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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要过渡到创意资本主义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6日 11:29  新浪财经微博
图为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前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胡祖六发言。 图为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前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胡祖六发言。

  新浪财经讯 12月17日,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前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胡祖六(微博)发言。

  胡祖六表示,现在可以说经济学界在国内也好、国际也好争论不休,有很多非常悲观的分析家和学者认为过去中国最好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我们背后了,未来的中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我们要实现从官僚资本主义到创意资本主义的过渡。

  以下是发言全文:

  胡祖六:各位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复旦管理学院,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论坛,我不是复旦的校友,这是我的不幸,但是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论坛,和大家欢聚一堂。我对复旦是慕名已久,对复旦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也是非常关注、非常钦佩。陆院长是我非常要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学者,但是我觉得陆院长更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教育家,现在中国学者有不少,但真正好的教育家非常稀缺。所以我相信复旦管理学院有陆院长这么好的管理者、这么一流的师资,这么优秀的同学们,复旦管理学院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一流的、亚洲名列前茅的管理学院。这是陆院长的愿景,我相信这个愿景很大部分已经,而且正在继续成为现实。所以我祝福负担管理学院,也祝福在座的各位同学。

  这次论坛的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刚才燕青博士已经做了非常美妙的开场白。一提到2012,我心中是发怵的,为什么呢?大家去想想那个电影,所以我现在不想更多地谈2012,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历程,也对未来的一些挑战与机会做一个展望。至于陆院长所说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辛亥革命Republic of Revolution,当年孙中山先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特别是还要富有,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穷困的国家。如果看当初革命先烈的这些理想,发动辛亥革命的目标,一百年后我们再来看,可以发现当初革命先烈的三个目标在一百年后很多还并没有实现。除了独立,中国今天确实是屹立于一个全球的独立、自信、自尊的国家,这个目标确实是完全地、百分之百地实现了。那民主是不是成为了现实?这个我想不用赘述,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那富强呢?其实一百年来中国继续疲弱,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现在联合国(微博)有187个成员国,1949年只有40多个国家,中国的人均GDP肯定是排在末尾的,不是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一直到1978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人均GDP在1978年时也是在全世界徘徊在130-150位之间,所以在一百年前革命先烈的三个目标,在一百年后还没有完全被抓住。

  但非常庆幸的是,过去的30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开始起飞,已经连续30多年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孙先生所提出的这个理想,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我们回过头去看,为什么过去30年经济百年孤独、百年停滞,古老的神州大地突然面貌一新,经济开始腾飞?我们可以用很多模型、很多理论、很多假说、很多实证研究来解释中国成长的奇迹,但是在这个场合,我们不要用什么枯燥的模型、公式或者数字,我想用三点来描绘过去30年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一是民营化、二是工业化、三是全球化。我想过去30年在中国发生的每一个变化和奇迹都可以追溯到这三大推动力。

  谈到民营化,我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也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国营经济占据中国的主导地位,达到90%,即便是在农业也有大量的国有农场,基本上90%的中国GDP都是国有经济。在过去30年,我们看到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确实呈一条直线,而且在平缓地下降,比重越来越低。到2009年,在我们发生小小逆转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差不多是25%左右。因为民营化,所以中国经济的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你在看1978年的中国基本上都是漆黑一团、烟囱林立、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但是今天可以看到有许多新兴的、有活力的私营经济、私营企业兴起,传统的国企,无论是中石油、中移动还是像ICBC这样的金融奇迹都经过了一段痛苦的、全方位的重组、改革、转型、上市,应该说他们与传统的国企也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中国经济的今天有着许多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也有一些经过改制重组的国企,当然,还有很多外资企业和在大陆的台商,应该说各占1/3,陆院长是非常好的教育家,我们MBA学员的背景据我所知也是各占1/3,三分天下,正好是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

