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黄海川／文

　　万科和北大

　　郭钧(开场演讲)：1988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两年之后，感觉到很难发展。1990年去万科，我还托了一个熟人。后来万科开始组织了研究室，就我一个人 ，我当然做了主任，然后开始去做企业文化和研究这样一些东西。

　　我同届的同学郁亮，国经系88级毕业。他最初到深圳最好的一个公司深圳外贸集团工作，后来我把他介绍到我们的公司。他现在是万科的总经理，对万科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

　　1991年之后，我又碰到一个事，我开始来办《万科周刊》。我们社会学系85级1989年毕业的学生林少洲。我当时已经做了办公室的副主任，就把林少洲介绍到我们这个公司，开始与我做搭档。等到1992年我去了地区公司当总经理，少洲就接了主编，少洲后来在万科的发展里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后来国政系的两位吴冲和丁长峰，吴冲现在是国泰君安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丁长峰现在是万科集团的副总经理，他们对万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万科的发展是是与北大的精神和文化相通的。

　　今天第一个我讲的是北大，第二个我想讲房地产，第三个我想讲经理人。这是我人生到今天最重要的三件东西。万科这几个北大的学生，他们共同选择了经理人的道路，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文化熏陶和企业的氛围有很大关系。我今天在这儿讲了北大、房地产、经理人，我希望下次再来讲可以再加一个题目，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家”。

　　明升暗降？

　　主采访人：大家都知道，你在经历了《万科周刊》主编、天津万科总经理、华润置地北京公司总经理(前身是华远房地产公司)等岗位的历炼之后，最近变成了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退步，你的心态如何调整？

　　郭钧：这个事情，有朋友说我此前说了很多却等于没有说。今天我想不要愧对北大的同学，我给大家讲讲真话。

　　我觉得有四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一个因素是从公司这个系统里面，华润集团系统里面对这个事情的考虑。一个是社会的反映，一个是公司内部的反映，再加上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基本都是两面性的存在。

　　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很多朋友打电话请吃饭，我问因为是好事请我吃饭，还是因为坏事请我吃饭。我想他们都把它认为是坏事，所以在这个时候表现朋友的感情，这种关爱。但是我个人认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房地产行业里面做了大概十年的项目，卖楼甚至决定施工方案，甚至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缺乏激情。今天再让我去做，我会不会有更大的激情呢？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能够有这样一个位置，我可能过去完全在办公室里面，回家很累，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今天反而有这样的机会。在华润置地，对地产业务核心的技术，如果我们讲它有的话，核心的技术在我这儿。我有责任把这个核心技术进行整理，去包装去推广，让我们华润置地其它地区的发展做好。另外，我们需要让年轻人多承担责任，多做些具体的活儿。这个会不会有一点点问题？我也觉得有点儿问题，毕竟这个公司刚刚经过两年变革，确实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它是有十几年历史的公司，我在这两年的工作做了很多，但是并没有完全做好，还有相当多的计划和任务没有实现。我个人感觉，由我来处理解决这些问题，直接来处理可能对这个公司更有利一些，当然现在并不妨碍我可以参与解决这些问题。

　　从公司的角度，我相信它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这个公司地产业务的发展确实需要迅速地开发项目，这个时候需要核心的技术来支持，是不是需要我呢？我相信是需要的。同时他们还有一些想法，可能我比较看重战略，对操作问题有点轻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利的一面：它把操作问题简单化，认为房地产战略就是战略，操作就是操作，其实再好的战略如果没有很好的操作一定会失败。我们正在设计体制，让战略规划的人和项目操作公司管理结合得更好一些，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至少现在还没想好，这也是一个两面性。

　　从社会的角度对它的反映我觉得很简单，我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看一个人位置的变化，大家都非常看重具体的权利。如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你一定不会长久。反过来说，如果用新的理念，更新锐的观念来看，思考这个问题，捅破这张纸，这个权利给你带来什么？可能有的人觉得是带给你待遇，带给你很多荣誉，很多人簇拥着你？还是给你带来很多私利？这个权利对我来说，代表更多的是责任，并没有太多利益。

　　在公司内部也有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们会考虑到过去的公司，过去的华远怎么样，今天的华润怎么样，明天的华润置地怎么样，也会从两个方面来看。我到今天并不能够清晰地把这件事跟各位说清楚，不是因为我不想说，而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这是今天我们整个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市场经济、企业制度、职业经理、公司治理等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相当低的。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对整个华润，对我个人，对这个公司，对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可能加深了很多。

