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2月17日，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反思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李蕾：感谢大家返回论坛，刚才外面准备了一些美味的点心，看起来大家的表情也比较甜蜜，我是貌似“甜蜜”，但其实比较恶毒，我的问题肯定是不会心慈手软的。刚才休息的时候我在和王晓明先生讲，你们台上的几位就是明晃晃的靶子，好不容易出现了，总要允许大家发飙。所以我就站在这儿，大家可以向我开炮。我们的论坛现在就正式开始，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论坛的几位嘉宾：俞吾金先生、王晓明先生和复旦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先生。刚才主讲嘉宾孙甘露先生因为有别的安排所以提前离开了，因为我对他的红墨水和蓝墨水印象太过深刻，所以我就一直在看我们背后的几行字，大家看，我们的标题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它没有颜色，可以任意涂抹“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反思”，好大的题目，作为主持人，我遇到特别大的题目就想一头昏死，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我就先问一个小儿科的问题，三位都是大教授，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这么多年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你们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一下什么是人文？

　　俞吾金：如果用一句话的话，我觉得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

　　王晓明：我觉得人文精神应该是考虑人的全面发展。

　　于海：我就用最简单的例子，不用定义，今天很多的仪式和剪彩，我们的领导非常彷徨，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下面都会站一排小学生，这是最反人文的。我们有很多以人文精神为题的活动，你可以去看看它们的排场都是不尊重人的。所以刚才我说的观点就是给俞教授做一个注脚，没有对孩子形成一种观点。所以要讲人文精神，这些活动绝大部分都取消，剩下的坚决不用孩子。

　　李蕾：太好了，今天我们的现场没有小孩子。所以你看人文这个词“人”在先，反过来就变成“文人”了，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社会转型期”，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土匪要打劫了，就站在广场上跟大家说我要来抢劫，后来一群人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这样的，因为土匪定了一条规矩，第一个给钱的人给一百块，第二个给的一百五十块，第三个给钱的两百块，现在开始排队。大家就迅速地排成了长队，有人就排在后面了，我们这个队于海先生就排在最后了，于海先生就开始插队了，我作为土匪还是有要求的，不可以插队，插队怎么办？让你排在最后一名，你就会交最多的钱，所以也没有人插队了，这个队伍秩序井然，每个人都在交钱。这个时候俞先生就特别开心地跟王先生说，你看，幸好我们排在于海先生前面，我们只交了一百块和一百五十块，他要交两百块。有人跟我说，这就叫做社会转型期，我没听懂，请教一下几位老师。

　　于海：换句话说，人家把你卖了你还给别人数钱呢，数得还挺欢。

　　李蕾：是我卖别人还是别人卖我啊？在特殊时期，大是大非其实并不那么清晰。

　　俞吾金：我认为善恶标准古往今来就是随着不同的文化变化而变化的，我记得前面几位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有很多主题就是这样。但是其实善恶是不可分离的，就像上和下一样，狡兔死，走狗烹，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否则二者就都没有了。

　　李蕾：关键是把我一分为二，左边善右边恶的话，我应该拿左边来对待，但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哪边是善哪边是恶，晓明先生有标准吗？

　　王晓明：关于刚才那个故事，确实非常有意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你刚才说的那个是转型期，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说法，他认为这个转型的开始是来源于土匪，土匪出现以后情况就变了。

　　李蕾：是这样吗？

　　王晓明：什么叫做转型呢？就是你要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就是我们得交钱，人们就觉得这个新的情况发生了，怎么适应？这个规矩定了之后就是怎么才能少交钱，怎么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秩序让大家完成对现实的屈服。这样，价值观念、善恶观念都完全改变了，本来的观念是，如果你这个人比较顽固的话，你就会说凭什么你土匪来了我就得向你交钱？如果这一类问题不考虑，那么善恶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展开了，我如何能够最巧妙地排到第一名，少交钱，这就是最聪明的，那些被勒令排到最后的人就是很笨的，我觉得是这样。

