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深交所一心和上交所争第一

摘要

“上海不是刚刚开放吗?深圳开放得比你早,看谁有本事把交易所做大,所以我一心的目标就是要超过上交所,做中国最大的交易所。”——深交所第三任总经理夏斌

  1978年,那个时候我毕业时还很年轻,进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当时财政部长张劲夫是党组书记,副书记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行长陈希愈。副部长吴波在机关大会上讲过,我们政府机关定政策一定要讲究联系实际可操作,讲严谨。他说中央机关的政策如果差之毫厘,落实到基层,这个尾巴就不知道甩几里地去了。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说明中央政府、中央部委机关政策的重要性,要求的严格性。

  【从小学到大学,夏斌是一路优秀过来的。离开学校,走进财政部的大门,他开始真正面临人生的抉择,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家后,他选择了人民银行,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开始招生,1981年他考上了央行第一届研究生。他说自己“当时志向很大,就想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好好布局研究中国的金融改革”。

  进了金融黄埔五道口,夏斌又萌生去国外看一看的愿望,他争取到公派日本留学的机会,去了当时世界最大的投行野村证券,直面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

  当时正值中国金融改革序幕徐徐拉开,他毕业后就投身其中。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到1993年调入中国证监会,担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再到1993年7月,受命南下,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他亲身经历了这序幕中最激荡的部分篇章。】

目标就是要超过上交所

  实际上我是深交所第三任总经理,但真正被组织任命总经理,我是第一任。

  当时叫我去当然很高兴了,我基于日本基于国内的学习,我跟吴晓灵两个人在金融研究所,她当处长,我当副处长。我们两个人分工,她一直搞货币政策研究,我一直搞金融市场研究。憋了那么长时间,一直搞金融市场研究。

  搞金融市场研究,好不容易叫我到第一线干,当然很兴奋、很理想,带有抱负,带有理想主义。所以,我在上任第一天的交易所全体员工大会上,我有一个(讲话),讲了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说大家应该认识到我包括大家在内,我们都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在中国证券市场史上我们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哪怕在中国证券史上我们写不下一句话、一对词,就画上个标点符号,我们也已经一生聊以自慰,一生得到安慰了。自己感觉很兴奋、很高兴,自己知道在做一个崇高的事业,中国的市场经济,叫我用今天的语言讲,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意味着资本项下开放,这是中国整个经济改革最后的成功标志,向全球开放。这是最危险的,最容易产生风险的。

  当时怀着满腔热情去投入,我在国家机关待过,参与各种金融政策的制定,我知道没有大、没有小的,是看本事。上海不是刚刚开放吗?深圳开放得比你早,看谁有本事把交易所做大,所以我一心的目标就是要超过上交所,做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我那时重点、重心就是业务,打第一个交易所。深圳是像美国西部开发一样的,多少博士生、硕士生、机关干部、大学教授纷纷下海到深圳,充满活力的地方,平均年龄26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1978年,七几年前没有深圳市三个字的,对吗?两万人的渔村,那是后来才建立的深圳市,一个小渔村,今天看到的是这样。这样跟老外宣讲深圳的股市,我说你们所知道的就是上海外滩那批和英国、欧式差不多的建筑。我说我是I am from Shanghai,我说我知道,但是在金融市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间,咱们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有些方面深圳远远比上海做得好。我当时讲,我现在还背得出来。深圳1978年-1993年期间GDP增长,外贸增长,进出口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远远把上海市、北京市甩在后面,我说这就是深圳。当时经济学博士三分之一毕业生全在深圳,我很兴奋。

  一帮老外他们要进中国股市,来参观、来考察,我就给他们宣讲,费口舌让他们进来,那时候B股已经可以进来了,他说我们再回去研究研究,我说你研究研究机会就错过了,时间就是金钱,研究研究机会就错过了。他说你们的法制不健全,我说是不健全,我们在健全,等完全健全了你还能赚大钱?这样忽悠人家老外。从宏观到微观,从宏观到技术,方方面面跟人家谈。

  全国各地拉上市资源,就像现在的世界各国交易所老在中国论坛露面,干嘛?我一看就知道,拉上市资源,拉到那儿去上市嘛。我们也一样的,我要跟上海竞争,我到西北设点,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当时建的,我们在其它地方设点,我在上海交易所眼皮底下设工作站,派人。

