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2月17日，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2012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杨燕青：下面进入今天上午的圆桌讨论阶段，刚才大家已经聆听了胡祖六(微博)博士和哈继铭博士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还要请出陆雄文院长和来自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孙立坚(微博)先生。请四位博士台上就坐。

　　首先请问四位老师一个趋势性的问题，刚才几位都讲到整个中国经济在2012年喜忧参半，我们有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很悲观，但事实上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可能还是乐观的。与此同时，人民币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看外汇占款、外汇储备，从各方面的数据都可以看到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我的问题会比较长期，是从中长期来看的，在未来的5-10年，目前有一个论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Potential Growth rate，有人把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日本、韩国在1989年的经济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下台阶段。如果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进入1500国际元就会下台阶，中国会在2015年进入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到底是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还是会在不远的将来进入下台的阶段？另一个趋势性的判断是关于人民币升值前景之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这个问题非常直接，请四位老师非常简短地来回答。

　　陆雄文：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不专业，不敢多加评论，对于第一个问题多讲两句。刚才讲过，我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预测是乐观的，但这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中国走在这条道路上是不可能往回走的，人们只要有欲望、有需求，经济就会得到支撑。我觉得老百姓已经富起来了，不管地区之间还有多大差异，这样一种对生活向往、要改进、要改善的欲望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也促使了更多的创业者去创业。我觉得过去15年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创业文化，尽管这个社会环境还不够友好、有利，但现在已经在改进，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这个问题由于政治原因被打压，对经济、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巨大的伤害，会产生重大的动荡。如果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的话，我对经济还是抱有非常乐观的预期。但这个预期的前提是我们整个经济制度背后仍然是政治制度，要能够顺势而为，我非常同意刚才胡博士讲的审慎乐观，他的观点和我的思考有非常相吻合的一点，我们本身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需求仍然存在，我们国家的资源也可以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有所支撑。但是如果在政治上，刚才讲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国进民退的问题，如果政治上不能够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相信中小民营企业，那么就会产生问题，经济在好的时候就忘记了要调整结构，忘记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进一步支持、扶持，经济不好的时候好了伤疤就忘了痛，这是在政府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在政府治理层面相信不相信市场，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市场，这个问题如果在未来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对经济会产生重大的伤害。但是这两种矛盾、冲突会达到怎样的瓶颈，怎样才能真正释放出民间经济成长的力量，我觉得还需要观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抱着很审慎的观点。我觉得有时候民间的信号是很正确的，股市实际上反映的是信息问题，资本的外流、大量资金的外流也是很强的信号，你们是留下了，妻子和孩子以教育的名义走了，这个信号如果政府不能够真正重视的话问题也是会很严重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经济的基础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在制度层面，在政治层面，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今天台上的嘉宾不能回答的问题，但至少我个人表示非常深切的关心。可能现在还有一百年前很多东西的影子，至少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比1989年严重得多，挑战依然存在，这是我的看法。

　　孙立坚：因为今天上午在人民银行金融办和上海的一些专家们讨论国际金融治理这样一个话题，没有来听哈继铭博士和胡祖六博士的精彩演讲，幸好我坐在这个位置，可以从院长的介绍中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和精髓的思想，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们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首先我感觉到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来讲，今天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乐观的，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东京有一个项目，我们正好召开了APEC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做了一些合作构想，我们国内没有报道。我的同事是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你怎么在东京参与了联线。这个事件释放的信号是什么呢？美国很清楚，以前全球化的繁荣是经济基本面，能够打造他们美元的地位，但是这个经济基本面一下子坠落的时候首先挑战的就是美元的地位。所以美元在重新拣回霸权之前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可以利用美国知识产权的优势，能够重新进行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格局，从这样的定位来寻找美元重新发力的优势。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很乐观，美国都找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说明我们增长的有时。

