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各位老师和同学，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经管学院，首先感谢大家冒着风雪来参加我这样一次讲话。

今天想讲的题目主要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应该说当前的形势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确实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所谓企业国际化，大家都知道一个企业能够以国际化的视野和开放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能够打造一个更大的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的平台。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面临什么样的新的形势呢？我想一方面在国内主要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加快，这样的话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倒逼的机制，迫使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化的路上走的更快一点。关于中国的经济我想先提出这么几个观点，看看大家觉得合不合适：

第一个，中国的经济的转型，实际上它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并不是像有些人讲好像中国经济的转型就是使中国企业更快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所谓高端服务业为主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我觉得她整个经济基础是实体经济，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是以制造业和与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这样一些产业，所以我们谈到经济转型的时候，我想主要还是要谈到实体经济的转型，因为实体经济本身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那么实体经济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因为重要是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搞制造业，中国必须搞实业，这样才能解决它的就业问题，解决特的社会稳定问题，解决政府的财政税收问题，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都必须是中国经济的基础。那么实际上从这一点来讲，哪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当中确实也尝到了，如果放弃实体经济，而对于整个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大家知道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对于美国GDP的贡献度当时好像超过30%，但是后来经过了80年代、90年代的IT的发展或者金融业的发展，后来到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制造业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了10%，而抵不上一个房地产业占13%，更抵不上它的金融业占26%。所以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业空洞化的问题，所以使美国丢掉了好几万个就业岗位。在这样情况下，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美国就开始提出了重整制造业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提出他的所谓经济复苏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就说要加大美国制造业，包括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减少金融业在美国经济当中的地位，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所以美国这个大国在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确实感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从一个好的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特别最近欧债危机当中，德国的表现是相当抢眼的，应该说这次欧债危机如果没有德国作为中流砥柱的话，那么欧洲经济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德国的经济会处在这样好的状态呢？主要就是德国长期以来实行了以制造业立国这样一个毡车，所以使得德国的制造业一直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而且也是德国长期处在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一直到前几年才被中国超过。德国人做制造业应该说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像它有一个公司生产的联合收割机，本来这个机器傻大黑粗的那种的机器，但是它做的非常精致，它在卫星和激光指引之下，通过传感器能够在收割一个庄稼的时候，能够知道每平方米产量是多少，而且能够对于下一个年度在使用种子和化肥方面是不是做出调整提出建议，所以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它的收割机的价格，虽然比其他的制造商生产的价格要高出三分之一，但是还是订单不断，就说明这个制造业是可以做到极致的。而且德国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在搞制造业，有些中小企业就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做螺丝钉或者螺丝母，它就做这个事。但是它做出的螺丝钉完全可以从高端来讲供应上天卫星的使用，它又可以用于最简单玩具制造业。所以从德国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以制造业立国作为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来讲，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在抵御住经济和金融的风险。所以2009年我看到英国一家媒体报道，当时英国的首相布莱尔就问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到底德国经济发展的秘诀在什么地方？默克尔很轻描淡写回答了一句，她说我们德国至少还在搞制造业。

    所以从美国重整制造业到德国长期坚守制造业立国的战略，甚而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有不同的表现，使我们中国再次认识到我们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必须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这样的经济为主，依然要靠我们实体经济。像前一段时间温州、浙江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搞实业的老板纷纷丢掉实业去搞金融、房地产，所以造成了浙江经济和民营经济极大的困难。所以我想讲到经济转型的时候，我想我首先想讲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所以研究经济转型，主要是研究实体经济。

