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应该摆在一个更宽广的范围来了解，更宽广的世界就是儒家文化的世界。

　　文化中国，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了解中国，而不是从经济、政治方面，但经济和政治也是必须考虑的两点。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可以不触及政治问题，但如果纯粹通过经济来考量却仍旧不能了解的时候，就要有政治的介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此次金融风暴。

　　如果有了经济的考虑，有了政治的考量，还不能了解一个现象，那么则需要了解文化环境。文化是一个宏观性的架构，它不能单独的或者从纯粹意义上来了解，那就变成“文化绝对论”了。这是我不赞成的。

　　华人社会内部的互动

　　“文化中国”包括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由汉人或多数由汉人来组成的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裔)，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这是中国社会构成的重要特征。现在的中国在实体上延续的是清帝国，而清代帝国又是一个多元的，多种族，多语言的大帝国，叫五族共和国，就是汉满蒙回藏。以前也有人建议认为，中国的国旗应该是五色旗，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四种语言同时使用，一个当然是满文，再有就是汉文、蒙古文和藏文，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是四种语言。

　　让我们了解一下满族，满族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色。满族进关带了一百万人，这一百万人能够长期控制4亿人口，绝对不是靠军事、政治，主要靠的是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清代是完全用儒家文化来控制这个社会，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清代的皇帝和贵族对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对它的意义世界控制得非常严格。只要有任何偏差，你要受到很大的罪责，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文字狱，是很严酷的。

　　再举一个例子。乾隆时期，有一个地方官，不了解清代在控制这个社会所用的儒家基本精神。他的父亲在当地很受尊敬，当地人觉得他是仁慈、有智慧、又爱护老百姓的官员，好像圣贤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官就建议说应该让他的父亲进文庙。文庙就是现在的国子监，以前在中国进文庙是最高的荣誉，从宋代到明代能进文庙的人是非常少的。什么样的人可以进文庙？像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薛瑄，进文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一个地方官吏要进文庙？这太荒唐了。所以，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其结果就是下令将其处死。先是定下死刑，然后是考虑用哪一种死刑。死刑在中国古代也分有很多种，最严酷的是凌迟，一片片割肉；还有就是腰斩、斩首。后来算是比较宽容，用一个不是最残忍的方式把这个地方官处决了。大家想想看，这种情况下，有哪一个士人敢对这个被政治所控制的儒家文化提出任何异议？

　　所以清代的思想家，我们叫“乾嘉学派”的儒学家，都是没有抗议精神的。明代的抗议精神就很了不起，像大家都很熟悉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在明代，官员的公和私是分得很清楚的。官吏，为朝廷效力，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是私；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才是公义，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们要对朝廷进行严厉的批评，明代这种抗争的精神从朝廷的内部到外部到民间都是有的，但到了清代就完全没有了。

　　但是另外一点也很值得注意，满洲人完全认同汉语，对中国文字艺术有突出贡献的很多都是满洲人，像启功、罗常培，或者是老舍、英若诚等，基本上是完全认同中国文化，他们也代表着中国文化。

　　所以说，一方面，文化对人的影响，我们叫人文化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另一方面，文化有时候也很残忍，文化的控制在很多地方比军事控制，比政治控制更严厉。比如信仰上帝的观念，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残忍的“十字军东征”。

　　我们现在对待各种少数民族往往是这种观念：我们要扶植他们，让他们的经济提升。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化的生存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比如台湾对待高山族的原住民。高山族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台湾以前提出的是强制政策，但现在原住民已经有文化自觉了，绘画、音乐、歌曲乃至文学，都有了新的发展契机。

　　原住民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夏威夷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曾经到过夏威夷的中心，夏威夷的土著、原住民现在只剩下两三万。假如把拥有1/16的血缘就算作夏威夷人的话，他们现在拥有的土著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万。他们说：“当初你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手上拿的是圣经，但是所有的资源土地都是我们的。经过了这一百多年，我们手上拿的也是圣经，我们都是基督教，你们控制的就是我们的土地。”原住民的文化非常重要。

　　所以，第一，定义“华人世界”必须包括所有的民族。在中国，除了汉人以外，还有满蒙回藏，还有其他五十多种少数民族，加起来的话，有好几千万人，华人社会内部需要发生互动。

　　第二个意义上而言，华人世界的定义，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最突出的当然是马来西亚，差不多28%以上是华人，泰国大约在10%，至于印尼或菲律宾，可能近于3%。在美国、澳洲、非洲和欧洲，华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数加起来，也很可观。

　　海外华人和国内汉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内的汉族是在多数的多数之中生活，你每天碰到的绝大多数是汉人，而海外的华人是少数的少数。这些海外华人，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海外华人，就没有孙中山。孙中山本人就是海外华人，他生在夏威夷，接受教育是在香港。

　　最难了解、争议最多的就是第三个意义上的华人世界，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这其中有学者和汉学家，他们的古代汉语水平远远比我们高。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甚至来旅游的游客，他们可能完全不懂中文。为什么要包括这些人？是考虑到是文化的塑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说了算的。