　　李蕾：我看俞吾金先生的微博，他最近在关注被动语态，有人被拆迁，有人被三聚氰氨，有人被增长，有人被自杀，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如果按照这个来排队的话，如果我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去排队，我们究竟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队？如果你告诉我这个就叫做社会转型期，我就会非常绝望地说，那我能不能这个时代先不活了，我换个时空？能穿越吗？于海先生是研究这个的，请教你一下，历史上就没有社会转型期吗？这个问题难道是个新问题吗？

　　于海：这真不是个新问题，我们现在讲转型30年，中国转型100年，90年，60年和30年，大家说170年就是中国向西方被迫打开大门，面临的转型主题是现代国家建设。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时的主题就是救亡图存，这里有两个主题，国家不行，人民活不下去了，这是170年。100年是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主题是延续着170年之前的那个主题，但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民生，还是国家，还是人民要活下去这个主题。90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年，所以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是60年前，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孙中山的事业，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还是两个：国家富强，人民活下去。历史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是什么？国家发展、经济发展、现代化、民生仍然是主要的主题，但是毛泽东革命一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表明毛泽东对他的社会转型有两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目标：一个是把这个社会改造成全新的社会，另一个是改造全新的人，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和大公无私的人。这两个目标把近代170年，100年、90年以来的转型主题实际上扭转了，扭曲了，像民生就被忽视了。所以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没有让中国人民活得好一点。最近30年实际上回到了孙中山，民族、民生，民族就是国家富强、发展，民生就是让人民过好日子。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问题是毛泽东的主题就变成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变成了只是在造新人，也就是一个只讲精神和灵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偏差，所以七八年来的变化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把这个问题恢复到人们感谢权力，恢复到最基本的近代主题，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我从来不否认，但是过去30年我们解决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也是毛泽东没有非常好解决的国家发展问题和民生发展问题，如果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个人的身体和国家的身体。所以邓小平讲的所有的话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是讲的身体的话。所以今天一方面是身体的进步，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解决我们住房的问题，解决我们穿衣的问题，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另外一方面，从一级走向另外一级问题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两个东西放出来，把个人的欲望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的活力，把权力放出来，中国今天的改革和建设基本上是权力主导的经济，这两个东西放出来是可以的，有活力，但是放出来之后要管住它，要把肉体管住，要把欲望管住，要把权力管住。今天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从一级转向另外一级，从灵魂、精神走向身体，所以没有管住欲望，没有管住权力，所以今天才出现人文丢失的问题、价值扭曲的问题和我们失魂落魄的问题。

　　李蕾：那么要管住，谁来管？怎么管？

　　俞吾金：于老师说的是制度性的东西，我刚才也讲到，人总是有欲望的，老和尚与小和尚的故事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和尚和小和尚不和，又走了一段以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意思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可以去背一个女孩？老和尚就说，我把她放下来，你还会背吗？你真的要获得诺贝尔奖就要像老和尚一样拿得起放得下，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李蕾：刚才俞吾金先生说了一种典型的人，就是放不下的人，换个很流行的词就是“纠结”，我就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好几年前我就开始纠结了，地震的时候流行一句话说“嫁人要家王公全”，我觉得挺害怕的，他回家了，所以我就剩下了，所以要问问晓明先生，这么一个转型期，我们说人文，说要直面很多事情，可我怎么就那么放不下呢？我也问过我自己，为什么放不下？我觉得很不安全，就是在刚才演讲时做的调查，如果给你三天生命，你会干吗？很多人都说我要报仇，我要分财产，要跟别人清算，可是假如2012来了，地球只剩下一天了，你会干什么？大家共同的主题是爱。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儿不是大家同归于尽，而是我死了，你还活着。所以我就那么害怕人，你说这社会一转身总是在夹缝中，我没有经历的事儿我也很害怕，看见小悦悦我就害怕，万一我们家里孩子遇到这个事儿怎么办？万一我小时候遇见这个事儿怎么办？