第二个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提高质量的问题。从整体上来讲是提高经济质量的问题，从微观层次来讲是提高企业质量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我们就要提高微观层面上企业的转型，使我们企业有更好的技术含量，它的产品有更好的质量，有更好的品牌，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我们中国经济的转型。所以经济转型的关键是提高质量。而从微观层面上关键就是提高企业的质量和企业产品的质量，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怎么样通过企业国际化来提高我们企业发展的质量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第三个观点，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就是技术开放。就是通过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中国企业的转型，来解决我们中国经济的转型。这个当然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通过开放是不太可能实现我们中国经济和企业的转型的。所以在这儿我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为了使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国际化的推动之下实现转型，我们应该逐步的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制造，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做的最好的制造业，它生产的产品都是世界制造，它不是在某一个国家制造的，从波音飞机到苹果手机，再到三星[微博]的这些产品，都是世界制造的。大家认为波音飞机是美国造的，实际上波音飞机上万个零部件是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个工厂生产的，所以现在的具有世界品牌的、性价比最好的产品，都是世界制造，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制造。一个国家制造一个产品的时代应该说已经过去了，所以中国要实现自己这样一个企业的升级，实现产品的全球品牌，一定要走世界制造的道路。过去我们长期受到一些左的也好或者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也好，始终强调我们中国的产品应该要保持一个更高所谓国产化率，比如说汽车，汽车的零部件当中有多少的比例是中国造的，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国产化率越高，这就是越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到了今天，中国要真正实现自己产品的品牌，我们一定要使中国的制造变成世界制造，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要利用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零部件、原材料，然后在中国品牌作为龙头，打造一个世界级的产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胸怀，没有这样一个理念，实时抱着国产化率陈旧的观念，我们中国永远不可能打造出世界最好的品牌，就像波音飞机全是美国零部件，它是不可能打造出全球最好的飞机品牌。在波音飞机里面既有英国的发动机，又有瑞士和德国的精密仪器，也包括我们中国因为劳动力比较便宜，我们做的飞机的舱门、飞机的翅膀，它利用全世界各地方比较优势，最后形成全球组装的一个波音飞机。所以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制造业要能够真正形成全球的品牌，必须有开放的思维，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制造。

    过去我们中国提出来的话，要实现起来还不太容易，我认为现在应该说中国制造到世界制造的条件已经开始逐渐的成熟了。第一条，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陆海空这样的立体型全球的物流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像上海和一些沿海地区，任何地方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把全世界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运到上海或者上海周边制造业基地，然后组装起来再入口，所以我们基础设施已经大大的改善，这一点比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不怕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主要是我们基础设施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调动全球最好的资源来进行配置，然后打造出最好的产品，所以第一条我们从物质条件从基础设施上由于一个牢固的基础，可以实现全球化的生产。

    第二个，实现全球化生产的时候，必须从全世界购买最好技术、最好的零部件、最好的原材料，那么需要外汇。在十年以前我们外汇还是非常紧缺，那个时候每一次参加朱总理召开的会议，第一个议题就问现在外汇储备有多少，一听说外汇储备增加几百亿挺高兴，那个时候外汇储备是很少了。现在我们外汇储备相当多，超过3万亿，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比较充裕的外汇来购买全球最好的技术、最好的零部件、最好的原材料。从这个问题上来讲，从我们改进我们中国的外贸结构，增加我们中国的进口，来惠及全球最好的资源要素，来打造中国的制造业品牌，我认为这个时机也是成熟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应该说已经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还有最重要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中国制造业已经具有了全球第一流的制造水平，现在全球最好的一些品牌基本上都是中国造的，无非没有我们的品牌，打着别人的品牌而已。

    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是中国制造变成全球制造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虽然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中国实现具有全球最好品牌、最高质量制成品这样一个时代就完全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过去长期讨论怎么样实现中国产品的品牌化的问题，怎么样使中国的产品具有在全球最优秀的位置，当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其他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只有通过国际化，通过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制造这样一个路径，才可能实现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企业这样一个升级和转型，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面临第一个形势就是我们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样的压力，这种压力逼迫我们采取国际化的手段，来实现我们产品的提高和实现我们国际品牌的培养这样的目的。

    第二个我们面临的形势，就是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看到以中国为代表新兴经济体迅速的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实现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有了底气。我们整个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这时因为一个好的品牌、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企业只能出自于那些经济上比较强大的国家，这是大家都认同一个规律。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过去相当发达的经济体，他们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困难，所以不得不实现所谓在工业化也好，或者在实现经济复苏和成长也好。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制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想第二个概念，怎么样通过国际化使我们中国的制造，从在中国制造走到在世界制造。