　　我们怎样塑造我们的文化？说中国文化是糟粕，这是荒谬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始终在母体里，而不是像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那样，在外部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斗争，破坏对方的教堂，打人家的东西。但我们是打自己的东西，破坏自己的文化。

　　最悲惨的是造成了一种破坏文化的氛围，像“破四旧”的氛围。这个氛围对社会上的文化破坏起到很大的助力、推力。在这种氛围下，很多东西根本就还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干扰，群众就先把它烧掉了。像陈毅留下的考进士的卷子，还有很多很多文物，陈家烧了三天。红卫兵还没有来，但是陈家感觉到很害怕，怕来抄家，就全部烧了。这是不能想象的损失，并且永远都没有办法再恢复。

　　我想说明的就是，有一些完全跟中国没有婚姻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或者造成了非常大的祸害，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大半都是由中国人、中国报纸、中国的媒体塑造的。但是像日本的《朝日新闻》、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在塑造中国海外形象上起的作用太大了。并且，海外的形象甚至常常会影响我们自己的认知，影响我们自己塑造的形象。

　　“软实力”，中国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

　　“软实力”是现在大家经常在讲的，也很值得大家注意。哈佛的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是完全出于冷战的一种心态，是策略性的。美国要影响世界，只靠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得靠文化，文化输出。但这样的文化不是一种内在价值，而是一种宰制。中国没有到那个时候，而且中国也绝对不应该走这样一条路。这并不是策略上的韬光养晦，而是因为中国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我们的角色，对于西方而言，不是一种侵略，不是一种破坏；而对那些相对我们弱一些的民族，包括印度方面，也不应该在掠夺资源的过程中造成破坏，我们走的这条路应该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大家都应该走的路。相信在官方和民间大家都有这个意愿，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非常困难。虽然非常困难，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中华民族有一些资源，其实在我们心灵结构里都有，只是没有发挥它的作用。中国的民众有“天下”的观念，“天下为公”、“天下大国”；这种观念在西方国家是绝少有的，美国没有。

　　不管是奥巴马或者谁，不管他有过多少了不起的革命事业，如果他现在说我们要遵从联合国的决定，或者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决定，美国的利益和国际的利益相冲突，就会马上完蛋。所以说美国的利益非常重要。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问Mendel，他曾经竞选美国副总统，我问他：“美国什么时候能够超越国家利益？”他想了好几秒钟说，有很多人都没办法超越国家利益。但中国有这种精神，有这个“天下为公”的观念，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我相信大家可以认同。当然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你必须保证你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有这个资源的，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中国要和外国打交道。有一点很有趣，凡是到中国来的外籍人士都非常喜欢中国人。有些人可能并不赞同中国的制度，但特别喜欢中国人。中国人的心态是比较宽容的，你只要来，愿意跟中国人交往，那我们很欢迎你。中文不好，我们也觉得没什么。

　　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学英文，当时的学校和美国的一些大学间有一个文化交流，美国的精英大学，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大学派人过来教我们英文。我们当时是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这些老师也是大学刚毕业。这一批到中国来的人，到后来要么就是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要么来中国做生意，几乎都跟中国结了缘。

　　这个就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和各种不同的人进行对话，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资源，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资源。

　　正因为如此，中国、中华民族可以逐渐通过海外的华人，通过一大批和中国有交流的人，包括来旅游的人，能够建立共识，这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完全是经济的说服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一种真正的人文的交流。这不是一种什么浪漫的说法，这里面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文化中国需要与世界对话

　　我们需要注重来中国旅游的人。举例而言，你只要到希腊去，你就会发现他们都非常注重这一点，他说你来这个地方花钱，对我们的经济有好处。中国大多数地方现在这方面做得太差了，但台湾的情况非常好，台湾现在是一个富而好民的地区。

　　2008年的奥运会开得非常成功，可是就在奥运召开前，毒奶粉的事件出来了，奥运期间没有公布这个事情，国内根本就不谈了，尽量把它淡化，但在海外渲染得非常厉害。还有毒饺子事件，先暂且不管它是怎么回事，现在调查研究还没有正式公布。在毒饺子事件之前，在日本，60%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好的，毒饺子事件一出现这个比例降到30%。所以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世界上对中国开始有点恐惧，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让人感觉到中国人不可信。“诚信”的塑造对于文化中国能不能进一步发展，不是一个策略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一个价值的承诺。

　　儒学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文化中国应该摆在一个更宽广范围内来了解，更宽广的世界就是儒家文化的世界。“儒家文化圈”，主要指东亚、南亚包括新加坡、越南这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例如极有影响力的大思想家朱熹，八百年来，朱熹的影响在韩国是最深厚的，在日本也是非常深厚，即使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但是有个很有趣的笑话，一个很有名的文化学者，到香港理工大学做校长，他有12个大陆研究生，这些学生当然是研究理工的。他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听过朱熹？学生说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朱德。这在韩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韩国对儒学的尊崇体现在细节之中，韩国1000元纸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流通量最广，它的正面印的是李退溪的头像，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纸币的后面印的是陶山书院，李退溪一手创办、讲学的地方，陶山书院现在在韩国还有几百个。

