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1963)

　　毛泽东时代始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止于毛泽东主席逝世的1976年。这27年，在我国近代史上虽属弹指一挥间，但其影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在稳定战后经济和完成土改的基础上， 毛泽东领导的新政府在1953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一个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但不久新政府为缓解“一五”建设中出现的经济失衡而改变了发展战略，进而摸索出一套中国独有的计划经济。其核心是将中央的政策纲领转化为简明易懂的口号，传达到地方，同时给予地方各级干部强大的动力和压力去推动政策的落实。毛泽东时代，我国经济政策的变革有何前因后果？本文用经济学原理加以探讨。

　　农业税收和中国式的中央计划经济

　　毛泽东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但那时我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农耕国家。一个世纪以来饱受外强侵略和内战的蹂躏，我国的工业资产几乎已丧失殆尽，按毛泽东的话说是“一穷二白”。5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90%的人生活在农村，以传统的小农经济耕作方式在小块土地上辛苦劳作。即便如此，我国还是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由于贫穷的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我国人民对革命解放运动支持的重点放在农村，为农户做出了他们最期望的承诺：耕者有其田。

　　从1946年到1953年，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在苏区进行了土地改革，1949年后在全国展开。土地改革通常首先为每个农户定阶级；动员贫农、中下农、中农，参与“斗”地主；然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役畜、农具和财产，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土改巩固扩大了贫农和中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巩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后，工作重点先转向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工作重点便又转到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统筹上，其目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在苏联援助下，新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采纳了苏联模式，制定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包括建设156个装配全套苏联进口设备的工厂。苏联的经济援助还包括贷款，技术转让和向中国派遣1万名专家。但因为苏联的贷款额只占“一五” 总投资额的4%，这项宏大建设计划的成败最终将取决于政府能否盘活国内可投资盈余(也就是税金)。由于国内缺乏初具规模的城镇工商业，政府不得不向广大的农村提取所需税金。

　　在我国历史中，以实物形式征收的农业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首要来源。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基本上实行三级农业税结构——

　　第一级是对粮食生产的实物征收的税，即“公粮”，由农民无偿将公粮交给国家粮食部门。1950年公粮的法定税率是15%，它为政府提供了39%的收入。随后几年，由于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价格差距越拉越大，再加上工业部门高速的发展，农业税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到1976年降低为6%。

　　第二级是粮食收购配额，规定每农户在上交了公粮后必须再将一定数额的粮食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牌价卖给国家。因为国家规定的收购牌价一般低于市场价，粮食收购配额实为一种隐形的农业税。在履行了这两级纳税任务后，农民所剩下的粮食仅够糊口。上世纪50年代早期，农民可以用剩余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交换其他商品。

　　第三级是征用农村劳动力。传统上农民在农闲季节可以短暂的休息，或进行强度较小的劳动。但那时，政府还征用千万名农民在农闲季节修建水坝，灌溉系统，道路和其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项目。

　　征收上亿独立农户的三级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1952年的经济形势更让新政府感到雪上加霜。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再加上大量的农产品必须出口以换取苏联设备，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长超出了供给的增长，粮价在1952年开始大幅上涨。为确保城镇和出口的粮食供应，降低粮食供应成本，政府在1953年关闭了粮食市场，垄断了粮食交易，并立法规定，除政府外任何人进行大规模粮食交易均为违法。1954年，政府将市场管制扩大到榨油种籽、棉花、猪肉和其他重要的农产品。

　　但这些举措都不能改变我国当时的现实：尽管有90%的人口务农，国内人民的温饱仍然是个问题，农业税的征收必然要受到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个瓶颈的制约。

　　为提高政府纳税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扩大税基，政府开始考虑对农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把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化经济。一方面，通过依靠在合作社体制下的基层党组织能更有效地征税。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和许多领导人都认为实行农业合作化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可以推广最新的科学种植法，可以更广泛地采用高产种子，从而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

　　合作社体制和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办合作社必须自愿，在时间表上也定得相对保守和宽松，打算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从1952年到1954年，合作社发展缓慢。到1954年，只有11%的农户加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社员将其私有的土地、役畜和大型工具入社，共同使用，但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私有财产权。除了劳动报酬外，社员还可得到他们所入社的土地和资本的租金。按照合作社的章程，劳动报酬和租金都应该以市场价格为标准。但在实际执行中，租金常常十分微薄。1954年，比较富余的农户因此开始退社，有些开始售卖或杀死役畜，砍掉自己耕地上的树木。1955年1月，中央政府发布紧急命令保护役畜。政府承认国家垄断粮食交易和推行合作化削弱了农民生产的“热情”，并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挽救局面。

　　1955年夏天，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了经济上前所未有的失衡。农产品、原材料和消费品供给不能跟上日渐增长的需求。随着税收无法满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金需求，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中。失衡因素包括因合作化运动进一步缩紧的农业瓶颈，对重工业的过大投资，以及对苏联模式经济在管理上内生的困难。