　　王晓明：其实我们当老师的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同学会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怎么办？他觉得你说的道理上是对的，但是他不相信这个东西会变成现实。比如俞吾金刚才讲的个人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今天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个人，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比较注意自己，周围的人不太注意，进一个房间墙上挂什么画根本没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高度自我的同时是不相信自己能够做自己的主，从小就是被安排的，所以我只能够适应现实，我们不能够改变现实，这是今天一种非常奇怪的个人状况，高度自我和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结合在一起。所以要说我们该怎么办，除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你对你自己怎么看。我想向各位提一个问题，接着刚才于海教授的话去问，如果现在有人说土地是不可以被私有化的，土地被私有化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不知道各位同学、朋友，你们觉得这句话对不对？

　　嘉宾：不好意思，我觉得是不对的，土地应该是要私有化的。

　　李蕾：那你现在有自己的地了吗？

　　嘉宾：没有，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所以这方面可能还有点研究，我的想法是土地应该私有化的。其实在若干年前有人提过一个问题，我觉得很中肯，为什么发展商不可以找农民买地，而必须要走政府收地之后招牌挂的方式？他认为这种方式是不合适的，我很赞成。

　　李蕾：谢谢，但这个话得问农民，农民想凭什么发展商把我们的地都买走了呢？

　　嘉宾：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土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私有化。商品房有使用年限，工业用地，你买了地，交了钱，还必须交使用税，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土地私有化对还是不对有一个时间推定的问题。

　　嘉宾：刚才这位同学说得很清楚，现在中国的土地还不存在私有化的现象，从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已经对土地公有制有了定性，从老百姓、农民的角度来看暂时不可能有私有化，我们古代有一句话“安得广厦千万家”，希望房地产商能在合法的框架下做一些事情，能够保障我们广大人民的利益。政府能不能做到？关键是制度能不能确保，如果做不到，私有化是必然的。

　　俞吾金：我觉得中国人对土地有三个权利：所有权、使用权和占有权。马克斯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间实际上是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理解这一点就是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所以在座的各位都买了房子，你每天回到家里，这房子就提醒你，你占有我的时间还有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在中国我们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和占有权。

　　李蕾：我想请教一下晓明先生，刚才的回答有三位，一个女人和两个MBA，一个人正面回答了问题，两个人讲了理论，俞吾金先生也补充了理论，而且说到马克斯先生，马克斯他老人家从来没有错过吗？

　　王晓明：一百多年前孙中山谈过革命以后的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其中很主要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当时孙中山的意见被记录下来了，他的意见是土地不能私有化，指的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因为土地地面上造的房子是人力所造，可以被私有化，但是土地本身是在没有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类灭绝之后土地还会存在，所以土地是和空气、和水一样，是不可以被私有化的。我理解刚才这位房地产业主的看法，你之所以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因为对比中国另外一种更横行霸道的思维化，所以你认为应该让房产商直接和农民做交易，这比政府在当中盘剥一次要好。但是我们想讨论的是更根本的，我们私有化制度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

　　于海：我不想谈土地制度的现实规定，想就私有和占有的问题继续延续我刚才的思考。我刚才说过，从毛泽东的精神到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把人们的欲望解放出来，这是过去30年来最值得肯定的东西，而且不光是30年，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只有邓小平肯定了个人的感性权，孔夫子和毛泽东都没有。所以肯定个人的感性权一定会到肯定个人拥有其它所有的权利，包括人的情感权利。但一定要注意，解放人的欲望必须要有东西去控制、管住它。要以精神去管住肉体，但并不是从精神上消灭肉体。毛泽东是用精神消灭了肉体，根本走不远，在历史上没有现实性。但如果只有肉体，人就会变成跟动物一样。今天我们的局面就是满街都是禽兽，首先是精英堕落。