    由于我们现在面临形势的变化，确实也使得我们在这个方面条件也逐渐的成熟起来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应该说面临着很好的机遇，今天我看到一个材料，哪怕是在制造业最发达的德国，他们也碰到了相当多的困难，德国一家有名咨询公司就讲，从2012年到2016年德国将有11万家中小企业需要寻找新的买主，也就是准备出售，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作为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进行兼并收购，从而在兼并收购当中拿到品牌、拿到市场份额、拿到技术、拿到专利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现在对于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从在中国制造走向在世界制造，确实条件也有很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不要轻易的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很容易，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这样一个进程。主要就是中国的崛起确实引起了西方的很多担心、嫉妒、怀疑、甚至仇视，所以对中国的企业也是有这样那样的猜疑仇视，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整个大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很好的。而且更为特殊的是，中国目前面临一个追赶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这样一种形势，据我的判断当老二是最难的，你们在座的没有当过领导干部，也没有在企业干过，二把手是最难当的。因为一把手要时刻警惕着你来取代他的位置，而周边这些国家老三、老四、老五也怀着一种幸灾乐祸或者其他复杂的感情看着你在追赶。所以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凡是老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老二在追赶老大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以失败告终的，最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当时60年代前苏联凭着他强大的军事实力，确实也想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应该说前苏联对美国的老大位置的挑战还是以失败告终的。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从80、90年代以后，也凭借着它强大经济实力，也是想挑战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结果日本有一段时间我记得70年代、80年代初，我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日本企业大举进军美国，在美国见到什么买什么，因为日元大幅度的升值，美国的资产相当的便宜，一直到后来日本提出要买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的时候，美国人开始警觉起来了，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因为这是它美国金元帝国的象征。但是后来日本花了很多钱买下的资产纷纷成为泡沫，所以日本后来追赶美国这样的努力，也遭到了失败。所以在全世界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企业都是这样子，有一段时间日本的丰田汽车在美国的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汽车市场的老大，而这个时候我记得正好丰田他们在东京召开了一次全球的会议，邀请我去讲话，当时他们丰田的老板首先介绍就是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超过了美国，成为了全球汽车的巨头。当时我还有点开玩笑的讲，我说我们的邓小平先生有一句话，我想把这句话给你们提出来供你们参考，这句话叫做“绝不当头”，我这句话没有讲两年，美国人一看到日本的汽车产业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老大地位，所以对日本的丰田采取了各种打压的措施，大量的召回，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逼迫丰田召回他们的汽车，所以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产量达幅度的下降。

    所以在过去历史上没有超过美国哪怕一个行业霸主地位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碰到最严峻的形势就是超越美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高调提出超越美国，我们怎么样把握我们这样的战略，怎么样来做好老二，怎么样不要过多提出威胁美国老大的地位，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今后来讲是很重要战略上的考量。这一点美国人已经开始警觉起来，而且美国人已经开始感到真正的受到了威胁，在2008年美国《外交期刊》有一篇封面文章，叫做重新思考美国的衰落，提到了中国的追赶，最后结论讲这一次美国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正在很快追过美国，他的结论说这一次看来是真的，这个结论反映了美国人心中很多的困局和很复杂的心情。说老实话这一次我们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上这样一个分歧，当然主要就是关于领土的争执问题，但是背后确实也有我们中国经济上超过日本，极大的打击了日本人，特别是青年一代自尊心所造成的感情上的对立。所以怎么把握好中国老二的地位，而且把握好今后10年到15年到20年我们超过美国这样历史进程，或者我们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或者对外外交战略当中必须把握好的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可能我们就要吃大亏。