　　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法不是停止扩大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而是限制新生的中央计划部门的权力，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在1955年7月31日发表的演讲中，毛泽东表示，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村合作化体制的推行。

　　为迅速落实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1955年10月通过了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决议，授权各级党组织批评任何不同意该政策的党员，甚至可以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果断迅速地执行这一政策的地方干部受到了公开褒奖，落后者则受到公开批评。在这种褒贬鲜明的激励体制下，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地设法以更快的速度强制农民组成更大的合作社。到1956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表提前了10多年。

　　用政治手段来制定和推动经济政策的执行，标志着我国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开始。当毛泽东主席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几乎听不到表示异议的声音。

　　大跃进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设置了更加激进的生产目标，希望可以通过高速发展来摆脱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失衡，通过激励地方干部和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无私的牺牲，以将我国迅速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1958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新的方针，号召地方干部将小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成了新标准， 人民公社成了包罗万象的机构，容地方政府、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办的工商企业、学校、和民兵组织等为一体。到1958年早秋，人民公社已经遍及全国。

　　中国共产党认为集体农业可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因此号召地方干部“克服反动的保守主义”。地方干部无法实现粮食产量的预期增长，于是开始浮夸。1958年秋收后粮食产量被鼓吹成了5.25亿吨，比1957年增长了170%，随后更改为比较稳健的3.75亿吨。(在1980年出版的统计年鉴，该数据被调低为2亿吨。)

　　这些浮夸的数据表明，集体农业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国的农业瓶颈问题，提高了农业税基，使国家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57年的24.9%增长到1959年的43.8%。这些储蓄几乎全部投入重工业。

　　然而，集体农业的奇迹只是海市蜃楼。由于实际粮食产量大大低于浮夸数字，公社上交了过多的农业税。农村保留的粮食从1957年人均273公斤减少到1959年的193公斤，1960年又进一步减少到182公斤。由于粮食是当时我国食品的首要来源，人均粮食额的下降，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1959年在大跃进政策的灾难性结果开始显现后，毛泽东暂时退下，政府和党的事务由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这两位务实的领导人扭转了经济政策，从1958年到1962年将粮食收购额减少了1000万吨，将新招进城的工人遣返回乡，解散了公社食堂，缩小了合作社规模，并开始进口粮食。更重要的是，1961年，他们允许各地进行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改革试验。1961年粮食产量开始恢复，但直到1966年才超过大跃进前的195亿吨(1957年纪录)。而就在这一年，另一场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正式启动了。

　　文化大革命

　　后大跃进时代的政策有些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被调整，有些下发到地方的权力被中央收回；中央已不信任地方干部上报的信息。第二，集体农业的规模缩小到自负盈亏的“生产大队”，关闭了公社食堂。更重要的是，政策允许在集体农业的体制内自发进行包干到户的试验，允许农民保留小块自留地，重新开放农村市场，允许农民买卖自己的剩余产品。这些政策有效地阻止了经济滑坡势头。

　　但是，这些政策代表了社会主义改造中一次羞辱性的后退。在这种后退是战术性的时候，毛泽东可以超然地置身度外。然而，赫鲁晓夫在1956年开始了对斯大林暴政的反省和批判，使毛泽东开始担忧他的接班人在他死后会做些什么。经济一得到恢复，毛泽东就采取措施，利用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动员红卫兵造刘邓的反，清洗那些可能成为中国赫鲁晓夫的高官。

　　顾及到中国农村的脆弱情况，中央领导人尽力阻止了“文革”蔓延到农村，以防再次发生大跃进时的饥荒，但是刘邓允许的市场化改革化为乌有。直到1978年市场化改革重新启动，我国农业生产力继续停滞不前。然而随着解放后“婴儿潮”的到来，我国食品的供需矛盾被进一步加剧。由于无法提高粮食收购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粮食配给，政府将上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自给自足，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文革”使政府和新生的计划经济手段限于瘫痪。在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市场引导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各地方政府为保障基本物质的供给，放弃区域比较优势和分工，开始本地区复制小而全的工商业结构。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通过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经济才重返腾飞的轨道。

　　讨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理论，那就是计划可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计划经济可以避免或至少更好地去应对大幅度的经济波动。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中并没有验证这一理论。相反，我国实行的中央计划使经济承担了新的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必须在全国得到落实，政策的失误会引发系统性全国性的经济失衡、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漫长的停滞。

　　风险的来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央计划者手中。在我国，毛主席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大权独握。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缺乏对权力的有效限制和制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无法阻止明显有害的政策方针的势头。

　　毛泽东时代是喧嚣的，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战后重建，苏联援助下的基础工业经济建设和中央和地方分权行政体系的形成，这种体系鼓励地区自给自足，也导致了经济崩溃，停滞，个人崇拜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务实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毛泽东逝世后，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取消个人崇拜，禁止群众运动，使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去政治化，同时坚定不疑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掌握。毛泽东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也许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其反面教训。

　　(作者现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拥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终身教职，曾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本文原文为英文并发表于《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2008》，中文版译文经作者本人确认，并授权本刊独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