　　李蕾：于海老师是不上街的？

　　于海：非常严肃地说，我今天大概准备了3000-4000字的一篇文稿，很简单，中国古代解决人欲和天理的问题，对官员的要求是，官员必须是读书人，读圣贤书、通报考试，因为只有文化人才有能力去管理人民。不光是管理，而且还要教育、教化人民，教化人民是什么样的区分呢？是中国社会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今天实际上我们的官员和精英们既没有示范，同时又与民争利，大家全部落到了动物嘴里，全部落到了身体的嘴里，全部变成了小人。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特别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人实际上是管不住自己欲望的，人吃东西，大家现在看到有一套房子是根本不够的，在座的很多都不止一套房子，在座的很多人吃了很多东西，占了很多东西，为什么？你们跟动物比比的话，动物实际上是不会占有它的身体不需要的东西，人会。所以人管不住自己的愿望，为什么呢？多一点占有的东西，表明自己在社会中被人尊敬的标准，对吗？所以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精神，没有教化，那就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历史进步所带来的、面临的问题。但我讲满街禽兽，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

　　李蕾：于海老师的说法很悲观，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无耻的时候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面对这个现实，所以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想和我们嘉宾一起交流的？

　　嘉宾：我是复旦EMBA07班的，我想接着于海老师的话，为什么现在满街禽兽？因为过去人们还有一些信仰，比如说老天爷，比如天打雷劈，所以人们畏惧老天爷，所以还是有一些精神去管的，但现在的社会片面强调物质，因为你有了物质就会得到尊重，得到很多东西，也就是说评判的标准往往是以物质方面来评判的，但是又没有新的体系建立，比如老天爷没了，庙也拆了，信仰也没用了。西方可能每周周周日还会做做礼拜，相信天主教，但现在中国的社会欠缺这些信仰，大家都相信钱，只相信Money。

　　李蕾：那么您有信仰吗？

　　嘉宾：坦白地说，这也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因为说实话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自己也能够认识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自己也很困惑，是让自己有更多的物质还是静下心来，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李蕾：谢谢你的坦诚，于海老师批判的不是禽兽，批判的是禽兽不如的人。

　　俞吾金：如果谈到信仰的话，我认为也要看是怎么对待信仰的，我们中国人以理性作为基础，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人们到庙里去拜佛烧香也是有所求的，拿出来的纸条上面无非两种内容，一种就是保佑我和我的亲戚平安无事，另一种就是保有同样的群体升官发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信仰本身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题。在西方，你对上帝虔诚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关于刚才讲的土地私有，我做一点补充，我们市政动迁，你不迁不行，你在西方试试看，私人的地方、私人的领地，你走进去如果不打招呼，开枪打死不负法律责任，这才是真正的私有制，我们这边是人家那里放了一本书，我们随便翻翻，其实这都不是私有的，没有私有意识。如果冬天下雪了，有一个人在你的土地上睡倒，你必须要付他医药费，其实在国外，如果不经过房主同意你就施工，那是根本不可以的，那是要打官司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私有，没有所有权，还是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甚至人都是属于皇帝的。所以归根到底，所有权根本不在他们手里，这是东方社会的特点。

　　李蕾：我很早以前就听过一句话“我有一间破茅屋，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信仰，于老师也有自己的房子，也有人进进出出，最近空调也坏了，结果就出事了。国王进不进我不知道，反正骗子是进来了，别人还告诉他一句话，骗子多了，傻子不够用了，你太傻了，伤心吧？

　　于海：刚才李蕾讲到我家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冬天冷了马上想到要修空调，也是很随意地在网上找了一个空调的修理电话，约了上门时间，两个人上门装了氟利昂的瓶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蹊跷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注意，没有想到会是骗局，到最后发现其实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上门抢劫，但是我没有发现，我是引狼入室，他把我主机里面的一块主板拆下来换了一块，又把我的氟利昂给换了，做完之后说一个半小时之内不能开，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能开，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上门诈骗，要修的东西都没修好，把我一块板拆下来了还骗了我一千块钱。

