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英国伦敦，拥有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位，担任过伦敦商学院院长和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奎尔奇今年2月举家迁到上海，受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在全球著名商学院领导者中，选择来中国商学院任职的，他是第一个。他也因此成为非常少有的在欧洲、美洲、亚洲都管理过顶尖商学院的教授。

　　如果说上任伊始，60岁的奎尔奇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玩笑上，“属兔的我在兔年来到上海是一件吉利的事”；那么履职5个月之后，他已走访了多家中国商学院，也接触了众多商学院教授和商界人士。在对中国管理教育有了更切实际的感受后，从他的眼睛看出去，当下国内商学院在理念、师资、课程、人才培养等诸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最近，奎尔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首席记者  李雪林

　　未来几年，中国商学院和MBA项目的数量会逐渐下降，好的商学院打败差的商学院，差的商学院会被淘汰出局。

　　记者：您刚刚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时候曾经提到，中国的管理教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培养更加出色的杰出领袖，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今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奎尔奇：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我所描述过的那样，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制约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仍然是人才的匮乏。如果说目前中国还有什么东西短缺的话，那就是受过职业训练的商业领袖。我来中国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更多这样的人才。

　　记者：您在三个洲的知名商学院担任过院长，能否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三个地区商学院不同的认识？

　　奎尔奇：在中国，每个人对我都持欢迎的态度。我希望自己能够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使教授和员工按照一种方式做事情，使得中欧和其他商学院的差距缩小。

　　记者：中国商学院和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差距在哪里呢？

　　奎尔奇：中欧不是一个典型的国内商学院，而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商学院，我们的定位是“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很难用中欧作为例子来描述国内商学院和欧美商学院的差距。

　　从学术角度看中国的商学院，一些硬性的学科，比如注重数字的经济学、会计等方面，会有很多专家。但在软性学科方面，比如人力资源、领导力战略等等，专家的人数就偏少。

　　国内商学院的数量非常多，MBA项目也非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管理教育的需求旺盛，发展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建立商学院起初的投入不会那么多，相比于建一个理科学院，建立一所商学院更容易。

　　相信未来会出现震荡的局面，质量很差的商学院不会存活下去，学生通过互联网有效传播信息，可以全面掌握对一个商学院的评价。所以，好的商学院会打败差的商学院。未来几年，商学院和MBA项目的数量不会越来越多，而会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整体质量会大幅提高。好的商学院会不断发展，差的商学院会因此淘汰出市场。

　　记者：那么中国商学院维持一个怎样的规模，才算是合适的？

　　奎尔奇：假设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水平一致，美国一年MBA毕业生16万人，按照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四倍的比例来计算，中国MBA毕业生每年应达到65万人。

　　哈佛商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每年毕业1000名MBA和EMBA学生。假设一年要培养65万MBA，那么就需要将近1000个中欧这样规模的商学院。但是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每年可能需要20万毕业生。

　　但每年20万毕业生中的四分之三，可能是从比较糟糕的MBA项目毕业的。他们能力不够，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到底应该培养多少数量的MBA毕业生，还会出现变动。

　　招聘教授的三个原则：要找就找最优秀的；要让他在课堂试讲；他上课不是为了赚足腰包。

　　记者：美国一年培养的MBA大约为16万人，而目前中国的MBA毕业生数远少于美国，这也说明中国MBA培养的市场空间很大。在您所说的这种调整中，怎么去满足市场的需求？

　　奎尔奇：我认为，质量控制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商学院有高质量的师资规模。学生的需求量很大，若没有合适的师资，定会抑制商学院的扩张，阻碍管理教育项目的发展。

　　记者：您刚刚谈到，国内商学院缺乏软性课程的师资。我们知道，软性课程更需要由实践经验丰富的教授来担纲，而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商学院，讲软课程的教师很多都是从课堂到课堂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奎尔奇：在中欧，我们的教授在受聘之前，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某一个阶段都是在企业度过的。现在，学生的要求很高，为了确保教授在课堂讲解的内容能提供一些实践性的智慧，中欧要求他们必须在商界打拼过才行。即使某些教授不一定在企业有过全职工作经历，我们也激励他去做咨询项目，参与高层管理培训项目，去公司做董事会成员，从而更多获得来自企业的经验。