　　杨燕青：目前中国是被排斥在PPP外面的，您觉得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如何？

　　孙立坚：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国内不允许过多的报道，但是至少应该中国的知识产权在那边，可以看出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劣势的行业。当然，从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讲，我认为必须要加入PPP，但问题是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美国既然有APEC框架，可以撇开这个框架重新考虑PPP，这肯定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我担心的是今天非常关注我们的收入能力在增长，每年消费都在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收入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国内的消费环境非常恶劣，所以并没有看到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反而现在担心收入的陷阱，昨天我在文化创意和金融创新的新浪经济论坛上也在讲这个观点，我们今天过多地把一个产品做虚，过多地在一个制造业上游去扩张，最后挤出的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以在我们财富积累的时候，虽然1989年日本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最后挤出的是泡沫。我自己在日本呆了这么多年，亲身感受到对制造业起飞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金融制造业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走出金融和制造业两个并行前进的状态，都是在制造业起飞之后金融再往前走一步，看看今天中国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关于人民币的问题，因为是从国际贸易顺差来看对人民币长期增值的需求，再看我们实际汇率，所以从整个基本面来讲，当然这个基本面怎么看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我们是低估的，人民币未来的增值一定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现在欧洲债务问题的深化，解决的方法也是通过注资的方式，大量占有国际地位的美元和欧元如果不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潜在增长力没有一个新的增长方向出现的话，还是按照现在的增长框架的话，那么大量泛滥的流动性会卷土重来，会再次看到2009年出现的大宗商品的上涨、人民币的升值，这是未来预期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是等待着今天中国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央企今天怎么样能够重新整合，把很多市场开放给民营企业。因为这几年增长的潜力，我们是有能力把看似悲观的潜在增长力抬上去的，但是现在的框架来讲，我不得不承认潜在的增长力一定是向下的。中国这样巨大的问题会使我们大家感觉今天看不清、悲观。

　　杨燕青：总结前面两位院长的思路，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们制度性的制约，因为其它和制度性类似的制约，比如刚才讲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制度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很有可能是要下台阶的，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主流理论是有所不同的，主流理论认为非制度的应该是其它经济的，从增长函数的角度来看经济是下台阶的，两位院长指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这些制度因素可以不出大问题，或者有所改善的话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的若干年还不会下台阶，还是继续请教哈博士这个问题。

　　哈继铭：我觉得中国经济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呢？“中国荷兰病”，就是一个国家在某一个领域里表现特别优秀、特别突出，比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结果出口大幅上升使得汇率升值，其它的行业发展不起来。中国内在看来也是这样，中国荷兰病体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轻而易举享受了二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人口红利的推动下，我们的资金价格非常低廉、劳动力成本很低，所以你不创新，你照样可以复制人家的产品，只要你一生产，别人统统熄火，谁都不能进入竞争。我们的房地产也大幅度上升，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在推动，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大量的人进城，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红利推动下出现的对经济增长非常有利的现象，但不幸的是我们逐渐地看到这个因素会消失，消失之后我们是不是有能力用其它的方式来弥补人口红利的不足呢？我们有没有制度改革的红利？其实是有的，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政策在被执行，中国有时候出一个方案，或者刚才祖六说的法律是很健全，文件什么的都有，但是执行起来困难重重，道路非常崎岖坎坷。比如说“非公36条”早就有了，但是现在执行得怎么样呢？户籍制度改革有的地方也开始做，但真正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呢？你可能7年才能拿到当地的绿卡，在美国拿个绿卡也就5年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需要我们思考，并且尽快采取行动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潜在的速度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滑。除了速度之外，我还想谈增长的质量，即便速度下滑了，质量能够提高也是一件好事。中国人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不安全，它也在GDP里面，但这些GDP有什么用呢？我情愿GDP不那么高，但是吃的东西是比较安全、比较放心的。究其原因，但是一般是把不安全的食品怪罪到生产者头上，尤其是那些私人部门生产的，觉得他们缺乏基本的道德准绳，使得这个社会缺乏诚信。其实我在想，这里面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不出现，现在出现呢？连外商也卖过期的肉。经济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做“时间上的不一致”，政策在时间上不一致导致了经济行为的扭曲。过去我们说要多种所有制并存来发展经济，可以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资。如果你不说，全部都是公有制的话，那个时候增长效率很低，但吃的东西还是安全、放心的。你有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别人就加大投资，私人部门、外资都在投资，但突然在这当中出现了中国进民退，所有的政策都向国有倾斜，使得私人部门站在一个很不公平的起跑线上。但是人家前期投资已经付出了，有些歪门邪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逼良为娼”，我就想为什么沃尔玛不在其它国家，不在把戏卖过期的肉呢？是沃尔玛的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大家去美国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随地吐痰的在美国也不敢随地吐痰了，老外在中国挤公交力气比谁都大，这是环境造成的。这种美好的红利出来替代人口红利如果都能实现的话，我相信人民币还有得升，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些政策被扎实地执行，所以我认为短期内不大会升。