　　李蕾：那你有进行人文反思吗？

　　于海：我的反思是两件事，一是给我一位在公安局的学生打电话，我说这件事情不想让他们继续，他们如此张狂，后来在网上一查，一连串的诈骗事件都是这个电话号码，我说不想让他们继续诈骗，我在公安局的那位学生开始受理这件事，但是更让我反思的是，这件事情我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心计，我以为这是工厂上门的，所以对很多细小的、违反常规的做法都怀疑了一下就不继续怀疑。如果是今天的电台、电视台会告诉我我们要学得警觉，不要随便相信人，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会更加警觉，任何上门的人首先要看他的身份证、工作证，会首先想到诈骗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是保护了我个人的利益，但是对这个社会来说，我们的交易，我们的交往，我们的互动变得无比复杂。所以我知道这种有心计是今天这个社会不断教导我们人变成的，我知道我是没有心计的，但是我现在也变成有心计的话，满街怎么不是禽兽呢？

　　俞吾金：他说的情况我也有，我有一个奇怪的观点，我认为受骗者是行骗者的同谋，因为行骗者之所以获得成功一定是勾起了受骗者的参与。我举个例子，有一种最新的诈骗手段，就是一个人，一个先生打一个小姐的电话，说你获了什么奖，20万元打到你的银行卡里，请你把卡号告诉我，她就去咨询一个银行的朋友，结果卡号一给，20万元就打进来了，但是晚上的时候又打了电话，很抱歉，我在给你回款的时候没有扣除了20%的手续费，所以要从工资里扣10万元，这个叫做个人所得税，后来她马上去问她的朋友，你给我20万，我还你10万也还有10万，她的朋友说你不要上当，因为你的钱是从另外一家银行支票过来的，根据银行的规定，凡是支票发过来的接受的当天都不能拿，另外发错支票的人有权在对方银行晚上关门之前撤销这张支票。结果到晚上这个钱也没汇出，一看支票已经撤销了。一般受骗的我都不太同情，因为他们一定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背景下只有两个原则：一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嘉宾：请问于海老师，在您身上发生的事儿在毛泽东时代会发生吗？

　　于海：在毛泽东时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毛泽东时代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交易活动都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所以今天我知道我追讨这个诈骗公司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流动的形态，他们在网上发布电话，到处流动，也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刚才俞吾金教授讲的案例我觉得跟我的案例完全是水火不相容，我在这里其实是花了更多的修理费，当时我也愿意接受，我太太说一千多块钱，怎么那么贵？买一个空调也不过两三千块钱，我觉得这整个一系列过程很蹊跷，如果我有警戒区，这个事情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整个这个社会的良知、道德感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堕落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而且这两个人一进门我就给他们喝水，我还给他们吃点心，他们说他们公司规定，是不能吃东西的。我讲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还是落在我自己的反省上，我不愿意让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变得那么警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国人和美国人比，和德国人比都比他们聪明，但是我们的幸福感都比他们低，我在美国，在德国，在法国遇到的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心计的人，哪像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那么警觉，一眼就把人看得坏坏的。但是我不把人看坏怎么办？我没有安全感。

　　李蕾：但我还是会跟陌生人讲话的，因为我会快乐，如果我当所有的陌生人都是骗子，那我不快乐。

　　于海：至少我跟李蕾的交往中，李蕾没有用一种警觉的眼光来看待我。

　　李蕾：我也没有骗过你。

　　俞吾金：刚才于海老师说的我们和西方的差别，我觉得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你读马克斯的《资本论》就写过这一点，我们现在的故事那时早就发生过了。英国是最早创立《宪章》的国家，你知道英国人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每个人拿着印第安人的一张头皮，可以领取多少津贴。所以我对于海老师说的有一个小小的修正，我觉得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满街都是禽兽，那么家里的又是什么？