    所以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是这样大背景之下进行，所以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害怕，使得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会常常受到美国政治化这样的对待，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中国的华为、中兴和三一的企业在美国遭受重大的挫折，甚至美国不惜动用美国的政府，甚至对于三一采取了以总统签署命令的办法来迫使我们的中国企业在一些投资项目上退让，说明美国人已经下决心了，要对于中国的一些高端企业、高技术企业下手，所以现在已经对美国来讲他们确实看到这一次对美国的威胁是真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这些政治化的待遇，我一个总的考虑，我们还是最好在商言商，不要以政治化对政治化。在被政治化过程当中，我们中国企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像三一重工[微博]，他们就是直面的面对美国的总统签署这样的命令，而且把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告到法庭上去，就是破釜沉舟要和美国人打官司。这当然是一种选择，因为在美国这样法制国家里面，要找到一点公平，讨一个清白，那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所以三一重工这样的做法我认为也是可取的，这是在美国这样特定的国情之下，必须采取的办法。因为三一重工没有选择用政治化手段来解决，而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可以采取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华为的做法。华为做法采取比较软性、柔性这样一种策略，美国的国会情报委员会认为华为的设备会对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华为应该说采取一种相当配合的一种做法，他们提出来如果美国方面怀疑华为的通信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威胁，我们可以邀请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授权的检查机构来强行检查华为的设备，甚至邀请他们到华为的总部，华为的生产地来进行检查，所以采取了一种完全公开透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选择，华为采取了一种退一步可能进两步这样一种做法。我觉得在美国的这样一些中国企业所遭受政治化的待遇，我们还是主要采取法律的手段，采取在商言商这样的手段。我和华为的高端有些接触，我觉得华为的高端还是相当成熟的一批企业家，比如他们在前两年收购美国的一个企业受阻的时候，我当时就提出来，是不是我到商务部去找有关的部门，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华为的高管说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如果是中国政府摄入到华为和美国政府的官司，那么华为今后更说不清楚，所以他们觉得企业最好是和政府的关系越淡越好。所以华为长期以来哪怕在我们国内他们也采取对于政府交税按章办事，但是不把它关系搞的那么紧密，华为的做法应该说对于我们中国很多企业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启示。

    我一直想提倡一个做法，为了使我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前进，最好是提倡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不要搞的太火热了。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有一些民营企业就是因为和政府的关系搞的太紧密，所以会搞出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特别是政府官员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习惯于和政府建立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关系的话，我们可以说可以减少很多官员的腐败，也可以减少很多复杂的企业的关系问题。所以华为在处理整个在美国官司的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大的启示，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怎么在国内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启示。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能够从直接的干预企业的运作当中退出来，使企业能够独立自主的运行，使政府不要过多的审批，不要过多的干预，这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把握这种市场化原则，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当中不要过多依靠政府的干预，因为我们中国的政府，我们中国的企业太多想依靠政府干预来解决他们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所碰到一些政治上的障碍，这样的话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所以这对于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采取在商言商的做法，采取一种非政治化的做法，以政治化来对付政治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只能使一个企业和另外一个企业的关系，使一个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所碰到的分析，引发成全面两个国家经济贸易的摩擦，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怎么样更好解决中国企业非常重大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当前的形势不管是中国解决的转型也好，或者说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也好，确实形式了一些倒逼的机制，使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更加国际化，而我认为企业国际化首先必须是企业市场化，如果我们企业不能很好做到市场化，我们企业不可能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方面今天我想提出来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当中，怎么样来使中国企业能够经受住国际化的考验。最近以来大家讲的很多一句话，就是我们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以后讲的一段话，里面讲打铁必须自己硬。就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自己要硬，就硬在我们中国企业是市场化的企业，硬在我们中国的企业是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这样我们企业的国际化才可能有一个成功的概率比较高。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确实要打造一个适应国际化的文化，我们的企业文化应该适应企业国际化的要求，在这方面提出了我们中国建立适应国际化企业文化的几个重要的元素或者重要的方面：

    一个就是法制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养成一个能够遵守国际规则，适应国际规则，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在全世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而且极大的改善了中国投资环境和商务环境，核心的问题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候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承诺，就是中国遵守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规则。这个承诺对于全世界是重要的，特别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中国迅速崛起，因为按照国际上的看法，一个国家再强大，如果这个国家是承诺按国际规则办事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对全球形成威胁，只有那些不承诺遵守规则的才可能成为全球的威胁。所以我们中国在一个迅速崛起的时候，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承诺了按国际规则办事情，这对于扭转全球对我们中国形象的看法，在中国和全球创造一个更好的、有利的发展环境，具有一个绝对性的意义。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当年承诺遵守国际规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最近以来有很多人都怀疑，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就是说全世界大部分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我们为什么要去遵守这些规则，我们要设法增加我们的话语权，改变这些规则。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一些看法，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不应该原则上提出来是为改变全球的规则的问题，首先我们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承诺遵守全球的规则，这个规则是规范全球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规范全球市场经济这样一些规则，那么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然是确认我们中国要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我们当然是要接受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所以不可能因为我们中国变得强大起来了，也不可能因为我们中国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来改变这个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因为遵守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整体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提出来，遵守国民待遇的原则，国民待遇的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必须要完全平等的对待在它的国土上所有不同类型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当年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这样重要的原则，所以大家还不断提高我们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受到不同待遇的问题，所以遵守规则的问题并不是要颠覆这些规则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学习和适应这些规则，才能使得我们中国真正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因为很多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现成的，我们无非是拿来在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某些修正以后，使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法规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制和法规大的框架当中，这才能够使得我们中国在一个相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和全世界搞经济贸易合作，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所以不存在从整体上颠覆和修改全球经济规则的问题。