  我们以前经常读领导人的文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所以非常重视农业,历届政府都在强调“三农”,其实中国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是非常低了,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正在显著上升。如果看工业附加值占中国的比重,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个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得到。所以也是因为工业化才有我们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规划和奇迹。1793年拿破仑。罗尼勋爵作为英国的特使来到北京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乾隆皇帝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因为当时还没有复旦,没有很好的EMBA和MBA的教育,所以他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需与外人通商,所以导致当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所以孙中山先生提出要驱逐蛮奴,复兴中华。但一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实现辛亥革命的初衷,复兴中华的梦想。我是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上大学的,当时有一个外教,是美国来的英文老师,原来我的英文老师是俄文教授自学成才的英文老师,后来请了一个真正的美国英文老师,如果当时你是一个去美国的中国人,你就算是在沃尔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Made in China”的标签,而现在如果你去美国,这个标签几乎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所以当时在世界贸易版图上根本找不到中国,当时的中国就很像今天的朝鲜,在国际的商业版图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但不同的是那时的中国比现在的北朝鲜大得多,没有想到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崛起,战后德国、日本都是全球贸易大国、贸易强国,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中国能够取代德国、日本成为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远见,吸引了很多外资,吸引了港台的先进管理模式和理念,这一切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这是过去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三大驱动动力,所以中国有过去30年来经济的规划。现在看来,这种模式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无论是从研究还是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从你们日常的经营中也在感受到中国这种30年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和局限,这种模式可以很简单,就是高投入、高排放、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确实行之有效,也是我们的东亚,从日本开始出口拉动的经济成长,应该说日本最先创造,后来成功地被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东亚四强所模仿,但最大的成功还是中国自己,因为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大国能够成功地实现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非常地有效。还有就是高投入,因为我们的国民素质非常高,在没有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没有像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在拉美国家那样,也没有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那样通过债台高筑驱动经济成长,我们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储蓄。这种模式其实非常有效,但局限也越来越明显。我举几个方面:首先是消费,具体来说应该是私人消费,不是政府消费,中国的政府消费是很强劲的,我经常跟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的消费确实是很强劲的,但私人消费不足,比率占GDP的35%,确实很低。我们在消费指数调整之后可能这个比例会略高一点,但不管怎么样,GDP的35%来源于民间消费,这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低的。不仅仅是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70%的私人消费GDP比重,就是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低的,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人均GDP占中国可能不到1/3,但是印度的私人消费占GDP达到了59%,俄罗斯是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3%,巴西占到69%,巴西人很乐观,很潇洒。中国虽然不想像巴西、希腊、意大利那样,但是35%确实是太低了,对于经济的拉动确实是不足的。

  美国人批判中国贸易顺差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其实这跟国内经济失衡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看占GDP比重的顺差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1%,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了。二战以后日本、德国出口拉动经济的成长,最高的时候也就是5%-6%,历史上没有哪个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经常帐户顺差达到10%,从来没有过。这个纪录是被中国所创造的。当年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包括香港偶尔可以达到三位数,但那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中国曾经有曾经上过十位数的经常帐户顺差。过去十年,当我还在高盛的时候,直到现在我会经常碰到政府官员、央企的领导,还有很多民企和金融机构都说我们想去非洲,我们想去拉美,我们想去中亚买矿产,买煤炭,买石油,买天然气,买铜矿,买铁矿石。为什么国际能源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中国的需求推动力肯定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问题是中国一有需求,价格就上涨,而且引起了很多地缘政治,甚至外交的麻烦,这一点也是对我们这种传统高投入模式的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局限。

  今天我的心情很好,因为要到复旦,也看到了上海在这么寒冷的冬日依然荧光明媚,我想继铭和我一样,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去跑,这种天气并不是每天都能够看到的,特别是在北京。我是志存高远的,要么就到复旦的EMBA,要么就到北大清华,除了可以分享丰富的知识之外还可以享受新鲜的空气。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们伟大的祖国独占15席,而且可能还是被低估的。那么怎么办?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科学发展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我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参与过讨论,在正式公布之后我也认真拜读过。那些决议你要全部读完可能会打瞌睡,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决议。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是“平衡”,因为我们不平衡,国务院中央领导也都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要更加平衡、全面、协调的发展,原来是靠出口拉动,现在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但主要是要靠内需拉动。然后是“民生”,和谐社会已经讲了11年,最后肯定要落实到民生上去,现在也开始逐渐关注。要“自主创新”,要“知识产权”,这也是在“十二五规划”里有很多描述。最后还要“节能减排”,就是给你低碳经济。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未来,不只是2012年,也是未来5年,甚至10-20年的快速成长,不仅要快,而且要可持续、更平衡的成长,这些显然是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些转型呢?现在可以说经济学界在国内也好、国际也好争论不休,有很多非常悲观的分析家和学者认为过去中国最好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我们背后了,未来的中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我不想去谈这些悲观主义预言家的道理,只讲四条:

