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

　　新浪财经讯 12月17日，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

　　以下是发言全文：

　　于海：我就用最简单的例子，不用定义，今天很多的仪式和剪彩，我们的领导非常排场，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下面都会站一排小学生，这是最反人文的。我们有很多以人文精神为题的活动，你可以去看看它们的排场都是不尊重人的。所以我说的观点就是给俞教授的定义做一个注脚，没有对孩子这样一种人格平等观点。要讲人文精神，这些活动绝大部分都要取消，剩下的则坚决不用孩子。

　　于海：换句话说，人家把你卖了你还给别人数钱呢，数得还挺欢。

　　于海：社会转型真不是个新问题，我们现在讲转型30年，中国转型100年，90年，60年和30年，大家说170年就是中国向西方被迫打开大门，面临的转型主题是现代国家建设。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时的主题就是救亡我们现在讲转型30年，实际上中国转型已经170年，且有100年，90年，60年和30年等几个关键节点。170年就是自鸦片战争中国向西方被迫打开大门，面临的转型主题是现代国家建设。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不行，人民活不下去，主题是救亡图存，对外求民族解放，对内求人民生存，这是170年前开始的主题。100年是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主题延续70年之前的主题，也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民生，还是国家独立，还是人民要活下去。90年指中国共产党建立90年，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没有放弃孙中山的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还是两个：国家富强，人民翻身做主人。中共的奋斗终让中国站立起来，中国人民站立起来。60年是什么？是新中国的历史。国家发展、经济发展、现代化、民生仍然是60年的主题，但革命一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表明毛泽东对他的社会转型有两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目标：一个是把社会改造成全新的社会，一个是要创造全新的人，即大公无私的人。这两个目标把近代170年，100年、90年以来的转型主题实际上扭转了，像民生就被忽视了。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没有让中国人民活得好一点。毛泽东的主题变成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变成了只是在造就新人，也就是只讲精神和灵魂的转变和革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偏差，最近30年实际上回到了孙中山，民族、民生，民族就是国家富强，民生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所以，1978年来的变化，可以说是邓小平把这个问题回到人的感性权利，恢复到最基本的近代主题，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过去30年我们解决的主要是什么问题？我认为是毛泽东没有很好解决的国家发展问题和民生发展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个人的身体和国家的身体问题。邓小平讲的所有的话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上是关于身体的话。今天一方面是解决身体需要的进步，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穿衣的问题，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另外一方面，从一极走向另外一极的问题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两个东西放出来，把个人的欲望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的活力；把权力放出来，中国今天的改革和建设基本上是权力主导的经济，这两个东西放出来是可以的，有活力，但是放出来之后要管住它，要把肉体管住，要把权力管住。今天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从一极转向另外一极，从灵魂、精神走向身体，因为没有管住欲望，没有管住权力，所以今天才出现人文丢失的问题、价值扭曲的问题和我们失魂落魄的问题。

　　于海：我不想谈土地制度的现实规定，想就私有和占有的问题继续延续我刚才的思考。我刚才说过，从毛泽东的精神至上到现在的物质至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把人们的欲望解放出来，这是过去30年来最值得肯定的东西，而且不光是30年，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只有邓小平肯定了个人的感性权利，孔夫子和毛泽东都没有。所以肯定个人的感性权利一定会进到肯定个人拥有其它所有的权利，包括人的情感权利。但一定要注意，解放人的欲望必须要有东西去控制、管住欲望。要有精神去管住肉体，但并不是从精神上消灭肉体。毛泽东是用精神消灭了肉体，根本走不远，在历史上没有现实性。但如果只有肉体，人就会变成跟动物一样。今天我们的局面就是满街都是禽兽，首先是精英堕落。

　　于海：我今天大概准备了3000-4000字的一篇文稿，简单说，中国古代解决人欲和天理对立的问题，对官员的要求是，官员必须是读书人，读圣贤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因为只有文化人才有能力去管理人民。不光是管理，而且还要教育、教化人民。这就是中国社会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今天实际上，我们的官员和精英们既没有道德示范，又与民争利，大家全部落到了动物水平，全部落到了身体的水平，全部变成了小人。在这里，我觉得特别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人实际上管不住自己的欲望，人吃东西容易贪最，大家也看到有一套房子多半不够，在座的很多都不止一套房子，在座的很多人吃了很多东西，占了很多东西，为什么？若跟动物比比的话，动物实际上是不会占有它的身体不需要的东西，人会。所以说人管不住自己的欲望，为什么？多一点占有的东西，表明自己在社会中被人尊敬的程度，对吗？所以，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精神，没有教化，那就是今天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的进步所带来的、面临的问题。但我讲满街禽兽，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