　　记者：这样的经验对于教学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是不是教出来的学生是教科书化的？欧美商学院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奎尔奇：美国商学院非常注重实践性知识，有些兼职教师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但不一定有博士学位。在学术研究方面，不能称其非常有造诣，不一定能写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但他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课上得非常好。也有一些师资人员专门从事研究，他们不一定有实践经验，但是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可以写很多学术论文。这造成商学院出现两大类教授，一部分以研究为导向，还有一些可能是来自商界的管理人士，好像一所商学院里又出现了两所小的商学院。

　　我希望为中欧挑选两者兼顾的教授，一方面有严格的学术培训，一方面能在课堂上有效地传播知识，最好把这两个专长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分成两大类教授。

　　记者：师资是一个商学院的核心，这已成为共识。您也说过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招聘教授，对于中国商学院招聘教授，您有怎样的建议？

　　奎尔奇：教授招聘一般会花一年的周期，首先要通知他所在的商学院，只有学校找到能够替代他课程的老师之后，他才可能离开。从北美和欧洲来中国工作，家庭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目前把简历送到中欧的教授申请人数量，已经比过去增加了50%。

　　在具体招聘师资时，我坚持三条原则：第一，要找就找最优秀的教授；第二，在招聘教授决定作出之前，要让教授在课堂试讲；第三，招收的教授愿意为发展学院作出努力，而不是为了赚足腰包。

　　商学院的研究是应用型的，帮助管理者以更明智更廉价的方式去管理企业，而不是纯理论型的研究。

　　记者：在商学院，案例教学是否是主流的教学模式？我听说，最近国内一些商学院还兴起了体验式教学。

　　奎尔奇：不同学科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软性的学科，比如人力资源、领导力战略、市场营销，借助案例教学是非常有效的。另外一些领域，比如会计学，讲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定，没有案例也可以讲述清楚。但即使是会计学这类学科，要讲一些更为复杂的灰色领域，用语言很难表述清楚，这时候，案例教学可以发挥作用。

　　体验式教学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MBA的课程单靠体验是不够的，在课堂中还需要课堂的纪律和观点的分享。案例教学是一种长盛不衰的方法，它激发学生的参与和观点的分享，强化了学习的效果。当有一天学生离开课堂，要为解决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寻找有效的方法时，案例教学的模式会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记者：作为全球营销领域的专家，您写的案例销量在过去20年达到了340万个。您是否打算写一点中国企业的案例？

　　奎尔奇：我考察过联想收购IBM的并购案例，这个案例包含着文化方面的挑战，特别是要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时，这个挑战如何应对。同时，中国很多企业要走出去、要国际化，还有一些西方企业要进入中国的市场，在沟通方面和管理方面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所以我的一些同事都在撰写相关领域的案例。

　　我撰写中国企业案例的时候，当然也会面临挑战，特别是财务方面的不透明性。在美国的市场环境下撰写案例，可以写得更加深入、更加丰富、细节会更多，主要是因为美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可能更加透明一些。随着中国企业家越来越接受案例教学，并认为这是教授在课堂中有效的一种教学工具时，他可能就更愿意提供细节，从而让人们去讨论案例。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企业的具体问题到底在哪里，而不仅仅是看到一个肤浅的故事。

　　记者：您有没有看过本土教授写的案例，觉得他们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奎尔奇：一个好的案例，首先要讲明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某个公司的发展历史综述。具体的管理问题需要大量数据和分析来支撑。案例中，也同时要包含管理者的一些意见。好的案例能够把学生带到案例中那个企业管理者的角色上，由他们做出最好的决策。写得比较差的案例，是对这个公司过去的业绩表现、历史数据的罗列，或者是管理者问题的再次描述，而没有刚才说的好案例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国内商学院案例普遍存在的问题。