  一是法治,尽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但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立法做得非常好,人大常委会每年都有很多新的法律出来,但法治不只是立法,更多地是司法、执法。这个司法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政府和企业一样也是要平等的,政府也有犯法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平等地、利用法律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呢?这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中国的立法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司法,特别是司法的独立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些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都没有被落实,包括财产权、知识产权等等,很多人原来都是跟全球一流的机构投资者打交道,自己也是一个机构投资者。原来还不是很明显,但今天的法治制约已经越来越明显;

  二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国进民退,国有经济比重30年的改革是呈现直线式的下降,但是到2009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发现国进民退,这不仅仅是自由市场经济派的学者在变相地批评,其实有很多证据表明,包括世界银行最近做的一项研究,有很多产业国有经济的实力开始越来越壮大,还有民营经济、金融环境、投资环境、经商环境越来越恶化,这个不公平的游戏场变得更加不平坦了。所以为什么说背后的三十几年?民营化、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很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未来5-10年是不是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

  三是社会保障滞后,一个制度完善的国家,应该给所有的公民,包括来到城市的农民工都要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从失业保险再到医疗和养老,我很遗憾地看到,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不是要变成希腊,但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资本主义的时代。大家都读过《大卫。科什彼尔》,还有《伟大前程》,那里描述英国工业时代的图景,在中国就算没有100%,也可以体现出78%,所以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有一个人叫迈克尔。查尔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中国是一个大泡沫,这个泡沫一定会破灭”,他的很多依据我不赞同,但很多情况确实正在变成现实。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一发热,政府一放贷款中国经济就是大泡沫,我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这种周期的循环,这一点在未来5-10年,包括2012年,我们是不是又会重复2008-2009年那种情况?这不是我的观点,我本人还是一个非常审慎的乐观主义者。讲过悲观的理由,再讲讲乐观的理由,但只讲三点:

  第一、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波动不安,最大的因素还是来自金融,这个金融包括私人金融,也包括政府公共财政,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元区都是如此,我们国家经过了十几年累积起来的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总体说来变得更加稳健,资本金比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幅上升,盈利能力也显著改善,甚至公司治理透明度、风险、内控这些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金融业的一些问题应该说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所以相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来说比较稳健,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和重要的优势。但大家知道,资产从大箫条之后美国的经济是最健康、最稳定、最有效率的,但也无法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本在80年代可以说势不可挡,今天世界十大银行中国独占四席,工农中建都在里面,但是80年代日本曾经独占九席,甚至有一年十大银行都是日本的,但也不排除日本巨大的金融危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金融稳定是我们一个巨大的优势,但不是永久的优势,稍微一不小心这个优势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像2009年9.7万亿的疯狂放款,再持续一年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完蛋了。

  第二、创业和人力资本。这就是和我们复旦非常有关系的,复旦大学和复旦管理学院是中国最悠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中国有一个别的国家没有的优势,中国人固有的创业精神、创业能量,还有人力资本的基础。我先不讲管理,在座的各位都代表着中国管理精英,中国高等教育每年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是60万人,全球第二多的是印度,印度是28万,其次是韩国和日本,美国差不多8万左右,但其中的一半也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以每年能出60万工程师,这种人力资本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么中国大陆未来20-30年能否复制台湾的经验?为什么这么说?1978-1979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开始吸引外商,开始以工业为主的出口导向,这种模式最早是日本、台湾、韩国所用的模式,台湾原来也是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出口拉动成长模式,中国大陆一开放,一夜之间台湾的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丧失殆尽了,所以台湾经济被迫要转型。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台湾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上次我和陆院长一起去了深圳,看到整个电子行业,特别是半导体都是全球一流的。今天在智能手机开始主导全球的时候也有我们的HTC、宏达电脑,所以台湾基本上把传统产业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就开始转型,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借鉴和参照,我有理由相信台湾的经验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复制。