    另外，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来进行对全球规则的全面的修改。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中国GDP曾经是达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现在我们GDP也不过是全球十分之一，因为从硬实力来讲，我们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我们可以左右全球经济规则这样一个地步，况且我们中国的农耕文化和现在全球所通用那样一种国际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样一种文化是不配套的，是不相适应的、不相兼容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方面，我贵德我们不管从硬的实力方面还是从软的实力方面，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提出全面修改甚至颠覆整个国际规则的问题上，所以现在主要力量还是遵守国际规则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语言问题也是有很大的障碍，现在整个全球规则体系基本上是以英国或者以主要的西方语言作为基础的，中文还没有广泛的所接受。所以我从70年代就开始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我常常感到我们的语言是对于我们参与全球事务特别是是规则制定方面一个特别大的障碍，我当时70年代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小的国家，由于他们有几个大使英文特别好，脑子又特别灵，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远比很多大国还大，当时我印象最深刻最是新加坡一个大使，还有一个牙买加的大使，新加坡、牙买加都是很小很小的国家，但是由于他们这一批优秀的外交官掌握了英语，而且熟悉整个全球的规则，所以他们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应该说我们很惭愧，我们中国虽然现在具有这样的实力，但是我们在全球特别是在很多国际机构影响力还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的国际实力。所以前年我到中央财大去讲话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中国的话语权的问题，我说我们中国现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像一个老农民背着一大袋钱，让你到台上发言的时候你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们确实觉得目前我们需要培养一批真正精通英语、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才能够使得我们具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更大发言权当然很大程度上考虑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确实也需要一批真正的能够在国际上拿得出手一批优秀的外交官、优秀的经济和贸易的谈判人员，这是我参加那么多年谈判以后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研究机构确实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样尽快培养出一批精通英语、精通外语、精通国际事务的人才，这是提高我们中国话语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所有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现在企业国际化也好，我们对于整个全球规则的态度也好，我认为主要还是学习这些规则，运用这些规则，而且在运用的过程当中，能够趋利避害，使这些规则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服务，而减少对我们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损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在建立企业文化的时候，第一个还是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文化。

第二个，还是要打造一个双赢的文化。虽然我们的转动文化当中有和为贵这样一种思想，但是因为中国穷，长期的穷困、落后，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主流还是斗，这一点也许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斗的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一次我请教余秋雨先生说，我说为什么中国的内斗那么厉害，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侵略性的农耕文化，就是说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对外我们是非侵略性的，我们不像海洋文化、游牧文化一样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对外我们是非侵略性的、非进攻型性的。但是对内我们因为农耕文化每家每户两亩三分地，就那么一小块天地，再加上我们的地少人多，加上贫困，所以我们确实形成了中国内斗的不断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怎么样克服我们传统文化带来这样一种斗的文化，使我们企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的历史任务。