　　杨燕青：所以人民币汇率也取决于我们的政策。

　　哈继铭：是政策决定汇率。

　　胡祖六：三位专家都已经做了非常好的阐述，杨博士刚开始的时候谈到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判断，现在GDP上了5000美元，以后就越来越难了，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我想说，你看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等收入陷阱是并不成立的，许多这样一种Pattern，有个别的案例，特别是拉美国家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整个美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高经济体，那个时候还比加拿大更富有，但是今天阿根廷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你说有什么收入陷阱的话，在过去200年中，自从西方工业化以后最可怕的陷阱叫做低等收益陷阱，包括中国，过去两百年就是陷入低等收益陷阱不能自拔。印度也曾经是这样。这些国家短短的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都陷入了低收益的恶性循环，那是很可怕的。中国现在应该谢天谢地，主要是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摆脱了低收益的陷阱，现在人均GDP刚刚进入5000美元，我觉得看未来不见得会陷入5000美元的陷阱，我们还有很大的动能和势能。从趋势增长来说，应该还有8%-8.5%的年均增长率，再持续20年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是趋势增长线中的潜在增长线，并不一定能变成实际增长线，这取决于制度的改变，刚才两位院长都谈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因为未来光靠高投入肯定不像过去30年占GDP45%的投资，未来的20年肯定没有这么多，但是我们有一项可以指望，就是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过去我们改革开放也有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的投入很少，但是每单位的老公，每单位的资本生产产出都很高。过去是靠农村包产到户，这种生产力提高还是相当快的，但关键是看能不能持续，这里需要我们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通过平等、自由的竞争游戏，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同样技术的应用，包括IT、移动互联网和生物科技、现代农业，还有很多新兴产业的空间。所以技术推动效率的改善，然后是制度变迁和效率改善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未来保证8%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但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前一阵子说要不要救欧元、救欧洲，发现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欧盟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我觉得很奇怪，莎士比亚有一首诗叫做《玫瑰花的花》，无论你叫什么名字也有一样的芬芳，如果我们是市场经济的话，根本不用在乎欧洲人、美国人怎么说我们，还要别人承认我们，那不是很奇怪的吗？所以我们要先做一朵玫瑰花，我们现在还不是市场经济，我们是转轨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但就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很多国家那样，中国经济不是小舟，是航空母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座每一位复旦EMBA同学固有的创意能力就会被压抑，不能被释放出来，中国就可能会前景堪忧。但我相信中国没有人想回到文革时代、大跃进时代的那种无助，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开放，中国就一定能够避免中等收益的陷阱，我们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暮年看到中国摆脱了中等收益的陷阱，而且成为高等收益的国家，成为了现实。当然，这个现实的实现也来自于我们才华横溢、之村高原的复旦MBA同学们。

　　杨燕青：感谢胡博士，也感谢四位嘉宾，他们的观点非常接近、非常一致，大致认为我们中国不存在太明显的潜在趋势增长的极限，我们完全可以越过这一段，但是取决于很多原因，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制度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否则中国可能就会生了一种“荷兰病”，怎么也好不过来，我们只能把希望寄于未来，因为马上要进入2012年，这是很多国家的选举之年、动荡之年，也是中国的换届之年。我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请几位嘉宾简单地回答，在刚才讲到的制度方面，在我们能够做的超越我们的趋势增长和潜在增长方面，我们给下一届政府打多少分？你的预期是多少？最高分是100分。

　　陆雄文：要回答这个问题，满分是不可能的，但先要对本届政府做出一个打分，才能对下一届政府打分。本届政府我不敢说是我自己的判断，我想大概在60分左右。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保持经济的增长稳定；二是尽管有财富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人民是从发展当中得到实惠了，这两点都做到了，所以我想应该是给予一个很高的分数，但为什么分数打这么低呢？是因为我们在发展当中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为未来作出战略性安排，这会对以后产生巨大的陷阱。刚才我和祖六博士聊过一个问题，我说房地产是政府的自残行为，让房地产行业刮骨疗伤。不滚房地产当时是怎么起来的，因为地方财政收入唯一的依赖就是土地，地方政府没有安排好，这个我觉得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依赖土地财政。政府应该作出很多战略性安排，实际上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十年前就应该做了，这样才是有远见，负责任的，这样我又把它打回了60分。未来只要比60分好就可以了，我不敢给予过高的期望。

　　孙立坚：杨燕青主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她每到最后环节一定要打分的，打分对于我来说是最最糟糕的一件事，我觉得陆院长没有好好研究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愿意听你批评的话，你给他60分，他干的事情是50分的，你讲他好话，他感觉自己可以做好事，所以我们要讲鼓励，给个80分，给后一届政府90分，但愿我们能够走出一个乐观的预期，现在有一个好的迹象，最近感觉市场开放在加快，这非常好，将来中国政府必须要实现高分，大家眼睛都看着呢，它必须要拿出一个高分。

