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也能有力地带动其上游、下游的其它行业发展。同时，让“居者有其屋”也是关系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因此，不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一直在实行“买房退税”政策。比如美国的做法是：凡购买自住房者，每年归还贷款的金额可以从当年应纳税税基中扣除。当然这种退税不适用于购买第二套或更多套住房的投资者。美国利用这一政策，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使住房与建筑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制定政策、塑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软环境，具体的经济行为由私人部门去承担。

　　政府实行“买房退税”是利用纳税人避税的心理。从人的本性来说，任何人都不喜欢纳税，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越高，缴税越多。一方面，税缴得多了，可支配收入减少；另一方面，缴税多少与个人福利甚少相关。难怪人们想尽办法要避税，甚至不惜偷、逃税。当政府利用“买房退税”为人们提供一个合法避税的途径时，人们自然会积极响应。结果是有力地刺激对房地产的需求，为住宅建筑业提供广阔的市场。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好处是，有了购买房屋的贷款，等同于人们借了债，从此就与国家的利息率政策挂上了钩。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早已显示，人们的总储蓄与利息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利息率能够调整的不是总储蓄，而是净储蓄。如果“买房退税”政策广泛推行，人们将使用大笔购房贷款。在此条件下，调高利息率，意味着债务负担加重，人们不得不减少债务，结果造成净储蓄上升；反之，利息率下降，人们认为可以更便宜地使用债务，负债上升，净储蓄下降。这是典型的利息率与净储蓄的正相关关系。若没有债务在总储蓄与净储蓄之间做媒介，利息率的变化是无法调节储蓄的。我国近年来利息率一降再降而总储蓄并不减少的原因之一是，个人信贷或债务没有形成规模，利息率无法调节人们的消费。而有了住房信贷等以后，利息率的作用触角则深入到居民的消费之中。否则，居民消费这一块是很难刺激得起来的。近几年我国刺激内需的政策效果不彰，恐怕与利息率变化不能调节人们的债务、可支配收入，进而不能调节消费水平有密切关系。

　　上海实行“买房退税”，其他城市包括深圳没有道理让上海“专美”。尽管上海“买房退税”政策将按照制定时的实施期限于2003年5月31日结束，作为地税收入较高的深圳，即使在所得税收入中央与地方分享前提下，仍然可以考虑由本地、本城市财政负担买房所需的退税。

　　当然，实行“买房退税”是在人们有能力有收入的前提下讲的。当前我国职工住房改革尚未彻底完成，相当一部分还维持着低房租、或低于市场价的房租与低工资并行的政策。只要这种政策不改变，人们就没有能力买房。在目前通胀水平很低甚至有通缩的背景下，完全可以提高人们的工资收入，同时提高房租，让人们有钱支付市场价格的房租。能够支付市场价格的房租也就有能力使用贷款买房或租房。这样，房地产的需求就有了。在这一前提下，“买房退税”才可以更有效地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这应是实行“买房退税”的大前提，也与我市准备推行的住房分配货币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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