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王石当然是件极具挑战的事。上网随便那么一搜索，关于他的文章就有五六千条，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做新闻的人好像都怕落下关于王石的什么消息，他给摩托罗拉一款手机作广告了，他要去登乞力马扎罗山了等等。

　　我和王石见面时他穿了一件清爽的蓝白条衬衣，用背带，衣着品位的关键应该是在脚下——好像深谙时装界要比别人早一季的要领，他在满大街的人还未换掉凉鞋的时候，已经 穿上了那双来自澳洲的质地良好的靴子。并且是光脚穿，要不是我事后知道他是因为脚肿穿不上袜子，一准儿就把他当巴黎时尚看了。

　　我之前采访他的一个同行，要我帮忙给他们两人来张合影，我说今天的王总看起来还是蛮帅的，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平常看起来不够帅？我说报纸上的照片有时还行，有时候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今天带了我们报社最好的摄影记者来，照片会送你一套，如果哪一家报纸用的片子不够理想，你就可以用你手里的片子把它换下来。

　　很显然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一直在观察我，他的目光炯炯，是一种毫不回避的审视，有点像一个尉官在看一个下士。到他开口说话时，他说，“我一直在从你口音里判断你是哪里人，但是猜不出来。”

　　我得承认王石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他的魅力来自他鲜明的个性、他的自信以及他做事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自述自己是军人出身，比较严肃、生硬，有时爱发火，和人交往时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缘半句多。

　　但如果真是这样一个王石，显然不会有时下的人气指数。

　　记者们追逐他，是他总能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即便有的时候不那么顺耳，比如有记者批评王石炸武汉万科广场是在做秀，他马上回敬说是记者做秀，是媒体更希望他炸万科广场而不是拆，因为“炸”比“拆”更具效果。而他本人则会从成本考虑用哪种方法，炸只是拆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炸楼需要500万元，而拆只需要300万元，他当然会选择拆。

　　另有记者问武汉万科为什么放了六年之久还没有完工，他就老老实实解释原因，然后对未完工程影响了武汉的市容向武汉市民道歉。

　　有记者让他在一大堆极具光环的头衔里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头衔时，他说宁愿挑一个最不起眼的“王小二”。

　　也许他的魅力恰恰来自这里，是那种矛盾混合之后表现出来的气质。既要做房地产业界的领跑者，又肯拿出自己的失败教训来和大家共享，让后来者少走弯路。既充满自信又相当谦和。公司早年的一次裁员，他是政策的制订者也是有利的执行者，但他事后承认这一次裁员让他背了很多年的心理阴影。

　　有时他也写点东西，在一篇文章里忆当年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1983年我来深圳时已经33岁，但一切都是从头做起，货场搬运、鸡料推销，还兼司机、出纳，是个典型的小人物。17年过去了，万科做大了，我也水涨船高成为所谓的公众人物，但骨子里我更喜欢80年代的创业生活，我愿意保持已经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内心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8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是个大工地，到处掀开的黄土工地，推土机、泥头车烟尘滚滚！开始做饲料生意，在火车站的货场，我领着临时召集的民工卸玉米包，自己仗着年轻也跟着扛，一包的重量有75公斤。休息时，一位民工不解地问我：‘你城里人随便做什么生意也不至于同我们一起扛麻袋呀？’我没有回答，但心里却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生意做了半年蛮红火，被号称为‘饲料大王’，到了1984年放弃饲料生意，组建万科至今。公司出名了，公司的创建者也出了名，风光的一面100%的被外界传诵，经历的酸甜苦辣、切肤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工作上有高潮也有低潮，低潮时情绪低落到一句话也不想多说，就像患了自闭症。怎么熬过来的？但有一点，自信心还没失去……”也许这才是一个真王石。

　　与其说是哪个人影响了我，还不如说是哪一段经历影响了我，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当兵的经历、一是上大学时的自学。