　　于海：刚才李蕾讲到我家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冬天冷了马上想到要修空调，也是很随意地在网上找了一个空调的修理电话，约了上门时间，两个工人上门，提了氟利昂的瓶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蹊跷的事情，但我没有多加留意，没有想到会是骗局，到最后发现其实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上门抢劫，但是我没有发现，我是引狼入室，工人把我空调主机里面的一块主板拆下来换了一块，又说要加许多的氟利昂，做完之后又说一个半小时之内不能开机，如同买来的新冰箱因为有过搬动倾斜不能马上开机，这一连串的反常当时只是觉得不对劲，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上门诈骗，要修的东西都没修好，把我一块板拆下来了还骗了我一千块钱。

　　于海：我的反思是两件事，一是给我一位在公安局的学生打电话，我说这件事情不想让他们继续行骗，他们如此张狂无法容忍，后来在网上一查，一连串的诈骗事件都和这个电话号码有关，我说不想让他们继续诈骗，我在公安局的那位学生开始受理；更让我反思的是，这件事情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没有心计，我以为这是工厂上门的，所以对很多细小的、违反常规的做法只是怀疑了一下却没有继续怀疑，更没有警觉。今天的电台、电视台会告诉我我们要学会警觉，不要随便相信人，我知道以后再遇此类事情我会警觉，对任何上门的人首先要看他的身份证、工作证，会首先想到诈骗的可能。对于我来说这是保护了我个人的利益，但是对这个社会来说，我们的交易，我们的交往，我们的互动变得无比复杂。所以我知道这种有心计是今天这个社会不断教导我们而变成的，我原本不大有心计的，但是我现在也变成有心计的话，满街怎么不是禽兽呢？

　　于海：在毛泽东时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毛泽东时代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交易活动都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我知道今天我追讨这个诈骗公司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他们在网上发布电话，到处流动，也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刚才俞吾金教授讲的案例我觉得跟我的案例并不相干，我其实是花了更多的修理费，当时我也愿意接受，我太太说一千多块钱，怎么那么贵？买一个空调也不过两三千块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很蹊跷，如果我有警戒心，这个事情是进行不下去的，这让我知道整个这个社会的良知、道德感的沉沦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堕落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这两个人一进门我就给他们倒水喝，我还要给他们点心，他们煞有介事说公司规定，是不能吃东西的。我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还是落在我自己的反省上，我不愿意让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变得那么警觉，那样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国人和美国人比，和德国人比都比他们聪明，但是我们的幸福感都比他们低，我在美国，在德国，在法国遇到的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心计的人，哪像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那么警觉，一眼就把人看得坏坏的。但现在我不把人看坏怎么办？我没有安全感。

　　于海：至少我跟李蕾的交往中，李蕾没有用一种警觉的眼光来看待我。

　　于海：我们是精英集团中的一员，但我并不认为这个精英集团有多好，精英集团基本上是堕落的，它的光荣和罪恶我们都有一份，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满街都是禽兽”上面硬抠字眼，这没有意义。我回答大家的观点，还是那两句话：中国仍然是个精英社会，中国仍然要靠精英去领导他人，中国仍然是小人和君子之间的划分，小人不见得有多坏，小人需要教化，今天要恢复的是君子文化。我们的官员是不是君子？用好的公共服务的道理去修身自己、教育人民，这两个在今天是不是都败落了？所以讲到今天社会的道德的松驰、精神的萎靡、斯文的扫地都和这二者有关。中国社会的两个支柱，就是我们所说的君子集团和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伟大的进步，给我们的身体解决吃穿问题，温饱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满街都是禽兽，是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仍然是高度垄断的，原来高度垄断的政治是关闭欲望大门的，今天欲望大门打开了，高度垄断的政治就转向追求欲望、追求物质，这带来了罪恶。如果还有意识形态控制的话情况会好一点，但七八年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硬着陆，我们今天没有意识形态，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意识形态吗？这能起教化作用吗？今天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转向欲望。但我一点都不悲观，我想说社会有自洁能力，但是你首先要让社会自主地运转起来，当社会不能自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救赎今天这样一种道德沦丧的局面。政治垄断、市场不完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市场是完全不充分的，再加上意识形态的硬着陆，欲望被放出来，公共权力转向追求物质利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于海：我觉得人文建设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一个适合人居的社会环境以及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前景，这就是我们人文精神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