有一件事没做好:互联网建设

  我还有一件做了没做好的事,就是互联网。我在1994年,交易所就办了一个互联网信息公司,交易所信息公司。当时有一个部门经理跟我说我们搞互联网,我说哪听得懂什么叫互联网?他就举例子,说我们有一个电脑。我说电脑我懂,电视机我也懂。他说我们只要把信息跟那边搭上,现在知道是连上网络。他说外国的东西和我们交易所的任何东西以及照片,外国人马上就能看到。然后就让我参观他们开发的东西,中国除了高等院校有关单位之外,一般性的单位没有搞互联网站的,我们自己网站已经建立起来了。

  “嘀嗒嘀嗒两秒钟成交”,一方面通讯通过卫星,北京沙河的卫星,有一次这个卫星出故障了,零部件是以色列的,上海也在交易,我们交易中断了,这不丢脸了?市场完全完蛋了。急得要命,也是夏天我记得,赶紧叫以色列专家过来。北京雨季,飞机下不来,急得我要命,通过光缆X.25。整个中国邮政通讯事业的设计有三大中心,北面是北京,中部是上海,然后出海光缆、海底光缆,南面是广州。没想到金融改革在深圳搞交易所,我们的交易网络一天都是高峰,行情一好大家都买,全国老百姓有多少股民?一下子就堵了,堵了就瘫了。所以,地下的、天上的卫星同时用,现在当然更发达了。

  我参加过西班牙首都的一个交易所,我问他,你们一天交易量多少万,他说7万笔,我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以为没翻译好,只有7万笔,哎呀,我们70万笔都已经落后了。因为我们中国股民太多,散户太多,现在可能开发到几百万笔,“嘀嗒”,一秒钟之内要穿过多少交易量、交易次数。

  交易所的基本建设,包括推广,会员制的建设,以及上市的各种各样制度。其中推广又包括宣传媒体、对外的营销,对交易所的营销。交易所刚成立,很杂、很多、很难,当时在其它部门还是很计划经济,还用电话的时候,还要我出面请客吃饭,给有些券商多拉几根电话线,电话不够,营业部电话线不够,都要通过邮政部门,什么都得搞。

  【从1993年7月深圳赴任,到1995年返京,夏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任总经理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做了不少别人没做过的事:股市跌得一塌糊涂时,冒着挨打的风险跟股民开过座谈会,为了和上交所竞争,创办《证券时报》,创办互联网信息公司开展网上交易,还编制了成分股指数……】

  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GDP做到了80几万亿,自然交易所,哪怕是两家,都做大了,这是第一。

  第二,规则越来越细。成分股指数编写,那也是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股市跌得太可怜了,深圳的综合指数跌到了97点,我女儿在北京念小学,我猛然回来,她说“爸爸,指数都快跌没了都”。这句话就受刺激。然后我们就研究,参照国际惯例,选出好的,编成分股指数。编成分股,潜在的我的出发点很清楚,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围绕着涨我要模拟,为了模拟我要有各种各样的权数,那是很讲究的,选什么股,可流通市值是多少,大股、小股、行业代表,这里面有很多组合的。

  走了之后,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这个交易所已经是区域型交易所变成全国的交易所了,就不是光面向广东地区,好像比上海矮一等,不存在,平起平坐,大家竞争。

央行曾管过典当彩票和基金会

  【从深交所卸任回京后,夏斌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当时正值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管金融工作,已经在着手整顿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乱集资等问题。中国经济逐步摆脱过热阴影,实现软着陆,但过去积累的一些金融风险亟待解决。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于1998年8月开始,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收拾烂摊子。

  专门整顿什么呢?今天说来以后又是一个笑话呀,那时股票已经是证监会成立了,保监会成立了。所以非银行指什么呢?信托公司、集团财务公司、租赁公司,消费信贷资产没有,典当行、彩票、企业债券,高尔夫球卡当时还管过一阵,很多不是中央银行业务。还有基金会,一千多家基金会,公益基金会。

  我就当司长,按照中央银行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比较理想的状态,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央银行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都进行了梳理,把债券加给了发改委。彩票刚开始我也不太熟,后来明白了,用通俗的话说,彩票就是微笑地纳税,笑着去买的,然后帮助做福利事业,某种意义上解决财政的压力。这样微笑的纳税,本身是税收行为,那你交给财政部不就完了嘛,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管这个,那时楼继伟是副部长,好啊,你不用来了,你把材料交来就行了,就移交了。

  典当行,翻了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没人管典当行的。后来又给镕基总理打报告,交给谁呢?日本好像是警视厅管的,我们也不能交给公安部啊,就是把金融牌照给摘下来,典当交给商务部,当时是经贸委。