    我在处理我们中国对国外的反倾销案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根子在我们中国过的企业，人家反我们的倾向常常抓住我们中国企业内斗这样一个把柄，一个打火机本来可以卖10块钱，当我们一个企业出价10块的时候，另外一个企业很快9块、8块、6块、7块、5块，最后出口以一种非常低价的情况进行倾销的时候，当然最后的输家是我们。外国人不但沾了便宜，买到了低价的产品，而且给他们留下了反中国倾销的把柄，所以根子是在内斗。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现在发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企业内斗很厉害，同样一个设备，我们一家中国企业出100万美元，很外有另外一个企业知道出90万、80万美元，甚至很大的企业都这样做。所以不解决我们企业内斗的问题，我们企业国际化走出去的问题会碰到相当大的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学习西方企业的文化。有一次我当博螯论坛秘书长的时候我接触过比尔盖茨，我问他我说企业的竞争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他说企业的竞争能力我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高端人才加低内耗。我没想到他会讲这一点，一个企业竞争能力需要有高端人才，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他说还要有低内耗，内耗太高，高端人才太多，可能这个企业竞争能力越低。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觉得在这样的方面，我们确实要很好的树立一个双赢的文化，双赢的文化对于我们中国来讲我认为是来之不易的，双赢是在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历史进程当中引进到中国来的，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如果我们要和美国谈判我谈成的话，我们必须要实行双赢这样一个战略。当时很多人反对，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怎么搞双赢，不可能。但是后来经过很多年谈判以后，我们大家才慢慢认识到，如果不树立双赢的观念，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结束这桩谈判。所以我跟大家讲到了谈判的最后两年，我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设想我是美国的谈判代表，设想美国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后解决的结果是不是可以导致一个双赢的结果，只有这样反复推理以后，才形成一个方案，最后报到中央去，在中央批准之后最后才搞出这么一个协议出来。所以双赢也逐渐为我们中国人所接受了，最后为我们高层所接受。所以我很难忘记1999年11月15号当我们和美国人达成协议，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当时他讲了第一句话就是我祝贺你们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达成了一个双赢的协议，当时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从我们中国最高领导人嘴里面听到双赢，我当时还以为江泽民同志主要是作为外交语言来鼓励两国的代表团，后来我看到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稿子里面都全文引用了江总书记这段讲话，这使得我们中国真正的开始接受双赢这个理念。但是接受双赢这个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非常开阔的胸怀，包容的心理，才能够接受这个双赢的理念。

    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真正能够在搞国际化，绝对不能够只从本身企业的利益出发，而应该考虑到和自己相关企业的利益，特别是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也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竞争，可以说是一个产业链和另外一个产业链的竞争，这个产业链可能是多个国家企业组成的产业链，而另外一个产业链可能是另外一些国家组成的产业链，两个多国部队组成产业链的竞争，实际上淡化了国际之间的竞争，而更多的突出产业链的竞争。如果哪一个产业链能够胜出，很大程度上就看哪一个产业链实行一个双赢的文化，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企业都能够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采用使得这个企业在整个竞争当中抱成团，形成具有竞争能力的团体。所以在这方面我国中国企业没有这样双赢的理念，我们在一个产业链当中不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而只能成为一个消极的要素，这一点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实际国际化，我觉得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行双赢，中国接受双赢来之不易，因为我们长期内斗文化，再加上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得我们对接受双赢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要使我们企业有一个创新的文化。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如果不能够搞创新，它是很难有创新能力。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美国的媒体做过一次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出现很多创新型的企业。我当时看了一下一些材料，最后归纳有那么几条：第一条，中国的企业普通盈利的水平很低，因为要创新是不断加大投入的，当我们企业盈利水平很低的时候，是拿出不钱对创新进行再投入的，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感到在今后改革当中怎么样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成本，使中国企业有更高的盈利水平，是解决我们中国企业能不能有更高的创新水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企业只能够勉强生存的时候，它是拿不出钱进行创新的。所以大家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体制的改革都提出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创新的问题我们喊的多年，为什么不能落到实处，就是因为我们企业的盈利能力差，我们企业拿不出大批的钱来投入到创新这样的领域，第一个结论对我们来讲是适应的。

    第二个他讲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只鼓励模仿。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对这一点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端教育，怎么样让它成为鼓励创新的角度，因为从根上如果我们不能够使受教育人们当中，特别是我们精英当中，能够有一种新的能力，那么我们企业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基本上是从上到下的，而不是从下到上的。所以我们中国创新基本上政府在鼓励，上面在鼓励，媒体在不断鼓吹这个创新，但是企业没有一个真正内在的动力来进行创新。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创新变成一个口号，变成一个浮在水面不能落实的东西，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缺少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这一点我们在讨论金融问题的时候也多次提及，就是怎么样打造中国金融体系的时候，能够使中国金融体系更支持创新，特别是个人的创新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