　　另外有件趣事，我到韩国的精神文化学院作报告，院长致辞说，欢迎杜教授到儒家的宗主国来访问。我一听就觉得非常奇怪，我就问这个翻译，我说你是不是翻译错了，他说没翻译错。然后院长笑了。我说，提到儒家的宗主国，儒学的发展跟孔子总有关系吧。他说：当然是孔子，但是孔子很晚，杜先生可曾听过箕子以及“洪范九畴”？

　　这个“洪范九畴”就是最早的儒家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孔子严格地说不是儒家的创始者，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是述而不作，还有周公，有禹、汤、文、武，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创始人。另外，孔子也不是儒家最高人格的体现，因为儒家最高人格的体现叫圣王，内圣外王。

　　这位院长进一步说，箕子到了东夷，这个就是我们韩国儒家的祖先，但是我们祖先不争气，所以孔子就把儒家的道法带到中国，可是今天我们的韩国又是最能体现儒家机制的社会。这个说法当然是非常傲慢的，而且有点开玩笑了。这个观念在韩国也是很少有人能接受，他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学者，但是他提出这个观点来就牵扯到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一个跨时代的长河。

　　我把儒学分成三期，现在是第三期。第一期就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它从孔孟时代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努力成为中原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第二期，就是从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变为东亚文化的体系。儒家文化从中国传播到韩国、越南，传到日本，所以我们叫东亚文明圈。第三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儒家基本上被打垮了，甚至现在还没起来。这个分期在学术上是太松散。严格从学术意义上，可以把儒学的发展分成不同的时代，有先秦的儒学，像孔子、孟子、荀子；有两汉的儒学，像董仲舒；有魏晋的儒学，虽然魏晋是玄学，但是儒学一直有影响，特别是在地方；然后有隋唐的儒学；然后有宋代的儒学，有金代的儒学，还有辽，宋、金；还有元代的儒学；再来就是明代的儒学，清代的儒学；然后鸦片战争时代的儒学，五四儒学，建国以来的儒学，改革开放的儒学。这个儒学的发展经过了很多的曲折，所以它是跨时代的。

　　另外，儒学也是多文化的，有中国的儒学，也有日本的儒学、韩国的儒学、海外的儒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日本的儒学和中国的儒学的不同。

　　中国的儒学家庭的观念非常重，特别重视血缘的关系。中国的家族企业很多传不到第二代、第三代，因为企业一定是要传给自己的孩子，而且要有血缘关系。日本完全不是这样，日本是养子制，所谓养子的意思你要为你的企业找一个最好的基因。如果你的孩子不成材，你可能找一个亲戚，比如说你找一个你的兄弟、姐妹的孩子，或者是在外面找人来成为继承人，而这个从外面来的孩子，一旦接受你的邀请，他就要忠于这个家庭。因为日本不讲“孝”，日本的“孝”就是“忠”，日本的武士道就很讲“忠”。

　　还有一个我常用的例子，东京大学有三个有名的大教授，一个叫做小川环树，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叫做贝冢茂树，是研究中国的考古学，还有一个叫汤川秀树，是日本物理学的泰斗，而且是诺贝尔奖得主。这三兄弟被另外三个家族请去做他们的继承人，平时这三个兄弟很少接触，他们每一个人忠于他所领养的家庭。日本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三菱、资生堂，都是家族企业，但是家族企业不是靠血缘传承。所以不要把中国的儒学当做世界儒学的唯一，还有韩国的儒学，日本的儒学，甚至越南的儒学。

　　我记得在北京，曾有一位先生，他说：杜教授，我坦白地和你说，我非常痛恨儒家，我认为儒家是糟粕，但是儒家现在能够帮我们发展爱国主义，所以我也支持你发展儒家。

　　我说你完全不了解越南的儒学。越南的儒学家从汉代开始就和中国斗争，他们要坚定他们自己的文化立场，他们叫做“外王内皇”。

　　越南的民族意识就是要跟中国划清界线，他们基本叫中国是北国。后来我和越南的学者比较熟了，他说杜教授，我们平常不叫北国，叫北寇，中国是北寇。所以说不要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认为一定是中国儒家的特色。

　　总结与回顾

　　要从各个不同的学科来了解儒学，去获得对儒学的不同理解。我是从哲学、历史、文化上面，还有从社会学、经济学，各种不同角度出发，你所看到的儒家的面向不同。

　　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从文化多样性来看，对于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要对生活中的事件有所理解，这是作为领导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认识，你要对这些敏感，比如，对种族，对性别，对年龄，对语言，对经济，对地位，对宗教？？

　　那么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历史事件，包括很多少数民族。我觉得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假如对中华民族中各种不同的民族没有任何的感受，只是觉得他们是落伍的，我们要帮他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偏见。

　　那么国际领域呢？对与中国有关系的外界的意识，我们也要能够建立基本的共识、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分享基本的价值。而儒学的发展是跨时代的，有不同的文化多样性，不同的学科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你要真正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的儒学，对于韩国的儒学、越南的儒学、日本的儒学也应该要有所了解。

　　(本文由杜维明教授为长江商学院后EMBA课程所做讲座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