　　李蕾：补充一下，刚才那位先生问你在毛泽东时代这个事儿会有吗？不会有，因为毛泽东时代根本没有空调，我们不能站在这个时代却记住那个时代的好。

　　嘉宾：我是2011春三班的同学，听了三位教授的讲演感触颇深，其实三位教授在讨论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当下人文精神张力的问题，古人认为我们的物质财富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精神应该“知荣耻”，当下虽然30年来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得到了很快的增长，但我们的人文精神沦落了，满街都是禽兽，原来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财富还没有匮乏，当时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比现在要好，当时我们可以看俄罗斯的爱情文学，但是到现在看的是“非程勿扰”。当时如果年轻人会写诗，会写小说的话很容易获得爱情，现在你有宝马车就可以获得爱情。所以请教授为我们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在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的时候人文精神的沦落？

　　嘉宾：刚才说的满街禽兽，我其实觉得不应该这么悲观，人本来就是动物变化而来的，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会思考，正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反思禽兽的问题，所以这才是人类的区别。那些罪恶的人其实也对这个社会做了贡献，因为正是有这些罪恶的人，使得另外一些善良的人、获得荣耀的人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思人类的弱点到底在哪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这个社会。整体来说，尽管满街都是禽兽，但我们还是区别于禽兽的。

　　俞吾金：当于海老师说满街都是禽兽，他也在其中的时候，我觉得他肯定不在其中，因为当人人都堕落的时候，有这种自我反思的意识本来就是超脱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确实是高等动物，这一点无法否定。人类对自己的高度追求，在自然界中确定了自己的定位，这就不同于其它动物，不会和自然界中的其它动物同流合污。所以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表明自己已经走出来了。

　　李蕾：禽兽的问题暂时告一段落，我看过一个问题叫做“人猿星球”，里面有一个特别聪明的科学家，回到地球的时候发现地球已经被猿猴统治了，当最后他想亲吻一个猿猴女科学家的时候，那个猿猴女科学家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这个科学家太丑陋了。

　　于海：因为我们是精英集团中的一员，我并不认为这个精英集团有多好，精英集团基本上是堕落的，它的光明和罪恶我们都有一份，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满街都是禽兽上面硬抠字眼，这没有意义。我回答大家的观点，还是那两句话：中国仍然是个精英社会，中国仍然要靠精英去领导他人，中国仍然是小人和君子之间的划分，小人不见得有多坏，小人需要教化，今天要恢复的就是君子文化。我们的官员是不是君子呢？用好的公共服务和好的道理去修身自己、教育人民，这两个在今天是不是都败落了？所以讲到今天社会的道德的松驰、精神的萎靡、斯文的扫地都和这二者有关，这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支柱，就是我们所说的君子集团和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伟大的进步，给我们的身体解决吃穿问题，温饱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满街都是禽兽，这是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仍然是高度垄断的，原来高度垄断的政治是关闭欲望大门的，今天欲望大门打开了，高度垄断的政治就转向追求欲望、追求物质，这带来了罪恶。如果还有意识形态控制的话情况会好一点，但七八年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硬着陆，我们今天没有意识形态，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意识形态吗？这能起教化作用吗？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转向欲望大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我一点都不悲观，我想说社会有自己的能力，但是你首先要让社会自主地运转起来，当社会不能自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救赎今天这样一种道德沦丧的局面。所以政治垄断、市场不完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市场是完全不充分的，再加上意识形态的硬着陆，欲望被放出来，公共权力专项追求物质利益。

　　李蕾：那么最后的一分钟平均分配给三位，每个人说一个关键词。你在当下人文反思中最关注的是什么？

　　于海：我觉得人文建设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一个适合人居的社会环境以及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前景，这就是我们人文精神所需要的。

　　王晓明：现在的情况之所以这么糟，借用李蕾的比喻，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土匪，现在的土匪和过去的土匪给我们留下了很坏的记忆。那么怎么办？人文精神其实就是要超越我们现实的小算盘，找到那些最基本、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普通人该不该给土匪交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俞吾金：我觉得今天强调人文价值最主要的是追求作为公平的真理。

　　李蕾：其实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今天我坐在这里也很荣幸，也是日月光华照耀下的一份子，我们如果把常识变成理想而不是口号，也许我们就可以有所改变。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