　　我的家庭里，母亲占主导地位，我肯定是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多。她是锡伯族，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我想我个性里的某些不安分的东西肯定是先天的。但我以为经历对我更重要。

　　第一段具有影响力的经历就是部队生活。我们那个时候能去当兵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我当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职业军人，但是到了部队以后，我发现我的个性特征可能不大适合当兵，因为我比较喜欢出风头，喜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所以在当了五年汽车兵之后，我就离开了部队。这一段经历在当时肯定没有显示出什么来，我到后期甚至特别盼着离开部队。但是在我日后到深圳创业也好，还是至今做的许多事情，我的部队生涯都给了我许多正面的有意义的帮助。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到深圳时已经33岁了。当时就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获得更多一些的发展机会。创业阶段肯定要吃一些苦，但是因为有在部队艰苦生活的锤炼，在常人看来要吃的那些苦在我看来什么都不算。

　　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找我出去办点事儿，我问他，你吃饭了没有，他说吃过了，我说我还没有吃，他说要不要出去吃一点，我说很简单，当着他的面儿，撕开一袋方便面，干吃了。那时一块面包当一顿午餐在我看来很正常，领着民工扛150斤一袋的饲料，也很正常。绝对不会觉得苦。

　　再就是部队的集体生活对团队意识的培养。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你自觉不自觉地就加强了团队意识。所以有人评价万科的组织纪律严明，我想这是和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的。第二段经历是上大学。我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从部队转业后，即使去开车在社会上也是受欢迎的。但我选择了去当锅炉大修工。我只要告诉你锅炉大修工的粮食定量，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多么苦的职业。当时的机关干部是每月27斤粮，司机是45斤，而锅炉大修工是49斤。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想上大学。那时候上大学需要推荐，我想没有人会推荐司机但有可能会推荐工作条件更苦一点的锅炉大修工。

　　-我如愿以偿上了大学。但我并不喜欢我的给排水专业。我把很多时间花在自学的两门课上，一是英文，二是政治经济学。

　　这两门课对我很重要。英文让我的信息量比别人多多了，当然今天能说英文的人、能通读英文的人太多了，那时候的情况不一样。我因为喜欢旅游就去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一些原版的英文杂志，其实那都是一些公开出版物，是很容易共享的资源。但我一和别人聊天，就发现自己知道的信息别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优势，也很容易建立自信。

　　选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当时泛政治化的大环境，我特别希望借助这样一门学科，弄懂当时一些想不清楚的问题。当然学了三年下来我也还是没有弄懂。但是政治经济学至少给了我一个基础，思维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

　　-刚到深圳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你只要有几千打折叠伞，半吨味精，你就能发财。但我没选这个生意。

　　当时许多人都在做这个生意，去找批文、换外汇。我没有做这单眼前就能赚钱的生意，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很简单的关于供求关系的道理。我并没有更多的关系在找批文换外汇上。等我跟着大家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市场上肯定是供大于求了。

　　经过调研，我决定去做饲料生意，因为当时深圳有两个饲料厂，都存在对原料的潜在需求。谁能解决运输，谁就能赚钱。

　　我的朋友都说我傻，放着眼前赚钱的买卖不做，去做一件看不到结果的事情，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不是很急功近利，一定要春种秋收。但我确实是属于那种目标设定比较清楚的人。

　　-小的时候对父母的印象是他们天天工作，就像职业革命家，对家庭的顾及很少，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

　　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你生在一个充满欺诈的家庭你想有诚信很难，相反也是一样，我的父母给我的印象就是工作，那我就会把工作看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对女儿在尽到父亲责任方面是很惭愧的，她从小在广州长大，我对她的关心很少，但潜移默化的东西肯定是有。她将来想做什么我会完全看她个人喜欢。