  第三、城市化,这是让我比较乐观的,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但是从1998年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发展以后,中国的出口需求极度萎缩,当初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也是要寻找到一种途径振兴内需。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一是要搞基础设施,中国今天的高速公路这么大的规模就是从1998年开始建设的全国基础设施;二是通过放松户口管制,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能够转移到城市,这样他们就有住房和各种消费的成长。这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到今天城镇化占中国人口的比重是45%,这应该也是有水分的。比如重庆有这么多农村地方都算重庆市,原来也有很多人怀疑这个数字,现在是按照行政划分来统计人口,但不管怎么样,除以45%是一个城市化的上限,如果按照过去10年的趋势,再过20年,等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人口比率能够达到70%。70%是什么概念?今年的台湾就是70%以上,日本和美国是80%-90%以上。我们再过20年城市化的比重能够达到今天大约台湾、韩国这样的水准。但是70%意味着中国城市居民有10亿,这个数字就很不同凡响。迄今为止,全世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只有两个:印度和中国。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测,也包括很多其它专业机构的预测,看未来世界人口的变迁,再过20年全世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也只有两个,就是中国和印度,印度有可能会超过中国,但是总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那个时候也只有这两个。但是在有记载和没有记载的年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仅城市人口就超过了10亿,这在20年代的中国首次发生了,这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上非常深远的。城市化从工业方面来说就是把人口从传统的、低附加值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更重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再被实证模型和经济划拨证明的,也被我们国家过去10年证明。从人口服务业到制造业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利好。从需求层面来看,人口从农村到正式转移会推动对物理基础设施、就像道路这种公共设施,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公共医疗和养老。会推动对住房的需求和很多消费品,包括各种家居产品的需求。所以城市化的过程从需求层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有多少悲观的分析报告,在座的很多MBA学员都是企业家,不管你在哪个行业这也是城市化中国的大趋势,而且绝大部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有利的大趋势。

  中国经济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挑着扁担,从稻田走向城市的过程。所以对中国的奇迹不是2012,而是可持续的。我不给出现存的答案,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结论和答案。前面说过,看到台海过去的30年非常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很成功,但是我们有几项具体的挑战和机会:

  第一大挑战:我们怎样实现从官僚资本主义到创意资本主义的过渡,什么叫做官僚资本主义?我小时候是红卫兵,1949年新中国成立推翻了三座大山,现在想想,其实三座大山还存在啊,除了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没有任何国家敢忽视中国,所以帝国主义已经被推翻了。封建主义也许制度、机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种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官僚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我们刚开始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了这么多年,但是发现现在仍然有官僚资本主义,就像吴敬琏先生说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以前就有,我们曾经批评过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现在中国大陆可能没有“四大家族”,但是官僚资本主义确实存在,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企业家都可以说出比我更加逼真、现实的案例,而且这种存在越来越壮大,这可不是好事情,这会让我对中国的经济审慎度变得非常悲观,因为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效率,它是靠寻租,不是靠创造利润和财富,而且是靠不公平的游戏场和管理资本博弈,这样没有效率,而且也很不公平。所以关掉主义的冒起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隐油。我们应该靠越来越多的人去创业,在座的很多EMBA的血晕出创业,这种制度才能够持续地发展。

  第二大挑战:服务业。部分还是因为国有官僚资本主义,所以服务业也是被压抑的,占GDP的比重43%,听起来很高,但我们的邻居印度是50%,所以服务业有很大的空间,这也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创业、再创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

  第三大挑战:制造业。我们已经是制造业大国和工厂,但我们的制造业基本上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低端的传统制造业为主,我们的制造业还有前途,但是必须转型,必须升级,必须更多地靠品牌、靠专利、靠技术、靠商业秘密来提升我们的制造业。200年来我们都是科技进步、创新的历史,有一大批产业涌现出来形成巨大的财富,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说到2012年,未来的5-10年,其实科技产业仍然方兴未艾,IT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引擎,但是IT革命远没有终止,有越来越多的新的产业比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社会网络为代表的IT,在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工业化完全是复制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和日本的,用传统的能源产业推动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为全球能源市场竞争的日渐白热化,地缘政治的更加复杂化,还有污染的日趋严重化都有必要找到一种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更加清洁的新能源。无论是太阳能、风电、海洋、生物等等,这需要很多很多机会,我相信在未来5-20年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能源公司会取代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这种传统的能源公司。还有生物医学,这个已经提了20多年了,但是临界爆发点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关于生命、生物、制药等等都有越来越多非常激动人心的应用,也有巨大的商机和投资的机会。中国是技术型农业大国,我们人均GDP从改革开放时的200美元变成5000美元,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也越来越不健康,越来越不安全,我相信复旦的EMBA学员能够有志于创立中国现代的有机农业,这可能是百亿美元、千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而且有很多家。