　　陆雄文：这有点像小学生，鼓励鼓励就考得好了，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只有小学生的水平。

　　杨燕青：我每次回到学院就想让人打分，但是哈博士和胡博士肯定会有更加智慧的视角。

　　哈继铭：我现在在外资企业工作，给中国政府打分不太合适吧。其实分数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些政策至少有一些会扎扎实实地推出来，所以我相信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会比这一届的要高一些。

　　胡祖六：我也弃权，原因是我非常尊重陆院长和孙院长两位教育家，他们的打分都是非常客观，非常公平的。他们两位的打分就是结论，就是权威，我接受我认可。

　　杨燕青：大家的掌声说明我问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但是大家很爱听的问题。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

　　提问：我来自南京，现在在11春季修MBA，因为我的行业是做外贸的，请问胡博士中国目前还有几个亿的农村人口，或者经济学上讲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青”，这个时候我们谈人口红利和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还为时过早？

　　胡祖六：其实我同意他的看法，近几年制造业发现招人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中国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存在了，我认为不是这样，还是供需不能达到平衡，也跟这几年的政策和《劳动法》有关，导致了成本上升和就业不足，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并不是否认这个事情不存在，你看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后变成了发达国家，法国、德国工业革命以后也是成为了发达国家，美国的兴起，包括加拿大也没有停留在中等收益国家，一直到发达国家。日本等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也没有停留在中等收益，一直达到了高收益的经济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期望中国也能够保持过去30年来的势能和动能，高歌猛进，直到跟美国的收益水平趋同。我们说中等收益陷阱不存在，除非政策制定者自己掘一个陷阱。

　　提问：我是来自台湾的，刚才演讲当中有提到台湾经济的成长，胡博士相当有研究，两岸的优势联合起来有没有办法创造华人的史帝夫。乔布斯？有没有办法由经济强国变成工业强国？

　　胡祖六：首先欢迎你来到复旦大学念MBA，另外对您的两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都是Yes。

　　杨燕青：那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胡博士对我们的智慧的付出，让我们有非常好的思考，未来可以对中国经济作出更多的贡献。

　　提问：各位老师，我是来自复旦华盛顿大学的，我想请问哈博士一个关于企业转型的问题，我来自于一家民营企业，是做房地产的，没有做上市，也没有做其它基金、债券之类的，是用传统的银行体系自有资金来做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因为我对民营地产比较悲观，而且做这方面我觉得很痛苦，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决定要转型的话，应该如何制定我们的Strategy？怎么实现这种转型？

　　哈继铭：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房改之后确实是享受了巨大的中国城镇化红利，从刚才的分析角度来看，虽然还有一些成长空间，但是不会像过去那么快，可能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空间，还不会放缓。我觉得城镇化将来不是大量的人往大城市拥挤，更多地是把农村变成城市，这样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这些都是住宅方面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地产，商业地产这几年也是在突飞猛进地增长，有很多地产开发商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我在想商业地产也有不同的打造方式，一般来说都愿意在大城市，在市中心搞商业地产，Location is No 1，但是我觉得中国还可以打造消费型的地产业，消费型的商业地产，一般的低沉都是以投资为重的，但是我想在中国，尤其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我们一个周末去买点东西，开到商店门口和停车都是很麻烦的，你就算花一个上午想买几样东西，最终还是没法买齐。我回忆起当初我在美国的时候买东西不是这么买的，我从来不去市中心买东西，开到离城市差不多20英里的郊区，你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供你短时间的有效购买，那些超市比沃尔玛还要便宜，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车子就可以放在那边，他们会给你换机油，给你保养，消费完了还可以在那里吃饭、看电影，小孩会在那里溜冰，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有，集衣食住行娱乐于一体的这种商业地产是拉动消费的，我相信政府应该支持，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诸如此类的商业地产还不多，你看上海人每到周末就开车到昆山吃螃蟹，开几个小时吃几个螃蟹，要是在上海和昆山之间有这样的商业设施，你想想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实在地产业不愿意做，要转型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一是看你自身在哪些领域比较有能力，不是所有的人从地产业转到别的行业都是相同的。但据我观察，有不少地产开发商前几年就开始朝资源类行业转型，也有是朝境外发展，所以我想目前来看，就算是在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跟美元升值，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有关。但是中长期来看，我相信大宗商品还是一个稀缺的产品，无论是美国、欧洲货币政策都是比较宽松的，而且中国接下来可能宽松的概率要大于紧缩的概率，所以在经济增长和货币推动下，未来大宗商品还是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很多人尽管已经走了，我觉得还是可以加入的。