　　-一个人的成功一是先天，二是机遇，三是后天努力。

　　先天是什么概念，比如演小燕子的赵薇，她先天的东西，就是她的长相，她的长相和她扮演的角色之间比较契合，大家就会认可。机遇对她来说就是能入选琼瑶的戏。

　　对我来说，我的先天可能是受母亲的DNA的影响。但更多的成功来自机遇

　　如果我早生十五二十年，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不是被人打成右派就是打右派的人，我绝对不会是中间派，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我风华正茂被打成右派，就算平反了，一辈子也过去了半辈子。另一种是你打别人右派，那么过后的很多年你都脱不了良心的谴责。这种机遇把握了、没有把握都比较痛苦。

　　努力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有时是主动的，有时也是被动的。比如我对风水既不信也不通，但是1988年拿了一块地，价钱非常高，是因为政策原因使得市场进入的价钱比较高，但我又不好这么说，所以只好说风水，我一晚上看完了市面上所有关于风水的书，第二天就左青龙右白虎地充大师了。

　　这只是一个例子，许多年轻人问我与时俱进的秘诀，我想还应该说是学习，比如我对互联网的学习。为了弄懂它，专门跑到硅谷去苹果公司、惠普公司去了解，和他们公司的人聊。年轻人可能会说他们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一定会有适合他们的方式去学习。

　　青年时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斯汤达的《红与黑》，前者给了我许多人本主义的东西，后者就是那个于连，他的奋斗精神激励了那个时候的我。

　　我喜欢的书更多的还是历史方面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第一次看，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等。

　　有些人会因为我看这些书而说我有野心，我个人的想法是：在中国的社会进程中需要更多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企业家，所以我不会舍弃目前能让我发挥更大作用的企业家的职务。

　　-登山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我在山上一呆就能呆一个月，你能吗？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

　　按中国人传统的观点来说，上至皇帝下到老百姓，不理朝政、纨绔子弟和二流子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我喜欢登山，就有很多股民在网上提意见，说你少潇洒点好不好。

　　我一直探讨的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制订企业文化。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的价值观，现代企业应该是让人工作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我登山目前已不是个人行为，也有一些示范性。中国的企业家不应该只知道卡拉OK,或者只把高尔夫当做是高尚的运动，我想还是需要一点挑战或冒险的。我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登山，因为我认为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该工作时工作，该休息时就得休息。

　　国内的很多人认为登山只是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的活动，但国外的许多登山队的人员构成就是银行家、律师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在他们来看极限运动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这些运动碰巧我都喜欢而已。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觉得生活更有意义，更珍惜它。况且它并不影响我的工作。

　　-我在公司也强调这一点，“健康奉献人生”，不仅是工作时要健康，人的一生都应该是健康的。

　　我们从不鼓励带病坚持工作，更不鼓励抛弃父母家庭的工作狂，生病了不仅要去看病，还要问清病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可以想见，一个人要是连父母都不爱，你是不是很难说他会爱公司？当然部门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售楼处就是周末的时候人多，该加的班也得加。

　　我只是说一个大的概念，是这个意思。

　　-采写／本报记者王丽文

　　-摄影／庄健

　　王石，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省柳州市，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改组发行股票，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王石历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2月辞去总经理职务。

　　-1994年王石荣获“深圳市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金牛奖”。

　　-1998年1月王石受到国家总理朱鎔基接见，朱总理对王石对房地产的市场走势和看法给予充分肯定。

　　-1998年12月王石入选《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所拍摄的大型电视人物传记片——《20年、20人》节目。

　　-1999年4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99中国企业高峰会”，并代表中国房地产业界在论坛上做专题发言。

　　-1999年5月参加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99中国住房发展论坛”，在论坛上第一次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

　　-1999年9月应邀出席“99《财富》论坛”，并做专题演讲，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适应新世纪、新市场的挑战。

　　-1999年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被推举为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推动中国城市住宅产业的良性发展。

　　-2000年6月，发起组织“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和推动“新住宅运动”。

　　王石现兼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以及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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