  还有基金会,基金会是做公益事业的,是做慈善事业的,当时人民银行批。人民银行批就有金融牌照,有金融牌照,就招了一批金融硕士生、博士生,就玩金融了,搞投资,搞啥,搞搞搞就搞乱了,坚决把金融牌照给摘下来,交出去,民政部还不要,后来民委副主任还压我们,后来我们只能给朱镕基总理打报告,最后把这个交出去了。

  我现在知道商务部批的租赁公司有几千家,现在叫银保监会,银监会批的金融租赁可能十几家吧,我当时走的时候十几家。当时不叫商务部,叫外贸部还是叫什么,那时是一千多家,人民银行十几家,我当时按照典当行、彩票、企业债券方方面面规范的思路出发,我也很主动地把外贸部相关的一个副司长叫来,我说咱们俩研究一下国家的这个事,先不要往上报,我们底下具体部门研究一下看这个怎么处理,要整顿金融秩序,要整顿金融乱象,总理也都有要求。

  我说这个事你不好意思,我先说,我说一千多家你不要管了,实际上都差不多,都归我中国人民银行管,那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没成立。他说不行。不行我说这样,我不管了,我把十几家给你管,他说不要。这我就没招了,他不行,也不要,最后就完了,这件事情就打个句号了。

中央政府绝对不能拿钱垫

  【信托业是中国金融业四大支柱之一,自1979年至今,共历经六次整顿。其中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是1999年3月开始的第五次整顿,目标是令信托业务回归本源。本着“不让有问题的公司留下来”的态度,监管层撤消众多规模小、资不抵债的信托公司。此外,信托公司的存款与结算业务被叫停,证券经纪与承销业务被剥离,信托经营机构得到进一步清理。】

  一整顿,最后就全在信托,因为信托当时已经是金融百货公司,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混业经营了,它啥都做。所以风险没控制好,内部管理没管好,我很坦率地说,从国家的角度说,我们的监管思路不清晰,监管政策不细,其实也纵容了有些问题的出现。方方面面都有,所以信托就整顿了好几次。

  今天的信托公司有60多家,原来是239家信托公司,信托业整个资产6464,我印象非常深刻,6464亿。怎么把180多家信托公司关闭的关闭,破产的破产,重组的重组,改制的改制,把信托牌照拿下来变成一般的商业企业、工商企业,改制的改制,通过各种渠道措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老百姓、海外社会上所知道的就是广信破产,实际上广东信托公司(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我180多家关闭中间的一家而已,大多数安安静静关掉了。这里费了大量的工夫,花了很大的心血。

  讲一个小例子就行,公司关闭了,现在叫整顿互联网金融,整顿小贷一样。公司关闭了,债务怎么办?这种公司有机构债务,比如说中央事业单位的债务都有。我印象很深,中国航空航天什么空间研究院,在哪家信托公司存了几百万,听说这个公司关了急得要命,拿着朱总理的批示还是拿什么东西,要求把钱拿走,我说不行,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一律按有关政策办事。先清产,到底还剩多少钱,剩下来我们看有多少还多少。

  个人债务怎么办?我们有政策,关闭海南几家信托,处理海南几家信托在外地的分公司的债务。比如说武汉,比如说上海。然后就说按照我们日常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建议该公司某某某公司因什么什么原因,根据什么什么法律决定,从几月几号开始关闭,宣布接管。然后中间还有一大段,最后讲到“把债务,待公司清算后,”往常我们都写着“全额偿还。”

  记得有一次开会,在北京在国务院开会,决定最后一段话“该公司欠的个人合法本息,在公司财产清算后,依法偿还”。这个报告一传到武汉,我记得好像是夏天,马上上解。

  那一天周末,好像是夏天,周末,马凯秘书长打电话给我“夏斌,你看怎么办?”因为他知道我整顿金融秩序,他没找行长,直接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说很简单,最后一段话“依法偿还改成全额偿还”,两个字一改,赶紧传真电报过去,让老百姓看,中国人民银行表态了,“该公司欠的个人合法债务,待公司财产清算后,全额偿还。”老百姓一看就懂,马上就散了。

  这种事很多很多,大量讨债要债的事件发生,群体性事件。教训是花钱买来的,这个钱怎么算?有些最后是人民银行垫着钱借给中央政府还钱的,是花钱买来的。地方政府后面还了没有?还多少我也不知道。

  我们整顿过信托,在我手上是第五次整顿,五次整顿,关了一大堆,输掉多少钱,输了多少钱没人计划,没人去算的。现在搞的大资管100万亿的整顿,实际上就是没有按照信托本质来规范,各个部门鼓励各个底下的机构闯,闯到现在,要协调监管,要合作监管,那窟窿怎么办?这都是钱啊,谁补?中央政府拿,坚决不能拿,我认为不能拿,全社会道德风险,绝对不能拿。那不拿,有些情况怎么办?