　　陆雄文：将来中国的房地产仍然是有很大机会的，我非常同意哈博士讲的，你不是去做一般性的、大众化的产品，不仅仅是产品要做差异化、要个性化，包括你的商业模式。中国过去十几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民间的力量、民营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而且有此起彼伏的创业创新。这种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所以会形成很强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包括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去十几年来房地产有点像制造业15年前的那种大规模拿地，只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新的危机来临之后，那些只会做简单制造的房地产行业必须退出，没有你的生存空间。但是做创新的产品、创新的商业模式我认为仍然还有机会。所以一般的商业转型对于任何行业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请大家回到课堂上继续学习。

　　孙立坚：我应该也说回到课堂上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产业有很多是周期性的，现在很多欧洲选产业都是顺周期的产业，上的时候上，下的时候下。因为我一直在EMBA的课堂上讲现在盯住的就是高端，中国的“二八现象”你不做这种商业模式的话真的走不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状况下更加困难。所以我觉得高端的不要玩虚的，因为玩虚的可能会叫停，高端的做实一定会有很高的盈利增长性，而且抗风险的能力一定是很高的。所以我感觉在经济待确定的情况下更要向高端走。

　　提问：我是来自2011年台大复旦班的，刚才胡博士提到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民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也提到了三座大山其中官僚资本主义，那么在未来中国政府进行类似的自残来解决民主，或者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这种机会和方式有哪些空间？

　　陆雄文：我不是政治学家，这样的问题比较难回答，我想就目前我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我们大概有1/4的社会主义，1/4的封建主义，1/2的资本主义。胡博士说推翻了三座大山其中的帝国主义，还有两座留着，殖民主义没有了，但是封建依然存在，而且和经济结合。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下届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去解决，我很难预测，我只能说如果本届政府有做得好的地方，刚才四位都谈到了制度的改变能不能带来福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对下一届政府很期待，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有预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确定性因素会非常大，所以今天资本市场撤出来，很多人也从股市里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政治问题，这也是我对本届政府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缺乏战略性安排，导致我们永远在一个原来既有的循环上去循环，所以我们是希望下一届政府有这样的制度，但今天不是讨论政治的场合，下次我们喝茶的时候可以讨论。

　　提问：我是复旦EMBA华盛顿7班的学员，听了很多次哈博士的演讲，很多都是关于人口的理论，一般有三点，人要够多、够年轻，够傻，但是未来人傻的因素可能不存在了，因为人口素质会改变，我想在这个人口红利之中人口素质的转变会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哈继铭：我觉得肯定会有，但是人口数字要看从什么方向改变。我们看到过去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建筑工人，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是几十块钱干一天，汗流浃背还愿意加班，现在有很多地产开发商跟我说200块钱招不到像样的工人，不愿意加班。他们的工作热情、努力程度和过去是不同的。再说有些企业，像富士康出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居住条件我相信比他们的父母辈20年前出来打工的时候要好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怎么没有听说有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工作的强度和压力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工作质量、劳动力素质未必就一定是改善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受教育的程度比过去高了，这一点我们要看到。我相信在教育领域中，尤其是像复旦管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创造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但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是这样，而且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高校是凤毛麟角的。有很多其它高校毕业的学生出来之后，我们也知道很多大学生出来现在找不到工作，即使是有的留学回来也未必能够找到工作。这说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人口质量的改善、劳动力质量的改善，我自己觉得至少不是那么乐观。

　　杨燕青：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三位老师只用一个词来描述你眼中的2012。孙老师又在会心地微笑，他知道燕青又要让一个词来总结，那就请您先回答。

　　孙立坚：现在的心情和2012一样，“慌”。

　　哈继铭：“悬”。

　　陆雄文：我比较务实一些，我觉得中央政府对中国的这些问题现状有很多的思考和观察，但就是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只相信自己，我觉得明年经济的主基调应该是“调整”，一个字的话就是“调”，真心诚意地“调”，如果再不调整的话以后危机还会再来，我们还会在原地踏步，经济真的会崩溃。所以我觉得明年应该真真实实地“调”。

　　杨燕青：三位老师给我们2012年定了调：慌、悬、调。如果大家认为今天上午的收获超过了你们的预期，请你们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三位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付出，希望我们明年还有机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