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64讲，长安讲坛总第195期，做客专家是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三大战略与规划—教育、人才与科技。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因此实际上，我们的人才，在中国我称之为本身他有巨大意义，那么返过头来，由于他有正外部性、外溢性，他也会产生我们说的规模效应。你就说算毛泽东，毛泽东所产生出的《毛泽东思想》，这对中国几亿人、十几亿人，都会产生出我们刚才说的正外部性，所以任何一个人才，有了中国这样大的舞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有用就在于它的规模效应。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对人才做一个深入的理解。

　　我们怎么来认识人才、教育和科技，我们提出两个简单的公式，以便使它的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很稳定的，我们称之为三角形，相互关系。首先我们假定人才生产函数，就是一个P，它相当于人才概率，函数就是一个t，与总人口的T的乘积。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当t一定的时候，比如人才的概率是1%。人口越多，人才就越多。人才就为人口的增函数。假定我们人口规模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办法提高概率函数，就是t，很显然人才也会更多。那么大家就要问t这个概率函数，是什么决定的，我们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是教育、是健康，包括人力市场等等各个方面。因此人才总量就成为这两个参数的一个乘积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只要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它很快形成超大规模的我们说人才队伍，或者说人才规模，这是一个公式。

　　第二个公式，我们就称之为人才产出函数，我们用Q来定义，它是什么含义呢，它是指你创造的经济价值，比如GDP。你的科学价值，你发表的科学论文，我在后面会用很多数据来分析，包括SCI、EI，SSCI等等这些刊物。

　　第三我们称之为就是技术价值，突出表现为譬如说专利申请、专利授权，特别是那些具有自主开发性质的基础专利。我们后面会来做一个介绍，也包括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所以我说中国需要张艺谋式这样的人物，不是太多了，是太少了。将来还会出更多的张艺谋，就是和这个都是相关系。

　　那么返过头来，我们来看人才产出函数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两个参数，一个和我们的人才总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前面那个公式—T。第二个是人才效应，是指我们人才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我有这个体会？就说我因为跑到全世界这些大学都去过，我到那就要问一个教授带多少学生？每年培养多少学生？又写了多少Paper。包括如果你要是搞工程，可能还有专利，包括科研经费等等，我们来观测，就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个教授，很显然，西方的国家相对就要高一些。

　　在这里我们就要讨论，是什么来决定了人才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和R&D的投入是相关的。如果我们把清华大学和MIT做个比较，就看的比较清楚。此外还和我们所说的竞争性程度是有关系的。今天上午我们学院还在讨论，所谓绩效怎么和其他的收入、或者报酬挂钩。这本身这个制度的引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这种竞争压力，也使得你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的提高。

　　因此能不能这么讲，也就是Q的上升，就是要与我们的R&D的投入有关，也反应了我们R&D投入的一个结果。因此这两个公式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把教育、人才和科技，有机的结合起来。

　　我们来看一看，邓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三个标准，他是怎么的呢？他是指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以用一个catch up指数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这条曲线要上升，已经被证明了。第二个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他强度更切实，关于这个方面，我曾根据“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过程，专门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在网上很容易看到我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和讨论，就是我们更加强调更切实的民主，我们称之为叫公共决策民主。第三个就是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做到更多了，就是更优秀还差一些，因为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没有其他的奖，所以我们这一方面还是不够的。

　　因此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缺人才，可能更多的是缺更优秀的人才，那么对此邓小平同志，在30多年前就指出，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点，有的要长一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他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会给同学们去讲，我们在什么指标方面和美国差几百倍，什么指标和美国是差几十倍，尽管邓小平不清楚这些数据。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了，我们现在清楚了。但是当时能够这么讲出来，并且提出三个标准。我作为一个教授，研究完了以后我感到惊叹。这就是邓小平同志他本身具有那种独特的，我称之为政治远见。我们后面会论证他这个观点。确实我们也能够必须达到，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因此邓小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恰恰是我们现在被忽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到底是用西方标准、西方语言、还是西方的其他模式来衡量呢？还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他说的很清楚，他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我今天讲的课所有的政治结论，都论证了他这段话。但是不做这些研究，你看到这个话，一看就过去了。这就是做研究和不做研究是不一样的。做深入研究和做浅浮的研究又是不一样。我后面会讲这个结论。

　　30年之后，也就是说在4月24号，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校庆的大会上讲了这段话，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大会，回过头来我们去理解他所说的一些含义，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他是怎么判断世界的基本形势呢，是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三个大。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世界范围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可以说这个变革是越来越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国迅速的崛起，而且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了世界这样的一个格局。他指出特别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抉择。他的结论是什么？对中国而言是什么？他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可以说上面我所谈到的这两个公式，就是把这三个要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以便于作为我们分析认识中国三大战略规划的一个分析框架。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拿出三大规划。去年正好是这个时候，当时陪的是朱校长在芝加哥大学中午午餐，邀请我就中国三大规划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因为在当时教育规划和人才规划没有公布，我也不好说太多的数据，就点到为止。更多的是讲科技规划，也令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和我们说的同行，也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非常羡慕中国有这样一个前瞻性的、战略性的三大规划，这是我的一个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