  在宏观部门就要思考,化解风险,守住系统性风险不爆发,并不意味着一点风险不释放,该释放还要释放一点,但是不能爆大势,因此释放意味着要收钱,收谁的钱?收中央政府的还是地方政府的?当然要看具体情况,还是收企业的,还是收银行的,还是收个人的,你得要有个思考。收当代人的钱,还是收后代人的钱?收中国人的钱,还是收外国人的钱?现代人的钱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拿钱,谁负责,谁拿钱,后代人的就是央行拿钱,拿不好就是通货膨胀,那是后代来负担了。

  今天遇到的问题,其实在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关于分业、混业经营讨论过,我在2003年也说过,我说今后的中国金融创新无非就是两条,商业银行为了利润,第一要突破政府的利率管制,第二要突破分业的管制,向跨行业经营。

  今天有些金融乱象,我认为属于没有很好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或者说总结某一阶段的教训。

  一定要打破刚性兑付,一定要教育市场,教育老百姓,教育机构,教育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绝对不能拿钱垫,拿钱垫这个口一开了,就万里长城的口就开了,给谁不给谁,都给,要给多少?我始终认为好好总结各方面的教训很重要,某种意义上比总结经验还重要。教训是残忍的,但教训对后面是有启发作用的,有警示的。

王石找我,我说得按规矩来

  王石在他的书里也讲到,王石前阵子不是跟宝能(打)吗?万科、宝能,宝万事件。其实我在那时,1993年、1994年就有过,那时君安收购,市场收购,后来也发生,王石在回忆录里写到,给我打电话,说我官腔。确实我说依法办事,看看上市部有关规则怎么处理,他的意思是叫我马上停牌,我说我们得按规矩办事。我记得有一次“宝延风波”,和宝能、万科的事是一样的。

  正好不在国内,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我去的时间不长,因为很多都是有很细的规则,我在外面,当时也不像现在微信传个文件过来,传个什么,在宾馆里住着都不方便。我记得当时在电话里说,在电话里我更不能表态。

  就是人家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要收购。

  中国资本市场刚刚开始,都没遇到过那么多事,好像有规定,比较粗。后来就(发生)这个事以后,又改善细化了。

  大家都在改革开放历史中间,心都是好心,都是各自的好心,他要把企业做大,我要把交易所按规矩做好,都是好心。

《亲历改革》全集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第二集】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为何难推进难落实?

  【第三集】白重恩忆94年税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远征:中国银行业的“破产”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第六集】陈东升:“92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第七集】黄益平: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

  【第九集】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公募基金行业刚刚迎来发展的起点

  【第十集】宋晓梧解密新农合出台幕后:卫生部与财政部激烈争论

  【第十一集】周远志:我国经济体量已是巨无霸 还能有6%以上的年增长是奇迹了

  【第十二集】吴晓灵回忆金融业改革:央行主动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对张文中案的重新审理 是保护产权的信号

  【第十四集】王一鸣:比出台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第十五集】段国圣:保险资金应在股权和项目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十六集】许善达:实践证明当年的财税包干不是个好办法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忆建中国高铁: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几层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烂摊子:央行曾管典当、彩票和基金会

  【第十九集】隆国强:中国靠什么解决了出口创汇问题?

  【第二十集】东昌集团丁建勇谈营商环境:变化翻天覆地

  【第二十一集】刘世锦: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断试错试出来的

  【第二十二集】段永基被逼上四通:遇到很多第一个吃螃蟹的事

  【第二十三集】张志洲:看空中国的大空头败在哪里?

  【第二十四集】蔡昉:人口红利还有 但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挖掘

  【第二十五集】樊纲: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转轨

夏斌
深交所第三任总经理。现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曾长期在中国金融决策与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政策等。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在改革开放早期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主要著作有:《转轨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研究》、《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报告》、《证券大辞典》等。

栏目介绍

“亲历改革——中国经济50人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新浪财经的合作项目,旨在记录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采访对象包括吴敬琏、杨伟民、樊纲、吴晓灵等著名经济学家与企业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由刘鹤、吴敬琏、杨伟民、周小川、易纲、楼继伟等50位财经界官员、著名经济学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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