　　关于王石和任志强

　　主采访人：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王石和任志强先生。

　　郭钧：很难，真的很难。王石和任志强是房地产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我有幸在中国同时最了解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本质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可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背景在深圳学了很多香港模式，一个在北京学了更多宏观管理的东西，这是两人最大的不同。

　　主采访人：您觉得谁是朱、谁是墨？

　　郭钧：北京是红色。他们背景差不多，本身青少年在文革时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然后去当兵，然后再去读书，再下海。下海并不是自己做生意，都是为国家做生意。在一个小公司为国家做生意，他们两个人选择的道路完全一样。他们对政治对社会抱了很多的期望在里面，他们希望回报社会。只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里面没有给他们当官的机会，所以他们去做生意了，而且做的是国家的生意。最后他们选择不是自己做老板，虽然他们能够控制这个公司，但是他们也只是这个公司的领袖而已，而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我觉得在这点上相同，但是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方面，可能王石的选择就是把员工都送到香港。在北京可能离中关村近，任志强就把员工都送到中关村去。

　　傻瓜的买卖

　　主采访人：我今天下午跟我的客户也是地产界的客户，就快要入住的项目谈判了一个下午。您在华清家园也是跟业主的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我想知道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郭钧：处理客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跟客户沟通。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本人并不是说不愿意说赔钱给你，但是我请你给我一个依据。我在这个公司做职业经理人，不是说你告诉我，我就可以赔你钱，最好找一个律师。

　　主采访人：我当时的感觉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事已至此我只能尽量说服客户。但是我同时在想，这个也许是我们地产界的机会。购房者，尤其是买期房的客户很可怜，购房的环境很惨。买个电视一千多块钱，送货上门，保修三个月。买房的客户大部分是不舒心的，他们是义愤填膺。

　　郭钧：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说可怜，是因为许多业主受了这样那样的煽动和诱惑。好像把自己非要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到受害的地方就是问题。这个对房地产业、发展商求全责备的思潮使问题很泛滥。我坦率说，房地产业真正市场化发展不到10年，这个行业的现状就是这样。大多数发展商可以做到依法依合同，但保证不了完全避免产品瑕疵和服务缺陷，而且房地产业的政府管理、政策法规、行业配套的不完善也是事实。你是花了一百万，那么他更多的成本是在土地上，你可能花了四十万，更多的成本是在土地上，不是在建安费上。今天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贵？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它是非常合理的，不是因为房价收入比合适，而是北京房价贵之后它其实是对财富的一种再分配。这样的话，那些被拆迁的人就可以拿钱更多，主要原因是这样。其实这个房值一百万吗？不值。你想住得那么舒服从建造上完全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但是这个体制，这个土地的政策使得有钱人付出了更多的钱。我们的土地来源于拆迁的地方，或者来源于工厂，或者来源于农民，我们买地的时候可以付钱多一点儿，被拆迁的居民可以多拿钱，农民可以多拿钱。其实如果讲公平，对有钱人是不公平的。我们整个业主，加上市场气氛，加上恶意的煽动，要么就是对这个行业的抱怨，这个气氛最后造成中了某些人的奸计：业主对发展商有意见。其实，业主和发展商是天生一对的利益共同体，可能有矛盾，但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主采访人：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从经济学来说，客户是属于信息不对称的信息弱势方，属于弱势群体。这个与您在2002年提出，作为客户服务年这个理念是违背的。您能否解释这个问题？

　　郭钧：我更多是从社会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做到信息对称，但是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曾经有一个业主也在读业余MBA，他读了一个课程之后，把他课程的一句话写封信给我，意思是说可口可乐承认错了赔钱，为什么你们有错不承认，你们应该承认。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从生意模式上讲，每个消费者都为了做一次消费不得不成为专家，我相信这个行业一定是不成功的。对称从理论上可以做到，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为了买房子成为房地产专家，一定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我觉得很有压力，从社会原因上为什么有今天，即使有不对称，即使有房地产没有把行业做好的原因，不至于搞得这么僵。

　　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最成功的项目是什么？华清嘉园。为什么？这块地我完全可以不这样设计，我可以把它设计成八千块钱一平米，甚至设计成一万块钱，我保证照样可以卖出去，利润会更高。但是我们实际上把它做到了30万平米，售价控制在六千块左右，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的特点是土地资源有限。这是发展商的良知，我完全可以做得很贵，但是很多北大、清华的老师住回龙观，大清早起来上班。我的一个责任，希望能够傻瓜卖房，傻瓜买房，你不需要了解，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行业的信任，这是我们公司应该努力做的。所以我们叫客户服务年，为了让客户知道更多这个过程，其实是为了让他将来不必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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