    所以我看了一下前一段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来乔布斯的时候，对中国的缺乏企业创新能力确实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最近我也看到我们中国华为的高管任正非的几个讲话，他讲的是很对的，他说中国缺乏创新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这样进一步明确中国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是中国企业创新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确实使我们感到如果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不可能出现一个蓬勃发展创新的格局。当然我们还有一条就是创新必须在一个开放的范围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里面进行创新，现在我们讲自主创新的时候不是讲三种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觉得对中国大多数的领域来讲主要还是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像清华大学优秀这样一些团体，能够真正进行自主创新，也就是原始创新，但是这种原始创新毕竟是很少领域里面的，因为创新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成本是很高的，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确实现在还需要用更多经历来解决眼前一些创新的问题，在这一点我又看到任正非的讲话，他说在创新过程当中，华为只强调做有优势的部分，没有优势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加强开放合作，让别的人搞。如果我们不向美国学习他们最好的东西，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所以创新也必须在一种开放这样的领域里面，这样一个指导思想里面进行，所以怎么解决我们企业创新的文化，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我就想讲一下，我们中国企业的文化当中，还相当缺乏的一点，就是务实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本来是一个很务实的过程，我们的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但是我就觉得最近一些年来，我们由于很多各种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很多企业常常受一些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出现了很多不务实的态度。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一旦受到一些困难，马上就说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企业，是对我们中国企业这样一种歧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过分的政治化。实际上像日本这样的企业，在最初走到美国去的时候，也碰到了很多的障碍，是没有必要把我们受到任何一次挫折都归于政治的因素，而不是从自己市场化的程度和自己的竞争能力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考虑品牌的问题也好，刚才我讲世界制造，我们过多的强调国产化率，要为国争光，国家的荣誉。实际上我认为如果实现全球的制造、世界的制造，打造成全球最好的制成品、最好的品牌，才是真正为国家创造了最大的荣誉。所以怎么样来克服这样一些似是而非表面看着很正确政治因素这样一个口号之下所形成一些惯性思想思维方式，使我们整个企业和我们国家形成一个务实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务实的文化现在对我们来讲是越来越重要。在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世界里面，谁不务实谁就要吃亏，谁夸夸其谈谁就要吃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很简单的，有一次我和日本、德国一些专家讨论，为什么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会长期领先于全球制造业。他们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德国人就说我们就是两个字，认真、严谨、讲卫生。日本专家讲的更直白，他说一个不讲卫生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高端制造业国家。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空谈所谓中国创造，和中国制造业的高端，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我过去和一些外国的企业接触，我觉得国外的企业确实非常的务实，我们中国的企业花架子太多。比如我到伦敦参加一次汇丰银行举行全球汇丰银行高管的会议，这次会议请我对中国经济形势做一个报告。汇丰银行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银行，我想在伦敦举行的高管会议，肯定在豪华的五星级饭店进行，最后在泰晤士旁边一个酒窖里进行的，这个酒窖里非常灰暗，连靠背椅子都没有，所有高管都坐在长条板凳上，坐在板凳上听我讲了三个小时。我讲话的时候，除了一个小方台子以外，什么都没有。汇丰银行全球总经理介绍我的时候只花了五分钟，然后开始直接进入话题。不像我们中国开会，可能要花半个小时让各种各样的领导致辞，然后再进入正题。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花大量的时间，我们中国务实的文化不能进入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对我们中国企业竞争能力也是很差的。而且我们发现，国外企业家他们心态非常好，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承受失败的能力，承受成功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可以说归如平淡也归入很成熟的水平。他们炫耀的心理，一定要露富的心理已经没有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到华盛顿的时候，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请我去吃饭，专门挑了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当然是不错的，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挑这个餐馆，因为这个餐馆离华盛顿比较远。后来才知道他的小孩在这个餐馆里打工，他曾经跟这个小孩介绍过我的情况，这个小孩对中国的情况很好奇，特别是中国的高管很好奇，所以很希望见到我。但是因为他打工很忙，所以他的父亲把我请到他打工的餐馆里，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把他请了过来，做了一段交流。当时我回来以后我一直很感触，我觉得这是美国数得着的大佬，他让自己的孩子打工，而且不觉得让孩子打工对他是一个丢脸的事情，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他希望孩子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中国的官员是什么样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想象，我们中国怎么样在全国打造一个务实的文化。