　　记者：商学院教育是比较重视实务的，但是这些年，有的商学院开始重视科研。研究能力发展对商学院的意义大吗？

　　奎尔奇：中国正处在从单纯的模仿向知识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中欧来说，我们不再定位为一个把新观点、新知识再次包装、传授给学生的地方，而是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要去开发出更多新的知识和新的创意。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就需要加强对研究的重视和激励。但我要强调，这种研究是应用型的研究，也就是帮助这些管理者以更明智、更廉价的方式去管理企业，而不是纯理论型的研究。

　　教学和研究是彼此相长的，一方面教授的研究成果能在课堂上测试，也就表明他所教授的内容和学生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学生能够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评论，从而激发教授去做类似的研究。教学和科研是彼此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活动，可以加深教授和学生对于相关学科的理解。

　　关注公司的道德操守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领先的商学院都应该要求学生上这样的课程。

　　记者：在欧美，多数商学院都开设了与商业伦理相关的课程。但中国很多商学院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设，有几家即使开了，也有赶时髦的倾向，缺乏实质的内容。话扯开一点，听说哈佛商学院有个很有名的“木桶理论”，决定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的，是拼成这个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一个企业能做多大，也是由其短板决定的。商业伦理道德就是木桶的底，如果这个底不存在，水也就没有了，哈佛有这个理论吗？

　　奎尔奇：我听说过这个理论。关于商业伦理，商学院也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认为应该开设单纯的商业伦理课程，也有的人认为应该把商业伦理的元素融入到各个主要课程中。其实这不是排斥的，这两方面都应该抓起来。

　　有的教授在课上讲授商业伦理，却并不得心应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本人不道德，而是他们缺乏生活方面的经验和自信去教授这些课，特别是在讨论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相比老教授，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教授因为经验更缺乏，在讲商业伦理时会遇到更多困难。

　　记者：有人说，中国商业伦理课程没有完整的体系，美国的商业伦理课程又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毕竟两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不一样。

　　奎尔奇：有一些欧美商学院的案例可以拿来用，因为它解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或者是通用的价值观问题，但有些商业伦理的内容可能是基于本国的商业文化，对于中国，要看情况来对待。

　　记者：中国还有很多商学院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您可能听说过“企业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的说法，如今引申到商学院，大家说“商学院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但不排除一些商学院办学的目的就是赚钱，您认为一个有道德的商学院应该是怎样的？

　　奎尔奇：责任领导力是必修课，MBA学生必须要上这些课程。领先的商学院在整个项目开展中，还必须要关注公司的道德操守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对一个商学院来说，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不同排名机构的所有指标上实现最优化，所以还是要有所取舍。

　　记者：现在商学院都很看重排名，您看重吗？

　　奎尔奇：现在所有一切都被排名着，人们也喜欢排名，像咨询公司、投资银行也有排名，但商学院绝不能被排名效应绑架。不同的排名机构有不同的排名方法，有的注重招聘者对学生的评价，有的看校友的评价，有的可能会更全面、多维度去排序。所以对一个商学院来说，看待排名应该是比较理性的，一所商学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不同排名机构的所有指标上实现最优化，所以还是要有所取舍。

　　记者：您会去参加学生的面试吗？

　　奎尔奇：今年我更多关注那些接受了中欧的邀请，但最终没有来中欧上学的学生，主要是为了了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跟这些拒录的学生谈过之后，他们中的60%又同意到中欧来了。

　　记者：您怎么说服他们？

　　奎尔奇：跟潜在的申请人谈的时候，我告诉他中欧是怎样一个学习环境，如果选择在中国发展事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成功机会。MBA申请人中非中国籍的学生，他们可能更考虑毕业之后在中国会不会找到工作，如果去海外就业市场，中欧的就业服务是不是能跟得上。去年中欧也增加了招聘MBA学生的企业数量，不仅仅针对中国市场，而且面对全球市场去推广学生。

　　记者：和学生接触的时候，您如何判断一个人适不适合读商学院？也就是说，您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商学院？

　　奎尔奇：首先要有好奇心，第二要有创造力，同时严谨很重要。如果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以一种没有结构、没有逻辑体系的方式在想，那么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作用。要以严谨的方式思考，才能最终发挥更大的创造力。要想成为有效的管理者，这两点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