  培育新兴产业,尤其是知识经济,归根到底,中国不会缺钱,但是中国有可能会缺人才。史提夫。乔布斯去世的时候在全国大江南北一片讨论,都是讨论、纪念史提夫。乔布斯的声音,除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中国这么多国民对一个人的去世这么关心、关注,这让我有很多感想。我见过这个人两次,他真的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一个很怪、很冷漠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奇才、怪才、IT狂人,真正了不起的企业家。中国缺史提夫。乔布斯,我们每年包括复旦大学在内培养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有60万,我相信中国有很多很多人都具备史帝夫。乔布斯的潜能、天资甚至个性,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我们出不了史帝夫。乔布斯,至少现在不可能,也许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史提夫。乔布斯传》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是非常引人深思的。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触了很多中国的企业家,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人都具备我所认识的史提夫。乔布斯的气质、素质,但是我看到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史帝夫。乔布斯,这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环境决定的。史提夫。乔布斯的父亲是叙利亚的一个移民留学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史帝夫。乔布斯,因为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企业家,他这种人在叙利亚,在北朝鲜,在孟加拉是不可能产生的,可以推而广之,在任何一个等级森严、官僚死板、不容易进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史帝夫。乔布斯的。大家今年都怀念史提夫。乔布斯,其实比尔盖茨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家,我80年代初去美国的时候,当时高科技最蓝筹的蓝筹公司就是IBM,当时中国每一个官员说要科技现代化就学IBM,但是我去美国没几年IBM就被微软所超越,微软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最值钱的高科技公司,而现在又是苹果。Facebook才6年的历史,明年要准备上市,他们有1000亿美元,6年的历史创造了千亿美元的公司,今年苹果很成功,但苹果的地位也是不能够永远保持的,这就是美国,这就是我最崇拜的经济学大师,我对凯恩斯并不是那么崇拜,我最崇拜的是约瑟夫。熊彼特。亚当斯密是我们的开山鼻祖,当然不用说,但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一直到21世纪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约瑟夫。熊彼特。他的这种深刻的洞察里、见解把整个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创造性地破坏了,就是创意、就是企业家、在座的每一位。这一点我觉得美国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现在确实有很多问题,联邦政府赤字、失业率、居民的去杠杆化、住房的持续低迷,美国有很多很多问题,再加上丑恶的大熊之年。所以这几年中国有很多我的同行、学者,还有很多官员都觉得美国是夕阳西下,一去不复返了,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我们觉得美国人已经没戏了,美国已经成了昨日黄花,好景不再。我听了这么多观点、这么多议论,显然美国的问题是大家众所周知的,美国的挑战也是非常尖锐、艰难的,但我总是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错失了某种因素?是不是对美国太悲观了?美国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想美国有一个优点可能全世界很多国家,很遗憾,包括我们中国也还没有,就是它的这种自我的调整能力,它的这种创新的精神或力量。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呢?在80年代我去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要比现在好很多,现在美国面临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面临的是中国的强大竞争,但是8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是日本强大的竞争,那时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比如消费电子,包括电视机都是美国人发明的,结果都被日本夺走了,汽车行业,更不用说纺织了,一个一个产业都被日本挖走了,所以美国人非常悲观,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写了一本书叫做《Japan is No 1》,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但就是在80年代,全世界,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美国开始悄悄地以移动、通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一直到90年代克林顿上台的时候美国又重新开始主宰世界,成为科技革命年代毋庸置疑的领袖。今天我们再看美国,看全球经济,看中国,美国确实非常Depressing,但我们不要忽视、低估了美国的这种创新的能力,这不是崇洋媚外,这是给我们自己的启发,中国未来经济要发展、要转型,除了我们很多的传统优势以外我们还要去获得一个新的优势,就是要创新。

  辛亥革命一百年,富强的中国是我们心中的宿愿,经济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没有经济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要继续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也有很多挑战和风险。只要我们国家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能够实现经济转型,中国的崛起就能够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最后,我用这句话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在座的所有MBA的同学们共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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