    最近一个月以来，十八大以后确实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办的更加务实。一个国家变的务实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很有希望。比如中央规定，在调查研究的时候要去掉很多形式主义，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很多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到下面去视察的时候，经常那些为了领导所谓调查研究是要踩点的，是要演习的，到哪个村里哪个老太太出来讲话，讲什么都事先要讲好的，这种踩点式的，这种表演式的调查研究，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我们的领导人怎么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形式主义已经走到了极端的地步。现在提出不要封路，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少数领导放在第一位。

    给同志们讲一个故事，几年前我陪一位已经退下来的高层领导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他喜欢打网球，当地领导人建了一个新的网球场，邀请他去打。他要打网球的时候，还没出门前五分钟我出去一看已经封路了，无非就是打个网球吗。当地领导人说，因为这个网球场刚刚建好，所以洗澡间可能用起来还不是非常好，是不是请领导在打完网球以后直接回宾馆冲凉，他也同意了。后来这位领导打完网球以后经过淋浴间的时候，看淋浴设备非常好，就是一流的，他说就在这儿冲凉把，冲完凉再回去吧。这下陪同地方领导着急了，我也着急了，我往外一看已经封路了，如果等这位领导人把这个澡洗下来之后，封路二三十分钟怎么办，这个台阶怎么下。当地领导不敢讲外面已经封了路，只有我知道，只有我敢上去跟他说，我说领导，虽然看起来很新，可能水的质量还是没有保证，最好不要在这儿洗了。我并不是把这个水的质量问题给这位领导造成任何大的损害，我主要担心那二三十分钟的封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我们看到中央这些规定以后感到太重要了。比如最近大家一直在传的关于开会不要念稿子，这个念稿子实在是害死人。我们过去很多时候开会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念稿子，真正讨论的时间没有。因为事先每个人都准备好了稿子，而且在念稿子的时候根本不离开稿子讲什么新的内容，有关秘书处的人把稿子先收集起来，东看西看，他开会之前已经把会议纪要写出来了，那还要开会干什么？这些人都是部长，都是很高级的干部。如果一个国家僵硬到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提高政府的效力。当然，以前我们也有一些领导同志是不错的，比如朱镕基总理，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汇报我们日资谈判方案，很长的一个方案，开始由我们部长念方案，镕基同志一般你念的时候他不听，他就看，他看的快了。当我们那位部长还没有汇报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他说某某部长你不要念了，我看完了，你就告诉我，你今天让我们开这个会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说龙永图你比较清楚，你讲讲，你今天叫我们开这个会想解决什么。我们只好把这个讲话稿说第七页有一个问题，第十页有什么问题，实际上那些废话拿掉之后是二三十页汇报搞只有两三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央抓的这些问题，是解决我们前进当中很重要的问题，有了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你不要看不用念稿子就可以淘汰很多南郭先生，我们相当一部分领导都是滥竽充数的，你真正让他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那是很难的。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考察干部，这个考察那个考试是走形式的，真正考察干部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看他能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看他对下面的情况有多大的了解。所以不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搞更深层次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我觉得现在从作风的问题入手，解决我们务实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今后解决更大的，更困难问题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很多重要的改革可能要一年、两年，甚至三五年才见效。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凝聚共识，使大家对解决这些重大改革问题的信心，解决这些信心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从作风问题入手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很多人在讲，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官，因为当官太舒服了，甚至一个小小的乡长，一个小小的镇长，一个小小的县长都有专车，都有秘书，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联合国上万个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有专车，只有秘书长有专车，我们中国有多少有专车？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次中央八条规定中都提出来了，如果真正能够落实，真正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大家所关心很多问题也好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确实是开了一个好头，像我们七十来岁的人已经没什么好激动的事情，但是我看了这些事情以后很激动，因为很多事情我太知道每一句话背后那些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我们国家真是有希望了。如果把规定后面很多的东西，真正让他透明化，让大家都知道，老百姓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新一代领导是了解情况的，真正知道我们的软肋在什么地方，不解决这些软肋，不使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务实的社会，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务实的国家，我们国家不管从哪个方面都很难具有全球的竞争能力。

    今天讲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我顺便讲这一段我的感想，大家从新的期望中得到鼓舞，得到力量，使我们中国坚持我们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中国进一步强大起来，我想会有更多的信心。我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