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变为一个发达国家是个发展的问题，是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转型的问题，靠转型是转不过去的。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叫做经济结构的转型。在这个问题上各界似乎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这是有点可悲也有点可笑的。中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根据目前流行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包括需求结构上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和能源消耗偏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等。

　　中国经济不需要“转型”

　　但是，这些所谓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合理”、“不强”、“不可持续”等等的说法的根据在哪里呢？比较的标准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研究支持这些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有什么根据说中国经济需要这个所谓的转型？怎么转？谁来转？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好得很，问题虽多，但那是我们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比较自然的结构，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的。

　　事实上，早在15年前的“九五”计划中，国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所谓的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之后的“十五”计划又再提调整和升级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5年前的“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与现在的“十二五”规划几乎如出一辙，并且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各项经济结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很多人所希望的结果呢？有些人把问题归结为体制的痼疾或政府工作的失误，但其实这说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套用一句老话，这恰恰说明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际学术界讲“经济转型”时通常指的是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其内容是比较清楚的，有具体的操作性的措施如逐渐取消国家计划、放开价格管制、国有企业转制等等，到今天，中国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转型。现在从政府到媒体所鼓吹的经济转型指的则是经济结构方面的改变，先不论是否需要这种转变，即使需要转变，政府能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达到这个转变呢？

　　转型需要有主语，如果转，谁来转？国家能转吗？做什么能够转呢？转到哪里去？其实，十二五规划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是非常理想化的，很多说法可以算是美好的愿景，但不是能够在几年内达到的目标。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发达国家，那么现在所说的所谓的问题如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大、投资率相对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等自然都不存在了，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或者不发展)的原因。但要变成发达国家需要一步步来，即使以我们目前已经是举世无双的发展速度，也要几十年时间才可能在人均收入上赶上发达国家。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变为一个发达国家是个发展的问题，是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转型的问题，靠转型是转不过去的。

　　区分短期与长期

　　有个说法叫做中国要平衡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关系，即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但是经济学里并没有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样的说法，也不存在所谓经济增长的方式这个说法。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只有在讲短期的经济萧条后的复苏时才有意义。当经济不景气时，即当前经济增长率低于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大约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时，如果是因为总需求不足，那么刺激消费、投资或者出口的措施可能会加快经济增长的复苏。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或者说生产率的问题。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它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现在在讨论经济形势时，很多时候都把经济短期的萧条和复苏与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混为一谈。其实这在经济学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人均收入的增长靠的是生产率的提高，而这首先需要有资本、有投资，如果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投资，就不可能有增长了。要知道，是储蓄和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落后国家了。消费谁不会啊？所以说，中国相对高的储蓄和投资及相应的高储蓄率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由于中国GDP统计中对住房消费的大大的低估，中国的储蓄率其实也被显著地高估了，这个问题要另文专讲)。我们都知道GDP不能全面代表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国的GDP从1978年到2009年增长了18.6 倍，居民消费的增长倍数是13.4，消费确实没有GDP增长速度快，但尽管如此，消费年增长8.73%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哪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的消费增长在过去30年里达到了这样的速度。

　　人均收入增长第二就是要靠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技术怎么进步？当前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靠学习，而不是靠自己创新。要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中国、印度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呢？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需要靠技术创新，而我们可以靠学习和仿造。所以虽然我们科技水平落后，但是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反而更快，这是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原因。如果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超过了发达国家，那我们不就成了更加发达的国家了吗？事实上，根据我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科研水平是超前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即我们的科研实力和产出在世界上的排名要远高于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科技落后的话，那只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贸易顺差太大，结果我们的储蓄部分地拿去借给有钱的发达国家的人去用了，由此带来的高额的外汇储备的投资回报很低，远远低于中国国内的投资回报率，这是很可惜的。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而不是为了多挣外汇。中国要实现贸易平衡，汇率是一个工具，但还有其他措施，譬如可以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出口方面的补贴，同时逐步减少以至取消进口方面的一些障碍，进一步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的限制，进出口变成一种比较自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汇率不变，顺差也会减少。

　　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说中国需要刺激国内的消费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个说法还是没有区分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差别。中国都已经通货膨胀了，还要刺激消费吗？前面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来达到的话，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是生产率的问题，消费的增长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消费率固然可以提高，但不一定要去刺激它。即使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高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来达到贸易平衡的结果。

　　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我上面说中国经济不需要所谓的转型，中国不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睡大觉了。我们在制度上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需要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制度，而只要有制度上的进步就行。正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所以改进的余地比较大，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比较快。前提当然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这是最重要的，但不等于要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因为对发达国家是最佳的制度不等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最佳的。就像美国要把自己的制度搬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结果一定行不通。另外，政治、社会的稳定也同样重要，改革的措施要考虑到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大爆炸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

　　在坚持稳健的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其他还有一些政策领域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如环境保护、收入分配、民生福利等。但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这方面的措施也不必然与市场化的大方向有矛盾。譬如能源和资源价格的进一步市场化会有利于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的改革不等于要国家来决定工资水平，通过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会降低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利润和支付高于市场水平工资福利的能力；收入分配改革也不等于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率，反而可以考虑降低边际税率但是加强征管的办法来减少逃税、避税，从而增加税收收入。

　　文章来源：《社会观察》2011年第5期